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网友在讨论莫言的一段谈话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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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里莫言讲到自己儿时的经历说:
“一直到18岁的时候就是一条短裤……在15岁以前,非常抱歉没有穿过衣服。当时因为饥饿,一到夏天的男孩都是一丝不挂。不是因为有暴露身体的癖好,而是我们没有衣服可以穿。每个人都晒得黑黝黝的,像煤炭差不多。”
莫言一直被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塑造为“敢言”的形象,这段话的确令不知情的网友非常吃惊,似乎一下子知道了毛时代的某些“真相”。
为了厘清真正的“真相”,笔者就把之前被莫言投诉删除的文章,整理重发一下吧。评论性的内容就不讲了,免得莫言又投诉笔者污蔑他,本文仅围绕事实进行叙述。
其实类似上面视频里的话,莫言在香港公开演讲时也说过:
“8岁——穷得光着身子到处跑,狗一样把任何能吃的东西塞进嘴里,十岁前不知道啥是照相……”
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一张莫言在1962年春天拍摄的照片:
![](https://static.hswh.org.cn/d/file/p/wechat/202401/782b7e8727b89738783bf52b9f791801.jpg)
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莫言的堂姐。
从这张照片看,我们很难将照片中穿着并不光鲜却很得体、胖乎乎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形象,与莫言“15岁以前没穿过衣服”、“十岁前不知道啥是照相”的话语联系在一起。
莫言在他的散文《从照相说起》中,亲自讲述了童年时拍这张照片的过程和经历:
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课间休息时,就听到有同学喊叫:照相的来了!大家就一窝蜂地窜出教室……这时我堂姐走到照相师傅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三角钱,说:我要照相……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这时,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我一个箭步窜到照相机前,与堂姐站在一起……
可见,这次照相机会是莫言“蹭”到的,不可能是刻意的摆拍,也不是因为知道照相,在上学出门前就“借”到了衣服来拍照。
莫言出生于1955年,拍摄照片时刚刚7岁,正处于被莫言等人反复控诉的最困难时期,很难想象8-10岁的莫言还能比这时过得更惨。
莫言在散文里简单交代了堂姐的命运:
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老了。照相的事,尽管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篇散文发表于1999年第5期的《小说界》。按照时间推算,莫言的堂姐死于“十几年前”的八十年代。她没有莫言那么幸运——当兵、上大学、进城,死的似乎也比较“冤”:“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老了。”
(“老”是山东方言“死”的意思,莫言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毛主席老那天》,抒发自己对毛主席“老”的幸灾乐祸和嘲讽指责。)
看来,如果当时莫言的老家还有卫生站或者下乡医生的话,莫言的堂姐完全可以不死的。
莫言在《<丰乳肥臀>解》中也讲过他母亲生病的事: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蜂蜜一样的汗珠排满她的脸,其实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泪……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后来莫言母亲病危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
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手术就在母亲生我们的炕头上进行,我们躲在墙根,听着母亲的呻吟,听着刀剪的声响,看着护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来。
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
莫言的母亲能够得到救治,先是“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后来又是“县里的医疗队”,而且是“义务看病,不要钱”。
描述这段经历时,莫言故意撇开了对宏观历史背景的交代,他那篇《<丰乳肥臀>解》主旨也并非讲母亲被救,而是讲时代和封建观念带给母亲的苦难;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而言,这段历史不应该陌生: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指示发出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到毛主席逝世,五六百万人的赤脚医生队伍建立起来了,农民不出门就可以看病,而且是通过合作医疗免费看病!
可以说,正是毛主席救了莫言母亲的病;反倒是莫言堂姐在后来赤脚医生制度被废弃以后,遭遇的“意外之死”;而莫言母亲的“最后十年”(1984年-1994年),因为农村医疗资源重归贫乏,还要倚赖已经成为大作家的莫言每次“探家”带她去县城甚至省城医院看病:
在她最后的十年岁月里,我每次探家,几乎都要陪母亲进医院,她老人家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十年。母亲的许多病都是在月子里种下的病根。1994年1月29日,我的母亲因肺心综合征去世。
然而,这样的真实历史,却被莫言用“岁月史书”这个道具在他的作品里完全颠倒过来了,以至于他自己可能有时都分不清“虚构”与“真实”了,进而在谈个人儿时经历时满嘴跑火车。
孔庆东老师针对这样的现象有过一段犀利的点评:“文学虚构可以改变真实记忆,甚至作家也会迷失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