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网编者按：7月29日，仲先生收到老朋友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先生一篇文章，读后感到谬误颇多，为了不使这些错误观点误导社会，仲先生写出下面的文章进行回应。应当说杨先生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仲先生前些年也有同样的思想，只是到了这些年对儒学有了一些研究之后才有所变化。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到底应当如何评价儒家亲情文化、官本位文化等主题进行了讨论。仲先生指出，不能盲目扬弃儒家伦理，对其中合理的和宝贵的成分要继承、吸收和发扬，特别是对儒家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也要吸取其宝贵的部分。这确是当前中国社会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应当对中国社会产生震撼作用。
为儒学辩护：警惕当代学者误读中国历史与文化
----评杨曾宪先生的批儒文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研究员 仲大军
2005年7月31日
一、反思近代以来我国过度的反孔运动，
亲情文化与工业文明应当并不矛盾
认真地拜读了杨曾宪兄传来的这篇文章《儒家伦理与中国式腐败的关系》，读后认为，此文的分析既有合理和正确之处，又有错误之处，最大的错误是将中国近代历史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文明混乱统统加罪于儒家文化，这既是对儒学的一种不公，也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误读。
引起杨先生重点批判的是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和仪礼文化，他认为这种亲情文化总是与现代的法治文化相冲突，阻碍法治社会的顺利建立。的确，亲情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孟子曾说过：“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亲情和仁爱是一个社会难得人伦，是连动物都具备的基本本能。但它是否一定就与工业化的法治社会相悖？还需要讨论。
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不是亲情文化阻碍工业社会的工商法治伦理，而是工商法治伦理残酷无情地吞噬了亲情伦理。儒家伦理的亲情文化是所有封建文化的共同特点，并非儒家独有和中国独有。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受了与其他国家封建伦理一样的摧残待遇。西方国家封建伦理的命运我们早在青年时期读《共产党宣言》时就了解过一斑，马克思这样描述说：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的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都要按工业社会所规定的法则办事，都要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工业社会加资本主义的工商法治文化就成了打破封建关系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中国和英国一样，在刚刚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之初，1919年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也就是从民国开始不久，革命者就与儒家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决裂。那一时刻诞生的一批老革命前辈无一不是坚决的封建文化反对者。这一阶段的反儒运动，从个人角度上讲，主要出于打破封建礼制的人身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解放。从政治角度讲，是冲破封建等级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应当说，这一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它冲破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牢笼，给中国人民带来个性解放和生活自由，给中国创造了建立民主共和新社会政治制度的条件。
中国近代的反孔运动，首先冲破的是个人行为上的封建束缚，譬如婚姻包办、“三从四德”的旧俗。到了1949年建国之后，引进共产主义新文化，封建的儒家传统文化已经被完全扬弃。尽管在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中还有所保留，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以及“批林批孔”之后，中国人已经彻底将儒家文化忘记和抛弃。
由此看来，中国与当年的英国一样，在与传统决裂的问题上决不心慈手软，只不过中国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理想文化，英国用的是资产阶级金钱资本和自由民主文化。这两种文化哪一种对历史文化的瓦解和破坏程度都是巨大的。如果英国资产阶级将封建时代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都淹没在金钱的冰水里，那么中国曾一度用阶级斗争理论将儒家的亲情文化砸得粉碎，文革中出现了一批六亲不认的红卫兵小将。
儒家伦理和礼教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的确需要破除，对于这一点，我想没人死守封建主义的陈规旧俗。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在反孔批儒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这种做法的后果是既反掉了儒家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反掉了儒家宝贵的人伦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理念。
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儿女不孝顺不说，连基本养老的责任都不执行。家庭冷漠、人情淡漠已象阴影一样袭上中国，当年英国的马克思描述的一幕正在上演。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孔孟之道对于这样的社会还有一定的维系功能。如果都以法的关系和金钱的关系来维持这个社会，那谁能想象中国会变成怎样得冷酷无情？
现在我们来反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近代的表现难道都是正确的吗？对儒学的大肆摧残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进步吗？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一定比封建主义文明吗？封建主义还有温情脉脉，资本主义难道只有船坚炮利、金钱追求吗？我们能不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残酷性和无产阶级极左革命的残酷性吗？杨曾宪先生不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反而将维系传统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视为罪孽的根源，是不是表明我们一些学者的头脑已经完全被西方伦理和框架所俘获了？西方的工业文明难道就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正确选择吗？当今流行世界的工商文明是不是已经走向极端？中国的某些学者是不是走入了认识的歧途？工业文明和法治社会就一定剿灭亲情吗？这是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误区？
中国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辨别能力。到底是谁错了？
二、“失根一代”的行为非儒学所为，
不能把封建主义与儒学混为一谈，
在这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培养出了一代既无儒家文化根基、又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又缺少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所有表现（包括腐败）都是当代革命文化和其它文化的产物，都难以用儒家文化的影响来解释。如果将这一时期的“缺德”和腐败归罪到儒家伦理身上，那简直是对儒家伦理莫大的歪曲。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皆来自儒家文化，用儒家文化来代替一切，这是绝对错误的认识。中国的许多风俗是封建社会的风俗，并不一定与儒学有关。实际上儒家还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举个例子来说，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颁布法令，整肃朝野，在《史记》的“秦始皇本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出游，先到湖南的九疑山，然后顺江而下到浙江，登会稽山，祭祀大禹，眺望南海，立石刻碑于山上。碑文里有这样一段整肃社会风俗的话：
“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豕叚），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末不顺令。”
这段碑文翻过来可译为：“有了孩子的妇女如果改嫁，是背叛丈夫不贞的行为。以仪礼防禁内外，禁止淫乱行为，男女必须洁身自爱。做丈夫的与别人妻通奸，杀死他也不算罪过。男子务必行为端正，。妻子逃走另嫁他人，做儿子的可以不认这个母亲。要用教化的方法使民风廉洁清明，移风移俗，修养美德，尊规守法，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从此法律可以看出，秦朝时期，我国的风俗习惯就已经非常严格。秦始皇可谓法家，他焚书坑儒，对儒者大张挞伐，但是他制定的法度要比儒家可能严厉得多。儒家尽管也讲究具体的仪礼，但儒家真正讲究的是规范人行为的伦理道德，是“春秋大义”。譬如，淳于髡与孟子讨论男女关系，嫂子掉到水中后，要不要援之以手？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淳于髡又问：“今天下溺矣，何也？”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学者真正关心的是大的治国之道，社会的风俗伦理仅仅是儒学的次要内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产物，不能认为是儒家造成了中国的封建性。儒家甚至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群开明人士。
请问当代的50多岁的这批学者们，有哪一个真正学习过儒家文化？怎么能仗着对儒家文化的一知半解就断然对儒学进行否定？请问今天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包括杨曾宪先生在内，哪个从小就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哪个真正了解到儒家文化的一点精神？
我曾经将这一代人形容为“失根的一代”，你既然并没有真正受儒家文化教育过，怎么能将今天社会中的许多坏东西都归罪到儒家文化身上？难道儒家文化是娘胎里就带来了吗？如果一种文化可以遗传，那么人们有什么必要从小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知识？
毫无疑问，儒家文化今天正在充当着一个替罪羊的角色，被人们捧来贬去。特别是杨曾宪先生在没有将狭义的儒学和广义的儒学搞清楚的时候，就断然将当前社会芸芸众生的表现都归咎于儒家影响，这样做未免太笼统了。的确，官本位、等级观念等社会表现与儒家文化关系密切，但将腐败等龌龊现象都从儒学里溯源，那就太不了解儒学了。
儒学做为一种学说，它的存在具有两种意义，一种学问的价值，一种是实践的价值。特别是当儒学被统治者拿来利用时，又出现了一种官场上的儒学，这种儒学成了对官员的一种功利性的规范。因此，儒学可以分为知识儒学和御用儒学，前者在于认知，后者在于实践。儒学自从诞生之后，在实践意义上，就从来没有被全民完全接受过，特别是儒家的政治学思想和经济学思想。如果说儒学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那纯粹是一腔情愿的空想和假说。
应当从几个层面上认识儒家的影响和作用，儒家所提倡的“孝悌仁义礼智信”，在“孝悌礼智”方面社会比较容易做到，这些伦理融入大众的行为比较多。但儒家最难实践的是“仁、义、信、中庸”。所以，儒家之学的内容有难有易，儒家文化的人伦部分被社会接受得较多，但儒家的中庸、仁义信等是极高的道德修养，除了君子可以做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做不到的。即使某些君子可以做到，也有程度之分。这也是孔子为什么将天下黎民分为君子和小人的原因。
另外，在对孔学的实践和学习过程中，儒学被理解得并不完全一样，一个老师一个样，各人有各自的理解。因此，儒学在被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宋明时期的各派学者便是例证。
几千来，儒学只是被少数人所接受，也就是这一部分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但并不能因此说，中国整个社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儒学的实践，各种邪端异说、风俗习惯与封建统治法条仍然在儒学之外大量存在。因此，把当今大量社会的混乱现象统统归咎于儒学，未免有失公允。
三、正确认识儒家的政治观，不能盲目地否定官本位，
实际上，真正有儒学修养的人反而是难以腐败的人。在这里我们要把真正的儒学修养与假修养区分开来。儒学是一种修身之学，即使是从小就熟读经书，对儒学经典背得滚瓜烂熟，一个人也会出现思想与行为脱节、口是心非的现象。正是由于儒学修养难以真正做到，所以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伪善、伪君子、潜规则等现象。杨曾宪先生最大的错误是将伪君子现象当做儒学来批判了。
儒学是教人如何做正人君子的学说，儒家政治学思想的第一准则便是正派、公正、正直。儒家是积极入世的理论，但儒家的当官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为民服务。《论语》“为政”篇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儒家将社会管理者的道德和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执政者的道德和地位象北斗星一样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儒学最高的精神应当是大公与正直。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可以反映出孔子的基本政治观，就是必须把正直公正的人选上去当官，这样社会才能对政府信服，服从管理。
儒家文化的确有着“官本位”的意识，但儒家的官是为民服务的官，不是贪官和昏官。如果中国当今的官员都是儒家标准的官员，那么社会流行“官本位”也没什么不好。关键是今天的官员腐败得太多了，才使人们产生了厌恶“官本位”的念头。
儒家重官，是因为当官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治国本领，施展自己的才智。当今的中国社会，抽掉了儒家的精神实质，把当官当作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台阶，这与儒家思想根本是两回事。因此，可以这样判断，当今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官员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道德伦理缺失导致的。而杨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将官本位和官员腐败的根源统统归诸于儒学影响，实在是一种曲解。杨先生怎么能忘记了：中国虽然官本位意识比较浓，但中国也有着强大的清官意识。当提倡清官的儒家伦理衰弱之后，官吏如何能不腐败？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存在着很多人性的缺陷，儒学的产生恰恰是为了矫正那些人性的缺陷。但儒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它尽管可以成为官学和显学，但也很难真正地被付诸实践和身体力行。2500多年以来，我国历史一直是在文明与野性几种力量的博弈中进行的。一旦社会失控，各种丑恶都会涌出，这种时刻正是儒学最无奈的时期。
四、儒学是一门提升人格尊严的学说，
儒学具有强大的反腐败功能，
当今中国正处在这种时刻。因此，这一时刻的中国真正需要儒学，而不是误解和抛弃儒学。当然我不是说儒学没有糟粕，儒家文化毕竟是那个农耕时代的文化，带有很大的等级观念，把人分为小人和君子，高尚的人和卑鄙的人。这与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不同，但儒家经典中有大量的精华需要我们继承和学习。且不说儒家对做人基本原则诚信和仁义的倡导，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儒家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
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正义与尊严的学问，提升人格的学问，它教人如何摆脱无耻、卑鄙和下贱；它教人如何刚毅和高尚。当我们随口说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天地有正气，道义为之根”、“舍身取义”这些经典语句时，心中不能不油然生出浩然之气。这些人格熏陶能是当今中国腐败之原因吗？显然杨曾宪先生是搞错了。
趋势附炎不是儒家的做派，卑躬屈膝更不属于儒家文化。儒家是提倡“三从四德”，但儒家更提倡“大丈夫”气概，在要求妇女顺从的同时，更要求丈夫以身作则。中国社会的一些弊端恰恰是儒学没学好而出现的。真正的儒家是为民办事的儒家。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任季康子的总管，不仅没有改变他的德行，反而使税粮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孔子愤怒地说“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是反腐败的文化，而非导致腐败的文化。如果当今社会的贪官污吏都能被民众鸣鼓而驱之，这才是真正的儒学社会。
在人格尊严与财富的关系上，孔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和思想贡献，这一思想影响和熏陶了几千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读一下这段话就足以体悟出它的重要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这段话对那些骄横跋扈的富人是一种警示，对于贫困的穷人是一种激励，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维护，对处于困境的人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之下，唐代文人王勃在《腾王阁序》中写下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豪言壮语。
应当说孔子在建立古代和谐社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个社会，最大的关系是贫富关系，如何使各阶层和谐相处，孔子不是盲目地提倡共产主义，搞均贫富，而是告诫各阶层摆正自己的位置。下面这段话可以反映出儒学的追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子还进一步告诫人们：“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试想：一个遵守这种精神的人或民族能去贪污腐败和胡作非为吗？孔子所总结的正是人类最优秀并且是具有共性的美德，正是由于孔子发现了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才使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学习和传诵他的学说。所以，儒学并不是靠封建帝王尊崇起来的，孔子也不是靠封建君主树立起来的，而是由于他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美好的需求之中。
今天的孩子从小就可以背颂四书五经，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羡慕的事，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也有一点这种教育，那会少犯多少错误！然而，杨先生却将今天社会腐败堕落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文化，实在是对儒学缺乏研究。
五、素富贵与素贫贱：儒家的处世哲学与财富科学发展观
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人生修养，这说明我国文明在2500多年以前就达到了超越物质的阶段。儒学从来没有教人去争权夺利，蝇营狗苟。《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一段话是告诉人们君子是安分守己的人，不胡思乱想，盲目攀比，安贫乐道。当前我国社会中的利益争夺与儒学思想毫无关系，中国目前正处在西方商业大潮的夹裹之下，儒学精神与资本主义积极进取的牟利精神没有半点相通之处。杨先生把当今的行贿送礼也归结为儒家文化，实在是没有了解儒家做人的精髓。
在科学发展方面，儒学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孟子》“梁惠王”篇这样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是多么尊重客观自然规律！但是，由于今天的中国丢掉了儒家安贫乐道、尊重自然规律的传统，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才搞出太多的破坏和失误，环境、资源和生态已经濒临危机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人学一点儒家文化，多一点从容，少一点盲目、自卑和急躁，能做出连古人都不耻的蠢事吗？
另外，只有在深刻理解了儒家思想之后，才会比较出西方文明的重商性和重利性。中国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西方是寸土必争，贪婪攫取。当年郑和的下西洋与西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精神和追求，当然由此也产生了两种历史后果：新大陆被别国发现，中国从此陷入了空间上的贫困和窘迫，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东方与西方从此在物质财富方面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当今的世界，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人在财富上无可阻挡的心理颓势？什么思想可以减少中国人在财富上的自卑感？只有儒家学说。这不是一种阿Q精神，而是真正地对客观现实的认知。
尽管西方人在物质财富上取得了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未必如此。香港东方人文学院的院长霍韬晦先生在《中国文化还有生命力吗？》演讲中已经指出，西方社会不过是一群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野蛮人”，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兽类的掠夺性，他们的精神还没有上升到重义轻利的高度。
物质落后的中国人今天用得着如此自卑吗？只要想一想我们的祖先是否屠杀过新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是否对全球进行过殖民掠夺，是否劫掠过别国的首都，焚烧过别国的圆明园，俘虏过主权国家的总统，就足以鉴别什么是文明和发达了。难道建立在抢掠文明上的文化才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吗？
六、中国当今的唯GDP至上与儒家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
看看中国当今追求GDP和追求财富的饥渴状态，与儒家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儒家的财富观在《大学》里表述得最清楚，儒家认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因此，“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从来把这一条当作最高的治国之道。掌管国家的人不能一味追求“财用”，如果完全陷入财富的争夺中去，那必然使整个国家失去道义，危及生存安全，这种做法必然是小人在治国。然而今天的中国，一窝蜂地都走上挣抢财富之路。坑蒙拐骗、寡廉鲜耻、假冒伪劣、招商引资大肆泛滥，这与儒家的精神相去何其遥远！
所以，杨曾宪先生对儒学的愤懑实在是毫无道理。他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对儒学这个批判的对象搞明白，就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敌人了。希望杨先生抽出点时间先认真研究一下儒学，再做评论。当今的中国，到底是因为儒学存在造成了大量“缺德”现象，还是由于儒学缺失造成了社会堕落？中国社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七、儒学是一门极高的个人修养艺术，儒家经典具有极高的语言艺术性，
儒学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的智慧，儒学是平衡当代科技理性的工具，
儒学是一门极高的个人修养艺术。可惜，自近代以来，新文化提倡个性解放，把主张个性修养的儒家传统都给抛弃了，但从此也造成中华民族道德的堕落和社会的腐败。看看当今社会的一切混乱，都是个人修养缺失的结果。近当代我国文化思想的错乱，已经太需要适当地进行一些儒学复归了。
可是，这些年里，中国大兴崇尚英语之风，国学几乎沦丧。语言既失，根基何在？因此，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复古的现象，这是历史的一种自然矫正。我赞成这种民族文化的复归，我认为当前的社会风气必须得到矫正。
读一读这些古人留下来的文化经典吧，即使不从治国大道理上讲，儒家文化也是一种语言艺术和文学精华。儒学不仅是修身做人的学问，它更是语言艺术的结晶，处处体现了一种尊重自然的科学发展观，听听《中庸》里下面这段话，其语言多么优美，意境多么高远：“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龟鲛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这是一种什么意境？中国今天不是开始讲和谐社会了吗？那就读一读儒家著作吧。我们要从古代文化中吸取智慧，而不是给它扣上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轻易将其否定。想必杨先生没有仔细看大军中心网站上一篇文章：《中国：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如果我们将儒学扬弃，那不就象自宫一样，变成了蔫人？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精心总结出来的最有用的知识和智慧。翻开古代书籍，特别是那些经典古籍，里面充满的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经验和智慧。在最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中国饥不择食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知识，在一段时间里荒废了对古代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今天，当我们对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有所了解的时候，应该抽出时间温习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了。如果不这样，中国便面临着变种的可能。而这样的变种无异于是一种自戕。
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受着工业文明的熏陶与洗礼，在这一进程中，科学文明与人性伦理并不完全矛盾，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理性违背了人性意愿，人类有理由抛弃这种科学。科学总是要为人性服务的。但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工具理性看做是至高无上的理性，那么人类也会走入一种被异化的歧途。所以，亲情并不是罪过，如果未来哪一天中国真得变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那个样子，也实在是一种悲哀。
不过，今天的中国道德伦理的沦丧已经够令人悲观的了。农村里家有四五个儿子的老人居然没有抚养，城市里家庭关系冷漠得如同路人。看看附在本文后刘东汶教授的信，一个缺少孝顺、仁爱和礼仪的社会能不变得冷漠、残忍和无序？
我劝杨先生抽点时间读读儒学著作，或买一碟颂经光盘在家里放着听听，不要盲目地、走火入魔式地反感自己的历史。我已经在北京买了一套《儿童经典颂读》，抽空就放《大学中庸》等光盘听听。那是一种真正的欣赏与愉悦，由我国一些著名播音员朗诵的这些儒学经典听起来真是美极了。学习者不仅感受了语言的美，真正获益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总之，没有一点儒学文化之根的人，怎么能立身于当今纷杂混乱的世界！中国社会今天好就好在儒家重教化的这一传统还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迅速在这一基础上拨乱反正，重新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
特写下以上文字供杨曾宪兄参考，也望社会各界人士指正。
-----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刘东汶教授的信：
大军教授：
您的为《儒学辩护：警惕当代学者误读中国历史与文化》大作读罢，为您的观点而叹服！
中国现在正在处于伦理沦丧的危机时期。看看这个社会，农村的孤苦老人甚至有儿有女的老人无依无靠，看看城镇中三成以上老人还在喂养自己已经成年的子女，城镇的青年们不需要喂养父母，但是，连探视一下父母老人都不去（工作紧张仅是原因之一）。最为极端的是：高校接二连三发生大学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自杀事件；北京大学，三名学生连续三个月自杀；环顾周边高校可以说难有幸免者。
或者大家见怪不怪，已经无动于衷了。但是，一个高校大学生的死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代价哪！独生子女的父母伤心欲绝，从此心死。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族从此终身蒙受阴影。一个学生的死亡带来的是那样惨烈的代价！如果这些大学生懂得一些伦理学，懂得孔子的孝顺之道，体贴父母的痛苦，又何至于如此的结果！
对于孔子的伦理学，繁文缛节的部分应当扬弃，但是，绝对不是把婴儿连同脏水一同泼掉。因此，我赞同大军大作的观点。随之，我要说的另一句话就是，现在有些人鄙薄中国古代文化，那是他们对于中国古文化没有作深入研究的结果。当然，对于中国古文化不能照搬也不能完全抛弃。
感谢您的深沉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儒学中的精华内容，对我和大家都是有益的。
刘东汶， 2005-8-4,
电子邮件地址: dwl@cpasonline.org.cn，中国行政管理学会，63095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