《李白与杜甫》的著述动机
李 斌
一
1945年冬，在重庆天官府4号寓所书斋中读书的郭沫若。墙边的“书架”是用弹药箱垒放而成的，它们跟随郭沫若经历了艰苦的抗战生活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最有争议的著作之一。郭沫若学术写作速度很快，但他却在这部著作上耗费心血、反复修改，从写作到出版用了四年之久。郭沫若习惯在著作中附上前言、后记，披露写作动机和经过，但这部著作没有前言、后记，他的心迹隐而不彰。因为诸如此类原因，《李白与杜甫》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争议。竺可桢等人在日记中记录下了阅读感受，恽逸群等人给郭沫若写信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茅盾、周振甫等人在私人通信中讨论其优缺点，萧涤非等人在课堂上回答学生有关这部著作的各种问题。1978年后，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学界呈现更为活跃的局面，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这部著作的学术论文已有两百篇以上，人们对其意见纷呈，但总体上贬多于褒。
有关《李白与杜甫》的评论，竺可桢、茅盾、恽逸群、周振甫等人一面赞誉其“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1]，“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2]，“书中卷首驳陈寅恪（第六页）以李白为胡人，这是正确，陈是胡说”[3]；另一面也指出该著“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考证阐释上“亦有未能使人信服者”[4]，“以为咸阳为碎叶之讹，这有疑问”。[5]
1978年，著名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发表《关于〈李白与杜甫〉》，对郭著在学术上的诸多创新没有提及，却详细指出其“曲解杜诗”“误解杜诗”等多种缺憾，随后很多文章均与萧涤非观点相似，王锦厚、李保均等学者虽抱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充分肯定该著价值，但也不得不承认其“论断过于武断”、存在“若干资料、考证的失误”[6]。
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进一步追问该著的撰写动机。
最初出现的代表性观点是认为郭沫若迎合了毛泽东和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氛围。1979年，夏志清问前来美国访问的钱钟书：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钟书答曰：“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7]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大陆有学者认为，郭沫若之所以“憎恶”杜甫，“原来是因为某个领导人谈过他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于是这位学者就只好用对比的手法贬低杜甫而抬高李白”[8]。台湾学者金达凯认为：“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大都认为郭沫若是揣摩当时领导的心理，迎合毛泽东的好恶，不惜违反自己以往尊重杜甫的言论，作违心之论。”“当大陆政治季候风转向时，郭沫若就换了另一副面孔与口吻，《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种急剧转变的产物。”[9]直到不久前，还有学者认为这部著作体现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表面上是反潮流，但“渗透全书的那种带有‘文革’印记的拔高或苛求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在实际上迎合了这股潮流”[10]。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郭沫若迎合的是“尊法反儒”的政治风气：“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11]“此后不久便随之而来一场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李白与杜甫》以扬李抑杜为基调，正是迎合这种政治运动的需要的。”[12]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成为各种贬低郭沫若人格的网络文章的重要证据。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这些观点，符合反思“文革”、贬低郭沫若的时代思潮，但与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郭沫若对杜甫有微词是其一贯的表现，而并非如上述论者所谓的见风使舵、对杜甫“先扬后抑”。其次，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前后确实公开说过喜欢李白，但后来他对李白也有过严厉批评，他同王洪文、张春桥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13]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共同特点。以郭沫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不可能只知道毛泽东肯定李白的一面，而不知道其否定李白的另一面。故他即便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最后，《李白与杜甫》开始写作于1967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是在1971年展开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郭沫若不可能在四年之前就能预料到后来的高层思想。即便“尊法反儒”开始之后，江青、张春桥多次到郭沫若家里逼迫他对此表态，他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反倒是不断承受毛泽东对他尊儒的批评，还险些被冯友兰、梁效公开点名批判。所以，说《李白与杜甫》为了逢迎毛泽东，赶上“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的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1990年后，开始有学者超越“政治迎合说”[14]，去探测郭沫若通过《李白与杜甫》表达的更为隐秘的心思。最初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刘纳，她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认为《李白与杜甫》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而是“用文学笔法写成的书”，“在‘人民性’的标准尺度和‘扬李抑杜’的表层评价下面，隐隐然藏着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这种“隐微”，即郭沫若通过李白的失败总结自己热衷政治的人生；通过对李白“活天冤枉”的描写表达对“文革”期间遭遇冤屈的文人学者的同情；以“对朋友是否讲义气和对权贵是否巴结逢迎”为做人准则对当时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做法提出质疑。[15]刘纳的观点影响很大。有论者认为应该将《李白与杜甫》“当作散文或者是小说片段来读”，“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隐喻之作”，郭沫若通过李白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忠君”思想进行了反思。[16]也有论者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次精神涅槃，是为自己唱的一首哀歌”，著者对“杜甫‘忠君思想’的恶评，其实质是想唤醒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与人格反思，摆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体现了郭沫若在“文革”中难得的“孤独与清醒”[17]。还有论文认为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作者借学术研究寄托哀思、表达忏悔；对特定残酷环境不满和无奈；有意无意检讨自身，以及对古人进行月旦所表达复杂感情、传达复杂信息的著作”[18]。著名学者谢保成亦持相似的观点：郭沫若对李白政治失败的哀叹“无异于说此时郭沫若自己”，对杜甫的评价是针对当时荒谬的现实：“一边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几乎统统被打倒，一边是被‘馋臣’、‘贱臣’们‘人民化’的‘旗手’正干着‘大不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不得不如是’之‘抑’‘被人民化’的‘杜’的‘苦心孤诣’了。”[19]
这种“人生总结说”和“情感寄托说”的共同点是受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和反思“文革”思想的影响，在政治/文学的二元对立框架下，将郭沫若从“文革”政治中超脱出来，赋予他“孤独与清醒”的先驱者的特质。这些观点产生的初衷在于一些学者反感于贬低郭沫若人格与维护郭沫若形象的需要，并且受到如下两方面材料的支持。一方面，我们以前不能确定《李白与杜甫》创作的具体时间，信任与郭沫若有过通信之谊的周国平等人的说法，认为《李白与杜甫》创作于郭沫若的两个儿子离世之初，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从而赋予这部著作以悲剧和反省的色彩。[20]另一方面，陈明远在大量伪造信件中塑造出一个与当时政治环境疏离的“郭沫若形象”，从而诱导人们从“对抗”的角度去思考郭沫若与局势的关系。但这些说法十分可疑。第一，一部反省“文革”的著作却成为“文革”期间少有的学术出版物之一，相关审查部门不会如此粗心。第二，根据新披露的材料，《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听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经完成[21]，与其“丧子之恸”没有关系。第三，除陈明远伪造的信件外，关于郭沫若“对抗”那个独特时代的证据几乎没有，相反，至少在1967年3月开始写这部著作之前，郭沫若对当时的政治态势并不抵触，只是后来，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去世和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才与局势有所疏离。因此，在政治/文学的对立语境下，塑造出一个“反思”和“清醒”的“郭沫若形象”，可能只是部分学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出于维护郭沫若的需要而产生的良好愿望，而事实上则经不起推敲。
已有的“人生总结说”和“情感寄托说”虽然站不住脚，但《李白与杜甫》也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确“隐隐然藏着作者不便言明的曲衷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只是这种“隐微”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和阐明。
二
1952年4月9日，郭沫若在莫斯科接受1951年度“加强国际和平”奖
《李白与杜甫》按出版时的目录排序，分别为“关于李白”“关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但在写作时间上，最先写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即“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交往”，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3～4月的“关于杜甫”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说，《李白与杜甫》最先写的是杜甫的部分。
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评论杜甫，是有感于当时的杜甫研究现状。这在书中有明确表达：“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22]据书中所引，所谓“近时的专家们”，主要指的是冯至、傅庚生和萧涤非三人。而他们在研究杜甫时，顺带也对李白有所评价。
冯至在抗战时期就开始杜甫研究。抗战结束后，冯至转入北京大学，写出了《杜甫传》。在这部著作中，冯至根据自己辗转大后方的人生体验，对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充满了同情，他一方面赞美杜甫“面对现实，写出许多替人民诉苦、为国家担忧的不朽的诗篇”，另一方面指出杜甫出身官僚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将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但统治者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他的诗歌常常表现出矛盾的一面来。[23]冯至一方面对杜甫充满了敬意，另一方面则认为李白的游侠与求仙“是贵族的、与人民隔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李白对人世间一切的秩序表示反抗，看不起尧舜，看不起孔丘，只为了他自己要有高度的自由”[24]。如此建构出了“人民诗人”杜甫与“个人主义”者李白的对立。
傅庚生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48年到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写出《杜甫诗论》，于1954年出版。这本书主要与仇兆鳌等杜甫研究者对话，仇兆鳌等人认为杜诗“敦厚温柔”“忠君忧国”，足以风化教育百姓。在傅庚生看来，“说杜甫是一贯地忠君忧国，‘一饭不忘君’，把讽刺诗都曲解为歌颂底，是统治者御用文人的鬼话”。“杜甫生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勇敢地站到人民这一面来，讽刺暴露社会上的种种腐败与黑暗的现象，实在是了不起的人。”傅庚生虽然也指出了杜甫“不能走向起义的人民”，思想上有矛盾，但高度评价他“到底又已走向人民这一面来，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与凶残，激动着人民的反抗情绪与正义感，拉长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距离；他既曾写了许多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史诗，在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上是有功绩的”。“一定是人民的诗人，或至少是与人民相结合的诗人，才能够创造出有生命、有血肉、现实主义的伟大诗篇，与诗人的名字同垂于不朽，杜甫正是他们之中的一个”[25]。关于李白，傅庚生则发挥了明人顾宸的观点，顾宸认为，李白从永王李璘，是“文人败名事”，杜甫不以成败论李白，体现了他的“至性”。傅庚生在此基础上说：“李白既从李璘反抗朝廷，失败后定罪流放”，杜甫不站在“统治者诛求”和“被统治者驯伏”的一面对待李白，表现出了“反封建的意味”[26]。
萧涤非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抗战时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并担任《文史哲》副主编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等要职，是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在《杜甫研究》中，萧涤非将冯至和傅庚生的论证进一步推进，确定杜甫是“人民诗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杜甫诗的人民性，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人所熟知的”[27]。萧涤非还感叹说，杜甫以前和同时代的诗人，“都很少意识到人民的存在，对人民的命运，不是毫无兴趣，便是关心不够，很难写到他们”[28]，李白就被包含在这些“很少意识到人民的存在”的诗人之中。
一般来说，学术专著的流通范围主要是学术圈内，但这三部书影响很大。冯至《杜甫传》出版两年多就印刷7次，发行量接近1万册。《杜甫诗论》1956年12月出版了新一版，短短14个月后就印刷了5次，印量高达4.3万册。《杜甫研究》上下卷1956年6月出版，1957年1月第2次印刷时印量高达4.9万册。这些书印量大，读者多，影响了很多学者，著名诗人废名（冯文炳）在1962年发表的《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中将杜甫和鲁迅相比，认为两人“都是憎恶本阶级的感情极重，自己愿站在‘蝼蚁’的一边，愿站在‘孺子’的一边”[29]。鲁迅在当代中国地位特殊，废名对杜甫的评价与萧涤非等人的观点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这三位从国统区过来的学者扬杜抑李，从延安过来的范文澜，在他那本影响极大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尽管明确提出不可“抑李过甚”，但在分论两位诗人时却明显存在褒贬。他称李白政治见解差，永王李璘欲在东南割据，李白从他反对朝廷，“想依附李璘大有作为”，“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负，托体在空虚，而又不忘名利，最后不免日暮途穷堕入污浊中”。李白受不了乱离中的困境，“因而屈服于李璘”，而“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称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30]。
吊诡的是，范文澜、萧涤非等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在评价李白与杜甫时，与当时正轰轰烈烈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的观点竟然惊人一致。
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学史》中认为：李白是“山林隐士”“出世之士”，“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而以杜诗为代表的诗歌，则“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31]。
胡适的观点与一千多年来的传统社会的多数文人士大夫的观点高度一致。中国传统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对杜甫的评价相当高，对李白则颇有微词。仇兆鳌等人将杜诗和《诗经》比肩，这是传统社会对一个诗人最大的赞誉。朱熹论道：“李白见永王璘反，便怂恿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鹤林玉露》称：“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苏栾城集》说：“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冷斋夜话》亦称：“舒王曾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这些看法似乎是胡适等人观点的由来。
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封建的传统文化，胡适更是主张“全面西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文化界自上而下清算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经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后，学者们尽管使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观念和方法研究杜甫和李白，但李杜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杜甫的头衔从“诗圣”换成了“人民诗人”，他仍然高居在诗人的榜首，而李白还是政治上有污点，是个人主义者。这说明在新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更为激进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表层之下，有一种意识倾向仍然坚韧地存在着，它张扬规训、放逐异端，“扬杜抑李”是其重要表征。在持这种意识倾向的人看来，无论是为君还是为民，杜甫都符合社会的伦理规范，表现出了对既有体制的顺从和维护，而李白则是叛逆于社会和既有体制的充满危险激情的个人主义者，是既有体制和社会的异端。
终身为叛逆和激情辩护的郭沫若，敏锐地意识到当代很多学者仍然持有传统观念：“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不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稷，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面孔。”[32]当“完全是儒家的面孔”的研究者的著作在新中国畅销时，说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可能并没有完全改变传统意识。这正是郭沫若深感不安的地方，他要站出来辩驳。
三
对于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尽管郭沫若确曾说过他更喜欢李白，但总体来说，他对他们一视同仁。早在1928年，郭沫若想写一篇《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在“诗的修养时代”的提纲中特别提出了李白和杜甫。流亡日本期间，他回忆在成都上中学时跟李劼人等同学的游乐活动中，亦有“次韵杜甫《秋兴》八首”[33]的往事，的确，在他旧体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的1912年前后，很多作品便带有鲜明的杜甫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也曾像萧涤非等人一样称赞过杜甫，他为杜甫草堂题写过“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的联语。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中，他赞誉杜甫“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他所反映的现实，既真实而又生动，沉痛感人，千古不朽。实在的，艰难玉成了我们的诗人”[34]。对于李白，郭沫若除了将他与杜甫并举为伟大诗人、明确说自己幼时十分喜欢他外，也曾指出他的缺点：“李白等的诗，可以说只有平面的透明。”[35]可以这样说，郭沫若在李杜之间是不曾有过明显抑扬的。再者，郭沫若也不曾将李杜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峰，在他看来，他们的作品是多少有些雅化的，而郭沫若却更喜欢像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那样的民间文学。
《李白与杜甫》之动笔写作，很明显出于驳论的愤激。这种愤激情绪的对象正是那经历几十年的新的文化运动仍然没有改变的传统意识。其实，这种愤激情绪已酝酿多年。1961年，当他看见陈寅恪在文章中居然将陈端生置于杜甫之上时，不禁拍手称快：“的确，我们是有点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对唐宋的旧诗人我们每每奉之为圣哲；而把明清的弹词女作者则一概屏之于俗流。”[36]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修订本在1965年的出版，可能是这种情绪的引爆点，但对于自己的老同事，他是要团结的，故点名批评的是萧涤非等人。
客观来说，冯至、傅庚生、萧涤非等人的杜甫研究是有贡献的。冯至在研究中能处处看到杜甫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即便对“三吏三别”这样的名篇，冯至也能如此解读：“若是强调人民的痛苦，反对兵役，就无法抵御胡人；但是人民在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到了难以担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堵住嘴巴不说。”[37]傅庚生处处与“每饭不忘君”这样的传统阐释对话，认为杜甫很多诗歌不是“忠君”，而是对统治者有着明显的讽刺，并对“沉郁顿挫”的风格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解读。萧涤非不仅综合分析了杜甫诗歌的“人民性”，而且细致研究了杜诗的体裁形式。这些成果不仅与传统杜甫研究有别，亦不同于梁启超、胡适的研究，在学术上是有所推进的。冯至等人的成就，郭沫若当然是知道的。当他的愤激情绪为《李白与杜甫》的创作愉悦所冲淡时，我们不难发现他有认同萧涤非等人观点的一面。如他赞美“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为“很有光辉的诗句”[38]，认为“杜甫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够讽刺唐玄宗的荒宴，在《丽人行》中能够揭露杨家姊妹兄弟的豪奢”[39]等。但在愤激情绪之下，郭沫若却故意处处与萧涤非等人唱反调。对于萧涤非等人以“人民诗人”来延续千百年来对杜甫的“图腾化”，郭沫若硬要打破杜甫身上的神性光环。
最能体现郭沫若打破“图腾”的是分析杜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在成都期间，被一位老农拉着从早到晚饮酒，老农大呼小叫，不断赞美当时的成都府尹、杜甫的朋友和上司严武：“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萧涤非高度赞美这首诗的“人民性”，评其在杜诗中“对劳动人民的品质的歌颂得最全面最突出”，“形象地刻划了田父的直率、豪迈、热情慷慨的典型性格”。“他完全陶醉在这位田父的精神世界之中了。”[40]但郭沫若认为萧涤非等人的分析“完全是皮相的见解”，杜甫写这首诗的目的绝不在于感谢和赞美老农，这首诗是写给严武和他的幕僚看的，是“要借老农的口来赞美严武”[41]。于是，在郭沫若的笔下，杜甫这首“人民诗”被翻转为“马屁诗”。客观地说，郭沫若的分析确实体现出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敏感和丰富的生活阅历，故能目光如炬、如老吏断狱。严武在史书上是有恶评的，杜甫如此吹捧他，十足说明杜甫为了功名和报酬，亦有不分对象、不择手段的时候。
郭沫若还重点研究了“三吏三别”，这六首诗在一千多年来一直受到高度推崇，在萧涤非等人笔下，它们的崇高地位并未改变。冯至认为它们是杜诗中的“杰作”，是“诗的模范”，“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影响了后代的进步诗人”[42]。萧涤非认同冯至的看法，认为这六首诗“一方面根据当时人民固有的‘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鼓励人民参战”，“另一面则大力揭露当时兵役的黑暗并直接痛斥统治者的残暴”[43]。傅庚生认同明人王嗣奭的看法。后者认为，这几首诗写下层百姓，“其苦自知而不能自达，一一刻画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傅庚生认为“造化手”其实就是“现实主义”，还进一步说：“杜甫正是为了人民不能自达其苦，才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诗人的正义感，用一支横扫千军的诗笔，替这些被压迫的人民呐喊。”[44]对于这千百年来的偶像，郭沫若再次无情撕开了他的面具：“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45]
对《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与“三吏三别”的分析，与郭沫若对杜甫的整体评价一致，他认为杜甫过着地主生活、功名心强、门阀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但“新旧研究家们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内障——‘诗圣’或‘人民诗人’，因而视若无睹，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是值得惊异的”[46]。
郭沫若反感的，是被偶像化的“道貌岸然”的杜甫，而对于与体制有些不合拍的不雅驯的杜甫，他反倒有几分喜欢，所以他写了《杜甫嗜酒终身》，将杜甫对酒肉的热爱以及酒后的狂态写得淋漓尽致，还根据自己多年的思考[47]，将杜甫之死说成是牛肉过饱所致，这就有力地将杜甫从偶像拉回了人间。如此呈现的，是不那么雅驯的杜甫，正如刘纳所说：“从郭沫若描述语言中所挟带的热烈情绪可以看出，他对这‘真正的杜甫’不唯不厌恶，甚至有认同感和亲切感。”[48]如此我们可以理解郭沫若后来的解释：“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49]郭沫若在杜甫研究中所要做的，正是通过呈现杜甫不那么雅驯的凡人的一面，来回应那以排斥叛逆、张扬规训为特征的将杜甫“图腾化”的传统意识倾向。
在写作李白部分时，由于没有驳难的对象，郭沫若心态相对平静很多，故能较多看到李白的优点。但他对于李白的缺点亦毫不留情。他说李白一面在讽刺别人趋炎附势，另一面“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50]。当李白感到安禄山叛变迫在眉睫时，他自己却要“窜身南国避胡尘”。郭沫若不禁严厉谴责：“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实在是糊涂透顶。”[51]他还指斥李白受《道箓》是“干下了多么惊人的一件大蠢事！”[52]
如此看来，《李白与杜甫》并非如钱钟书等人误解的“扬李抑杜”，对于李杜，郭沫若要双双祛魅：“其实无论李也好，杜也好，他们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灿烂了。”[53]李杜“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54]，“都紧紧为封建意识所束缚。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55]。他宁肯抬出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苏涣，对于这位早年做盗贼晚年叛逆唐廷的“异类”，郭沫若仔细解读了他仅存的几首诗歌，为他“深知民间疾苦”，“铲平险阻，争取劳苦人民能各得其所”的“造反”精神所折服，称他才是真正的“人民诗人”[56]。
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双双祛魅，实际上提醒研究者，研究问题得从不同角度、正反两方面入手，将历史人物“图腾化”不仅可能与历史真相拉开距离，而且可能固化传统意识的某些偏见。而这种偏见，正是郭沫若以李白为镜像所亲身遭遇到的，故他对于李白的处境感同身受。
四
在一千多年里，尽管不少人认同李白，高度评价李白，但在很多人看来，李白在政治上是叛逆的，诗作华而不实，远离人民，对社会也是叛逆的。这些关于李白的观点，被梁启超、胡适等人继承了下来，也被他们的学生或同事范文澜、冯至、傅庚生、萧涤非等人继承了下来，成为定论。但郭沫若从李白这里看到的却是自己的镜像。李白性格的叛逆、对体制和传统的反抗，正是郭沫若自己的写照，而李白被驱逐的命运，也符合郭沫若当时在文化教育界中的处境。
郭沫若着力为李白的政治活动翻案。其策略是先为李璘翻案。他通过对《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详细考察，认为唐玄宗听从了房琯等人的意见，在逃亡途中采取了诸王分制的办法。李亨负责恢复黄河流域，李璘负责经营长江流域。但李亨在分制诏书下达之前，就已在灵武称帝，他不同意分制，暗中下令讨伐李璘，李璘腹背受敌失败被杀。如此看来，分明是李亨逼死李璘，但成王败寇，后来忠于帝王的史家却认为是李璘反叛，这于李璘是天大的冤枉。李白被李璘请到军中，但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李璘帐下的人事实上是不重视他的。李璘败后，李白本被宋若思等人援救，但有人以他的名义伪造《为宋中丞自荐表》，表中夸大李白的文采，把李亨比喻为懦弱无能的汉惠帝，这样的“任意栽诬”，“便增加了李白的狂妄之罪，率性严加究办，长流夜郎！这在李白真是活天冤枉”[57]。后来虽然在流放途中遇赦，但从此一蹶不振，在流浪中死去，落得一个千秋骂名。
传统观点由李白从李璘“叛逆”等表现认为李白不关心天下苍生，是“个人主义者”。郭沫若对此是不赞成的。为了唱反调，郭沫若就拿李白与杜甫相比，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李白的性格和诗歌都比杜甫“更富于平民性”。他认为，在《赠崔司户文昆季》、《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等诗歌中，显然能够发现“李白不拿身分，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故而，“人们自然也就喜欢他。旧时的乡村酒店，爱在灯笼或酒帘上写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等字样，这是对于李白的自发性的纪念。杜甫也同样好酒，但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地方的酒店打出过‘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的招牌”。“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阶层或者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58]
与“个人主义”相关的，是《李白与杜甫》中有关屈原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在屈原与宋玉之间，杜甫“抑屈扬宋”，是因为他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所认为的屈原“露才扬己”的观点，体现其“封建意识的特别森严”。走笔至此，郭沫若大发感慨：“总之，屈原是不合格的。极力赞扬屈原的人，如贾谊，如司马迁，如李白，也都是不合格的。”[59]而郭沫若，正是现代中国对屈原评价最高、着墨最多的人，从五四时期到他逝世前，他通过诗歌、话剧、学术著作、散文等多种体裁对屈原一直念兹在兹，奖掖有加。他不但赞誉屈原，对具有屈原特点的蔡文姬、陈端生也致以最大的敬意，从而形成了他的古典文学研究的鲜明特色。而郭沫若所赞誉的人，和他自己一样，都个性鲜明、“露才扬己”、富有反叛精神和抒情色彩。当他说这些人“都不合格”时，明显带着愤激的情绪。
郭沫若力辩李白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虽然表面看起来昂首天外、反叛秩序和体制、歌颂醇酒妇人，却有比杜甫更真挚的平民情怀，有拯救祖国于危难的爱国精神，但被误解、被栽赃，落得个“世人皆欲杀”的骂名。这实际上是对自己所受责难的申辩。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领袖，以叛逆的姿态和撕碎一切假面的激情出现在文坛，受到以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为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诟病。胡适、徐志摩等人与他都有过论战。当朱自清用“异军突起”形容创造社时，其实隐隐之中点出了郭沫若的“异己”身份。郭沫若之所以花大气力驳倒朱自清的同事陈寅恪有关李白为胡人的论断，肯定李白是汉人，大概也是对这种异端身份的敏感。
许多学院派知识分子对郭沫若的叛逆和激情都很反感。沈从文在1930年嘲笑流亡中的郭沫若没有纯正的“趣味”，“不会节制”“糟蹋文字”“创作是失败了”[60]。季羡林在1932年的日记中说：“读完《创造十年》，我第一就觉得郭沫若态度不好，完全骂人。”[61]钱钟书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过郭沫若，但在1933年评论曹葆华的《落叶颂》时推崇“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的“神秘主义”，反对“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主”的“自我主义”[62]，在论者看来：“他对自我主义所作的描述，俨然是对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之类‘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冲动的传神写照。”[63]沈从文、钱钟书等人反感“骂人”、反感“自我主义”，要求节制，处处表现出郭沫若于他们作为“异己”的存在，而其背后正是他们对传统的遵守和对体制的顺从。
傅庚生是胡适的学生；萧涤非是季羡林、钱钟书的同学，与沈从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沈从文曾向亲戚推荐他的《杜甫研究》。萧涤非、沈从文等人有着相似的眼光和趣味，这些趣味和眼光虽经过新中国的历次思想改造，并没有根本改变，郭沫若之所以颇为偏激地坚决要同萧涤非等人的杜甫研究唱反调，是切身感到这种排斥异端的道统和学统的强大、坚固和偏执。
而且，这种意识形态还弥漫开来，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共享，体现出了广泛的代表性。就是丁玲、胡风这样的著名左翼作家，对郭沫若的叛逆和不雅驯亦心存反感。丁玲在20年代初偕同学慕名拜访郭沫若，当听到郭沫若在笑谈中对茅盾露出不屑时，作为茅盾学生的丁玲顿时觉得一个偶像坍塌了，半个多世纪后，丁玲还在日记中记忆犹新地写下这段往事。[64]抗战初期，胡风在家信中将郭沫若的“民众动员”和组建第三厅误解为“招兵买马”，扩充个人势力。[65]这些观点与季羡林、钱钟书等人所谓的郭沫若好骂人、是“个人主义者”的观点如出一辙。《李白与杜甫》对于同一阵营的不理解也有讽喻。关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一直是唐代文学的一个热点。傅庚生等人认为杜甫对李白有着“至性”深情，这继承了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的观点。但郭沫若认为杜甫并不理解李白。杜甫在李白流放后写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在郭沫若看来，这些诗对于李白的敌人过于宽恕。同时，李白“体贴着唐玄宗的意旨在办事”，“也想借永王之力扫荡胡尘，拯救天下苍生，然而杜甫却把它说成是找饭吃而受到处分”。这正与胡风误解郭沫若组建第三厅的情况类似。杜甫关于李白最后一首诗《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亦“透露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和西蜀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李白的一般的态度。杜甫处在这种氛围中能够哀怜李白，自然表示了他的友情。但他只怜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来，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应该杀而可以不杀，如此而已”。[66]落笔处，写出了李白晚年的孤独与悲凉。
更让郭沫若担忧的是，这种延续下来、弥漫开来的意识不仅为多数人所共享，且并不如其部分持有者所宣称的那样宽容和大度，而是十分偏执，充满杀气。他们认定自己是对的，对于“异己”，不仅索性宣布“失败”，划在学术和文学的圈子外，还唯恐不能将其消除。1966年4月，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提出“烧书”一说，这实际上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而同样受到压制的一些文人学者却大为不满。他们的不满倒不是认为郭沫若没有骨气，而是认为郭沫若“该杀而未杀”。1966年11月28日，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的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最好弄笔，编古装戏剧，又为曹操、武则天翻案，此次得政府保护，仅轻描淡写地在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中作一自我批评了事，京、沪同人皆不满意。”[67]“同人”可不是红卫兵，这应该也是像顾颉刚一样有着学院派背景的文史研究者，“同人”的意见大有置郭沫若于凶险境地的目的。郭沫若满怀深情地写到李白政治失败后“世人皆欲杀”的悲惨境地，未始不是对自己处境的写照。很多人经过历次运动，却顽强地将其意识倾向保存了下来。
郭沫若逝世后，局势变换，斗转星移，靠边站的文人学者重新掌握话语权，正如郭沫若所预感的那样，这些传统意识倾向的拥护者对他从来就不会宽容。周汝昌回忆自己从“五七干校”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李白与杜甫》被人“误解”的那段往事时愤慨地说：“平生忍辱负垢之事不少，而此亦‘大端’也。”[68]直到现在，黄永玉还在访谈中说郭沫若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序是对沈从文“最大的一个耻辱”[69]。这些学者讨论其他问题都能心平气和，唯独谈到郭沫若，就按捺不住情绪，看不到其可取的一面，足见其中的某种偏执和顽固。胡适、沈从文、萧涤非、周汝昌等人的朋友和学生很多，且长期占据知识界的重要地位，他们的看法影响了普通人，因此对郭沫若的非议从未间断，于今尤甚。这是在郭沫若的意料之中的，他在讨论到李白和苏涣的失败时反复说：“李白豪放，写了不少忧谗畏讥、愤世疾俗之作，有时非常沉痛，非常激烈。这其实就是打中蜂窠的弹子了。尽管玄宗换为肃宗，而毒蜂窠依然还是那个局面。因而李白便不容于世而困死在当涂。”“毒蜂窠太大了，整个封建社会就是颗大毒蜂窝，一个弹子自然无可奈何，弹子少了也是无济于事的。”[70]
有论者在论述沈从文时曾提出如下深刻见解：“反主流的郭沫若和丁玲们是历史上的偶然的瞬间，向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的抗争终归失败，而沈从文则代表了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透过这种神圣的历史‘常识’和‘势力’的不可摇撼和终归胜利，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那种温文尔雅和极度节制的语调也难以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傲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郭沫若、丁玲们当时对此强烈的愤慨。”[71]《李白与杜甫》正是郭沫若在这种强烈的愤慨情绪下，向那坚硬的传统的意识倾向所做的最后抗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李白一样，难逃被漫画化和放逐的悲剧命运。
（本文摘自《流言与真相 革命视野中的郭沫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注释：
[1] 《恽逸群遗作选》，《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2]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第29页。
[3] 《竺可桢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第382页。
[4]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第29页。
[5] 《竺可桢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第382页。
[6] 王锦厚：《略论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郭沫若研究专刊》（第四集），《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1983年。
[7] 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台湾：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第372页。
[8] 张亦驰：《杜甫“冤案”》，《北京晚报》1980年9月6日。
[9] 金达凯：《郭沫若总论：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463、456页。
[10]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71、276页。
[11] 陈榕甫：《杜甫优劣古今谈》，上海《文汇报》1980年12月17日。
[12] 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
[1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485页。
[14] 杨胜宽在《〈李白与杜甫〉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中将相关研究归纳为“政治迎合说”“情感寄托说”“人生总结说”“人格解剖说”“审美取向说”五种，本书在此基础上将其归结为两种。
[15]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
[16] 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2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230、231页。
[17] 刘海洲：《时代的反讽 人生的反思——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艺评论》2011年第2期。
[18] 王琰：《〈李白与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变奏》，《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9] 谢保成：《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2期。
[20]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邵燕祥《〈李白与杜甫〉传达了晚年郭沫若怎样的心灵信息》（《北京日报》2004年9月6日）都认为这部著作带有抒发“丧子之恸”的色彩。
[21]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098页。
[2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第125页。
[23]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第183页。
[24] 冯至：《杜甫传》，第32页。
[25] 傅庚生：《杜甫诗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64、75、76、351页。
[26] 傅庚生：《杜甫诗论》，第177、178页。
[27] 萧涤非：《杜甫研究》（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第1、61页。
[28] 萧涤非：《杜甫研究》（上），第78页。
[29] 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人民日报》1962年3月28日。
[3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第673、676、680、681页。
[31] 胡适：《白话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05、206、220页。
[3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第181页。
[33]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
[34] 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光明日报》1962年6月9日。
[35] 《郭沫若诗作谈》，《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16日。
[36] 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
[37] 冯至：《杜甫传》，第86页。
[38]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61页。
[39]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56页。
[40] 萧涤非：《杜甫研究》（上卷），第73页。
[4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40～141页。
[42] 冯至：《杜甫传》，第86页。
[43] 萧涤非：《杜甫研究》（上卷），第24～25页。
[44] 傅庚生：《杜甫诗论》，第239页。
[45]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35页。
[46]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203页。
[47] 郭沫若在20年代的小说《万引》中曾思考过杜甫死于食物过饱这一问题。
[48]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4期。
[49] 《郭沫若同志就〈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复信》，《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50]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38页。
[5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54页。
[5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86页。
[53]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15页。
[54]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3页。
[55]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47页。
[56]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248页。
[57]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76页。
[58]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18、120页。
[59]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79、180页。
[60] 沈从文：《论郭沫若》，《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第153～160页。
[61]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61页。
[62] 中书君（钱钟书）：《落日颂》，《新月》第4卷第6期，1933年。
[63] 龚刚：《反浪漫主义的诗学檄文——解析钱锺书唯一的新文学作品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64]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第24页。
[65] 吴永平：《〈胡风家书〉疏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66～67页。
[66]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10、112页。
[67] 《顾颉刚日记》（第10卷），中华书局，2011，第568页。
[68] 周汝昌：《李杜文章嗟谤伤》，《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4期。
[69] 张新颖：《黄永玉先生聊天记》，《钟山》2017年第1期。
[70]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249、250页。
[71] 旷新年：《沈从文的传奇》，《新文学的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