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文字,是一位叫李湘的台湾同胞写给莫言的公开信,就是那位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共同经历的幼年时代,中国的确很落后。但那落后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遗产。”
“先生的书,我是读过几部的。……我在阅读后感到非常不能理解。并不是不能描述中国过去的贫穷和落后,但是过分的放大和杜撰情节,是我难以认同的。”“我们一辈子拼命地在外国人面前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可是您的书把中国人的生活描绘得过于不堪丑陋,这真的让人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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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在那么多国家的文人墨客和政治人物云集的会场上,您心安理得地侃侃而谈,把您的童年到中年时代描绘得一律黑暗无比,看起来只有绝望,却没有一线的希望。”
在信的最后,这位台湾老先生接着写道:“我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处,我首先得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强起来,外国人不再有偏见和恶意。”“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身为华夏一子,想提醒莫言先生:您也是中国人啊。”
首先,我觉得不管这位老先生说得有没有道理,但他这种爱国的精神值得点赞,尤其还是一位台湾同胞,更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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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莫言先生的书,我没有看过,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毛泽东有一篇关于文艺的延安谈话,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换句话说,文艺也是有阶级性的。那种认为文艺是超脱于阶级之上的认识,应该是错误的。因为,只要阶级还存在,则文艺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这种阶级性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作者所持的立场和观点。
前两年,某些人就武汉疫情发表一些文章,按理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这是好的。但一来所写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不能信口胡说;二来还应该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这也是写作的社会意义所在。如果内容既不真实,又不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那这样的作品究竟是为谁而写,又是为谁服务呢?
爱国爱民不能停留在嘴上,作为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让他的作品来说话。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艺工作者,不能因为个人的某些遭遇,就以偏概全,以小见大,甚至上纲上线,从而给读者或者观众带来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