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书《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出版，书中精编了鲁迅先生与抗战有关的文章、发表的宣言以及鲁迅去世后社会各界的纪念文章，为鲁迅研究与抗战研究打开了新的角度，填补了空白，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该书编者之一、中国文联民间文艺中心副主任刘加民。
《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
刘加民 房玉刚 编 团结出版社
他为民族思考，为民族发声
抗战不是一个人的抗战，是民族的抗战，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仁人志士，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人，都对抗战表达出自己的一腔热血，表达出自己正义的声音，鲁迅也是如此。之所以可以说“鲁迅的抗战”，是因为鲁迅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代表整个民族的。
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其实是很深的，他在日本留学七年，对日本的国民性很了解，对日本的文化、历史都有很深刻的体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鲁迅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1935年的时候，鲁迅讲：“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还是不得不买的。”这时候，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恶行鲁迅不可能置若罔闻，不可能置身事外。但鲁迅在这个时候仍然讲出这个话，这说明鲁迅的立场是客观的。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了我们民族强大、不受别人欺负所说的。
社会上对鲁迅的这些言论有一种简单的误解，认为鲁迅几次出言肯定日本文化、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是在维护日本，是在美化日本，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对鲁迅的误读！他这段话不是在为日本人说话，而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站在爱国的立场说话，是在两国国民性的对比中，启示中国自己要强大起来。在他的视野中，从来都是将中华民族的发展放在首位的，之所以肯定日本国民性的长处，无非是为了促使中国国民性向好处发展。鲁迅对日本文化有再多的欣赏，对日本有再多的了解，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没有含糊过，在原则面前从来都没有退让过。
鲁迅灵柩上覆盖“民族魂”三个大字，鲁迅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他对民族最大的爱，体现在他为民族思考，为民族发声。
鲁迅虽然没有经历过全面抗战时期，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鲁迅写了很多关于“抗战”的文章，论述自己对于抗战的看法和理解，对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战文艺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的抗战》既是对鲁迅的研究，也是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刘加民从“鲁迅的抗战”切入，为鲁迅研究和抗战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角度。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为《鲁迅的抗战》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从《“友邦惊诧”论》到《我要骗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鲁迅就撰写了一篇《“友邦惊诧”论》。文章首先依据新闻报道，揭露当时“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的事实，接着又用排比句痛斥日本侵略者“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的滔天罪行。白纸黑字，掷地有声！这篇文章长期被选入中学教材，大多数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想必都读过。还是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一切谣言击得粉碎！
不过，鲁迅这类直接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杂文并不很多，其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对抗日言论的压制。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一文中，鲁迅把当时的舆论环境讲得很清楚：国民党当局认为“排日”是一个被共产党利用的口号，“借口抗日，意图反动”。1932年爱国学生和平请愿呼吁政府抗日，遭到的却是逮捕和拷问，有人被迫害致死，则用“自行失足落水”来欺骗舆论。鲁迅有一个笔名叫“华圉”，就是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个监狱，对言论的钳制比罐头还要严。鲁迅《且介亭杂文·后记》有一句深沉的话：“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对鲁迅生活的“地方”和“时代”产生隔膜，对鲁迅其人及其著作必然同时产生隔膜。
不过，尽管如此，鲁迅主张积极抗日的言论仍曲折地表现在他的很多篇杂文当中，主要内容是：一、宣传团结御侮，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宣传切实抗日，反对在国难时期营私利己，将抗日游戏化。除开撰写杂文之外，鲁迅宣传抗日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扶植以抗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通过认真读书和实地观察，鲁迅形成了自己的日本观，其基点就是将日本广大民众跟极少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军国主义者加以严格区分。准确、全面了解鲁迅的日本观，是全面、准确评价鲁迅的一个必备条件。
（本文节录自陈漱渝《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话题》，标题为编者所加。陈漱渝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刘加民。
【访谈】
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就抨击了日本侵略行为
读+：为什么会想到要编《鲁迅的抗战》这本书？
刘加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毫无疑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所达到的高度，是难以超越的。放在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和百年不遇大变局的背景之下看，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和人品、他的影响力和作为文化偶像的符号价值，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我主编这本书的触发点是有人说鲁迅“不抗日”，这个说法时隐时现，存在了很多年。2016年鲁迅去世80周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鲁迅的抗战》发在《光明日报》上，用事实驳斥“鲁迅不抗日”的论调。我发现，以前我们的抗战史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的，而鲁迅1936年10月19日就去世了，他似乎的确没有参加抗战。但是随着国家定义“十四年抗战”，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鲁迅至少有5年时间亲历了抗战，那么他究竟有没有抗日？翻翻当年的史料就可以一目了然。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有些专业人士甚至不知道这个已经进入中小学教材的关于抗战历史起迄的调整。于是我这个外行，只好硬着头皮披挂上阵了。
《鲁迅的抗战》这篇文章在知网上的引用率很高，可见影响力不小。后来我换了题目《“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做了什么？》在自媒体上重发，反响依然很大。说明这个问题的确有敏感度和关注度，解决了很多人悬在心头多年的疑问。从图书策划的角度，这也应该是一个好选题。于是我就和另一位编者房玉刚一起，把鲁迅关于抗战的文章找出来，把当时社会各界的宣言、讲话、纪念文章等等找出来，汇编成这样一本书。
有些人编弄花边旧闻，矮化、丑化他的形象。郁达夫那篇《怀鲁迅》有一句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我认为，历史人物之所以是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历史的某个层面或者方面。所以评介历史人物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社会角色”上来，不能本末倒置，主次颠倒，不要侵蚀和淡化他的“主业”。
读+：有学者认为，早在1926年，鲁迅写的《藤野先生》，就抨击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也属于抗日文章，您怎么看？
刘加民：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主编的《鲁迅的抗战》出版之后，有几个鲁迅研究专家告诉我，鲁迅的抗战其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开始了。比如陈漱瑜、曹振华等几位老师，都是这个观点。
日本统治者自兴国以后，逐渐装不下膨胀的扩张野心，开始觊觎中国。甲午之战开始付诸野蛮行动。进入二十世纪，其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鲁迅对日本的了解的确早于常人，他对日本的扩张野心，也早有“预警”。鲁迅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主要记叙了他1904年至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的学习与思想经历，表达的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恩师的深情感念，既由衷赞扬了日本人民的优秀品质，也抨击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杀害中国平民的罪行，揭露了军国主义思想对日本人的毒害。
鲁迅很少空喊口号，更多“以笔为枪”
读+：我们看到，鲁迅关于抗战的这些文字，很多都写得很隐晦、很曲折，为什么鲁迅在文章里不能痛痛快快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类话呢？
刘加民：鲁迅从来不喊打喊杀，因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进行的是文化抗战，是以笔为枪的灵魂深处的战争。文学家手上的武器是笔，所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所谓“我有两个司令，一个是朱司令，一个是鲁司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当时抗日言论受到压制的大背景下，他很注意斗争策略，主张“堑壕战”，反对“赤膊上阵”的无谓牺牲。他不是一时的热情和亢奋，而是充分地认识到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一直激励人们进行韧性的战斗。
本书中除了收录他70多篇抗战诗文之外，还收录了6篇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当年10月15日，他领导下的“左联”发表宣言，抗议日本侵略；左联与美术研究会联合编辑的连环图画《东洋人出兵》也同月出版，大胆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左联派代表参加“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并安排作家深入前线采访，撰写抗日宣传文章，鼓舞士气，同仇敌忾。
1932年2月4日，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进攻上海。1932年2月7日，鲁迅等129名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积极推介年轻作家的抗日作品，是鲁迅积极参与抗战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当时文坛的主将，鲁迅一言九鼎。他大力推介了一些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使一批文学新人快速崭露头角。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终于出版发行。鲁迅为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年轻作家，亲写序言，高度评价。葛琴的短篇小说集《总退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军民在1932年1月到3月“淞沪抗战”中的英勇表现，鲁迅也为之作序，盛赞其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
鲁迅还领导了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主张作家应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抗日旗帜下面要保持各自的文学特色和思想意识，不赞成一刀切，非此即彼。
1936年10月1日，鲁迅距离逝世还有18天，他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仍会同21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民族大义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超越派别、团结御侮的高度，这对文化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能够迅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积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鲁迅公开发表的主张。但是鲁迅的抗战文字当中，几乎都包含着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上一些思潮、现象的讽刺，这和“全国一致对日”是否矛盾？
刘加民：鲁迅是一个清醒的思想者和革命者。他做文章，分析时事，从来不会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反思国民性、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思想的核心点。
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他对中华民族的歌颂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鲁迅的抗战》一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贪得无厌，对于中国土地步步蚕食；国民政府大搞“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内战。对于这样无能腐朽的政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痛彻心扉，鲁迅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同时，在抗日的风潮将起未起之际，必然会有一些社会上的沉渣泛起，这也是鲁迅深恶痛绝的。比如一些商业化、庸俗化的口号，也试图蹭上抗日的温度，书中所选《沉滓的泛起》就批评了有不良商家打着抗日旗号做广告，是在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取到自己手里。
诸如此类的文章，也会让不明就里的人觉得鲁迅抗日的态度不够“火热”，似乎太“冷静”。但是真正懂得鲁迅的人，还是看到了鲁迅冷静背后的热情，他的痛苦正是来自“冷与热”剧烈交锋的体验，是“丰富的痛苦”。鲁迅对“沉渣”的反感，正是因为胸怀热情。对此学者钱理群、王富仁等多有论述，此不赘言。
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偶像
读+：怎样看待鲁迅与日本朋友的交往？在您看来，鲁迅的“日本观”究竟是怎样的呢？
刘加民：学习日本的优长，改进我们的不足，是理解鲁迅的“日本观”的关键。鲁迅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民粹主义者，而是现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之一。对于外来文化，他的“拿来主义”至今振聋发聩。可以说，他的超越性与我们前进的方向，不谋而合，志同道合。
关于鲁迅的日本观，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讨论过。所谓知人论事，是研究历史人物的法宝。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环境用今天的眼光评价历史，未免太荒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成为中国年轻人了解西方、了解日本的“近师”。鲁迅译介西方著作，很多就是通过日语转译的。
鲁迅去日本，初衷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在日本度过了7年，其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歌颂斯巴达人以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者，借以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唤醒中国人民起来斗争。他剪掉象征封建压迫的辫子后专门照相，并在照片背面题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送与好友许寿裳，以表达自己为国捐躯、矢志不移的决心。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不会为一些闲言碎语所迷惑，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支持鲁迅，相信鲁迅。比如，有人说鲁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其实这谣言的来源，一是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分歧，还有就是来自敌方的造谣。上海一些无聊小报当年就登载文章，说鲁迅通过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向日方出卖情报，这样低劣的造谣手段，在那个年代根本没人信、没人理，连反驳辟谣都不必。但是，到了21世纪，有人又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谣言翻出来，把无稽之谈当成“揭秘”。其实，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夜，鲁迅就被尊为“民族魂”，当时的中国人已经给出了对鲁迅最中肯的评价。
鲁迅认为，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统治者，普通百姓也是受害者。他对善良的日本人有敬意，对于内山完造等不少日本朋友的友谊，也屡见笔端。在作品中，鲁迅对于日本民族的优点也多次进行了毫不掩饰的肯定：“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可见，鲁迅从来不是盲目反日、排外的民粹分子，而是一个清醒的爱国者。
我们现在研究“鲁迅的抗战”，除了强调他活着的时候做了大量的文化抗战的工作，还在于他去世之后让无数中国人在他的旗帜引领下奋勇前进。更重要的，置身于百年不遇大变局中的中国人，“鲁迅精神”依然值得珍惜。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文化偶像，因为偶像可以凝聚起更大的力量，所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正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