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教益。我多年受贺老领导、教诲，感受最深的有两点，向大家汇报一下。

一是要学习贺老抱定宗旨的政治品格。第一次接触贺老，是因为我的老师钟惦棐遇到了难题，写封信给贺老，让我送去，因为他们俩是鲁艺的同学。钟老遇到的难题是一部电影大有站队之势，不好表态。他想了半天，就写了封信让我送给贺敬之同志。当时贺敬之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我去了之后，贺老非常热情，从此开始了影响我为人为学为艺的人生。百年中国文艺，贺老是参与者、见证人，后来还是领导人之一。研究百年中国文艺，贺老是绕不过去的。他不仅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人民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新时期党的文艺战线的杰出领导者。我去过他家多次，向柯岩老师请教。每次，贺老都在场，见面之后就到里间了。柯岩是人民诗人，充满激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了。贺老总是出来，温和、坚毅、严肃地说：说话要讲党性，要团结人，但是有一条，务必抱定宗旨，要有信仰。这事给我印象极深。

记得新时期有一次召集我们去涿州开会，后来又在保定开会。当时，文艺思潮很混乱、斗争很激烈。他说：涿州不能再去了，要到保定来。上次在涿州开会，我们就被“捉”(涿)住了，所以这次定在保定开，保定平安，因为我们有真理在手，我们有宗旨、有信仰，我们坚决贯彻人民文艺的正确方针。贺老讲起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是充满了深情。我记得他说，在鲁艺他是最小的，还有一位最小的、能说善辩的，就是我的老师钟惦棐，后来被打成了“右派”。22年之后，钟老复出，半开玩笑地说：“教训和祸根盖出于我这个舌头，舌头之于我，是多余的生理器官。”他与贺老在文艺思想上、文艺见解上互相有交流，也有异议，但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坚定的信仰。钟老虽然历经磨难，但总对我说：本人姓“马”，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笃信马列。贺老对理想信仰的坚定，也是如此。每一次去贺老那儿，给我的感受都很深。

第二条是磐石般的定力。说他“左”说他右，都不对。他始终主张讲真话、诉真情、求真理。他这个定力是非常坚定的。比如有一次柯岩老师叫我去，她写了一个人民教师的电视剧本。当时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之下，柯岩老师用她的笔触，直接批评了那种歪风邪气。我写了一篇了评论，《光明日报》登了一整版。贺老表扬我旗帜鲜明，激浊扬清。贺老主张评论要讲定力，不能够在是非面前模棱两可。现在，我觉得有些事情应该澄清。比如，关于朦胧诗那场争论，现在认为那是创新，这不对。在当时现代派思潮泛滥的背景下，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批评，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贺老贯彻起来是非常坚定的。现在的评论界，有些人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追风趋时，说到底，他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但是，贺老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正因为如此，他讲究辩证法。他是真正把握好“度”的人。面对各种文艺思潮激荡，他都是强调要冷静对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要扣其两端。他的辩证思维，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学习。当我们有点少不更事、年轻气盛的时候，他总是说“你还是要从另外一方面想想”，把你引到辩证思维的科学轨道上去，这是一个长者对后学的引领。外面有一种风传，好像说钟老与贺老有矛盾，但是我亲身见证两位老人相交是很好的。有些事情还让我传书递信。他们都是从延安过来的，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最高成果，尤其是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永恒的真理。贺老坚守着这些真理，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就是贺老对于现实作品的关心和评价，也体现了其辩证思维。报纸上炒得很热的作品，他会问你究竟怎么样;要批评的作品，他也问为什么要批。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文艺评论对于作品的判断，我认为有的是失准的。比如说不应该肯定的，或者可以包容的，却要去赞扬它。10年间有那么多优秀作品，比如舞台艺术上有昆曲《瞿秋白》，是大家公认的好作品。要讲继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写柳宗元的、郑板桥的，都值得肯定。但我们某些报刊却用很多篇幅推崇所谓的未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造成了文艺生态环境混乱的“戏曲新空间”。我看了，我敢说那绝不值得提倡，但可以容忍它。陈云同志讲过七个字：“出戏出人走正路”。这个节目既未出戏，也未出人，更未走正路。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讲法，什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有两个必须做到：第一是必须把出作品和出人才相结合，第二要把抓创作与抓环境相贯通。这个节目第一是没有出作品，也没有出人才，只是造就了一批起哄的寻找“老公姐”的粉丝。如果照这样的文化鉴赏环境，还谈什么出高峰作品?

学习贺老，就要学习他坚定的信仰，学习他坚守的定力，学习他的辩证思维，做一名真正的人民需要的文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