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化?高歌猛进搞城市化是不是存在问题?著名三农专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主流学界的观点。

　　这位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创建人的著名学者从90年代双腿跑遍全国，调研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对既往迷思的破除。“正是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形成了我对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与主流认同差异颇大的观点。”

　　最近几年，贺雪峰的功夫下在土地制度研究，直到系统论述中国城市化的书瓜熟蒂落。新书《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名字无感情色彩，内容却常“离经叛道”。

　　如当前政策强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而在贺雪峰眼中，中国当务之急该下功夫的却是：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科技进步。

　　其中“传统农业”十分显眼。乡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在当前主流话语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贺雪峰从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一路走来，早在12年前，他就如此写道：“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而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呼声很高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可能斩断返回乡村的根。在激进的城市化面前，乡土社会面临着被毁的危险。

　　对此温铁军如此评价：“很多城市化率超过70%的发展中国家摔进了发展陷阱而难以自拔，主要原因是在没有形成产业竞争力之前，就毁掉了能够承载危机代价、使国家实现软着陆的乡土社会。由此看，本书作者是在寻找一条防止中国跌入发展陷阱的道路。”

　　贺雪峰痛感学界多懒汉，没有经过亲身调研，想当然地根据国外有什么来判断中国，而看不到中国真真切切发生在每个角落的鲜活的现状。中国是如此特殊，其复杂性必然是超越西方话语的。

　　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贺雪峰的出发点来自李克强总理对城镇化的强调，和今年以来“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政策影响力。面对衡量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贺雪峰所做的是根本的思想辟清。

　　他认为中国不必妄自菲薄，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正在由过去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时候不研究具体问题，只抽象地根据意识形态站队是不行的。他提醒，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存在危险，稳健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之福，而激进的城镇化很可能翻车。

　　让我们听贺雪峰娓娓道来。

　　发展中国家搞的城市化几乎没有好的

　　在争论中国要什么样的城市化之前，先要了解怎样衡量一个城市的城市化。要看的指标无非是两个，城市化率的高低，和城市化的好坏。让我们看看二者在全世界的城市状况如何。

　　城市化率很容易统计，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3%，印度的城市化率是35%，拉美有很多城市化率达到80%，欧美都比较高，80%左右。很容易发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很高，而发展中国家有的城市化率高，有的低。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率高的有80%，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中国算是其中比较高的了。

　　再从城市化的好坏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很完善，第二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第三进城的人口有稳定、正规的就业，非正规的小商小贩、打点临工、赚点小钱的情况比较少。对于少数没有正规就业的、低收入的人，社会也对他有比较好的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对生育的社会救助力度也比较大。绝大多数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亚非拉地区的城市化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些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鲜有城市化好的，它的不好也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基础设施不完善，治安不良，卫生条件不好。

　　第二，最突出的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有大规模贫民窟，而且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比极大，甚至占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比如印度的孟买，30%的人口在贫民窟，那么这个贫民窟就很恐怖。

　　第三，进城人员很难获得正规就业，就业不稳定，收入低，缺乏社会保障。印度的正规就业的人只达到百分之十几，大量进城人员没有固定的住所，其中收入低的，既不体面，又无尊严，吃了上顿没下顿，对人生是没有希望的，过好当下就差不多了。要对这样没希望的人群进行社会治理，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发展中的国家的人均GDP只有那么高，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印度可能连1/10也没有。发展中国家又处于整个全球分工价值链的最底端，其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而且国家不可能给没尊严的人提供广泛的救助，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多数救助少数。

　　所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好的，几乎没有。你去看人口基数超过5000万的国家，皆是如此。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

　　中国的情况相当特殊，中国是当前发展中大国中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是相当好的。

　　有一个段子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且不说农村像不像非洲，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并非完全没道理，至少从表面来看，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良好且没有贫民窟。中国城市的机场、火车站比发达国家的还要好。

　　中国53%的城市化率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相差不大，比印度30%多一点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但竟然还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算是一个奇迹。

　　而且今天在城市生活的人，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工、大学生，精神面貌都是不错的。都说农民工是社会的底层，当他们感觉在城市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会把钱带回家乡，在家乡实现他们的生活意义。站在家乡的角度，在城里赚的钱可以盖房、娶媳妇，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我在城市赚了钱，可以在城里买房，那我就顺利进城了。万一不行，我回到家乡还可以种田。回到农村还不一定差呢。农村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有新鲜的空气，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种的粮食还很安全，可以生活得既有体面又有尊严。农村家乡有土地，有住房，有熟人的社会关系，有祖祖辈辈的传统，有根，因此有归宿感。

　　以上讲了三种模式的城市化，一种是欧美的，一种是亚非拉的，一种是中国的。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好还是不好，可以归结为它经济发展的阶段，这是结构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铁律，欧美日城市化又快又好，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不管发展的快不快，它都发展的不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城市化为什么还发展的不错?

　　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恰恰中国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国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新中国的历史遗产，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的基本制度，三是建设用地制度或者更大层面上说中国土地制度。这三个特殊制度使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返回家乡的权利。

　　城乡二元结构正在由剥削性变成保护性

　　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土地制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前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正在由过去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保护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的权利的结构。

　　如果今天把城乡彻底放开，农民可以进城，资本可以下乡。农民宅基地不要了，进城了，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买了他的宅基地，于是我多了一个度假的去处，吃吃喝喝搞个农家乐。对城里人来说只是多了个休闲的去处，对农民来说却是把他的老家给干掉了。进城失败之后再想回去就回不去了。

　　我们的制度就是限制资本到农民那里去挤占农民的生存资源，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就是保护性的结构，这种保护性的结构使中国的城市化更有质量。

　　跟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交流时感受很强烈，当对农民问题没有仔细研究时，会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制度全世界都有没有，为什么没有，肯定是错的，那要把它改掉。事实上，对比那些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有优势的，并且中国的人口基数有14亿，能承载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和别人抽象地不同，就是坏的。

　　正是中国和别人不同，才创造了那样的发展奇迹。对中国今天的发展，我们要进行仔细的研究。看清哪些是结构性的因素，是改变不了的，哪些因素是可以通过政策进行改变的。不要最后失去了不能改的结构，而可以用的政策又不用。

　　今天普遍存在的是，不研究具体问题，只抽象地根据意识形态站队，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总体状况是不错的。其原因是我们的农地制度、建设用地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合理成分，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是应当保存的。

　　全国的县城到处都在建“鬼城”

　　“城市化”的提法发生了向“城镇化”的改变，而且越来越侧重乡镇、县城的层面。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层面的状况。农民进城究竟进到哪里去了?

　　总体来讲，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但是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有能力进城，就让农民进城，如果农民没能力进城，那不要催农民进城，逼农民进城。一旦进城失败，要允许农民返乡。设想一下，即使北京的户口放开了，农民可能也在北京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买得起房的地方通常是小县城，农民进城都是进到那里去了。

　　我在全国调研时感觉很焦虑，因为全国的县城到处都在建“鬼城”，建大量的房子。我说你一个小县城的房子卖到三四千一平方米，你卖给谁?你这个县城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啊。他们最后解释说打的都是农民工的主意。

　　一个农民工，在外面打了十几年工，赚了二三十万，这个本来是血汗钱和养老钱，结果花在了这个上面。县城里到处都有房地产广告：“欢迎农民进城买房置产”。农民工条件好的话买房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当前的整个政策宣传和具体措施，都体现着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城买房、带动土地财政收入的希望。

　　要让农民审慎进城

　　这其中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农民也许买得起房子，但住不住得下来，又是一个问题。后者不是住房可以解决的。我们要问他在县城里有没有收入?有多少收入?收入来自哪里?

　　农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年老的父母在家务农，子女务工的收入，加上父母务农的收入，就有了两笔收入。在农村居住时，又有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成本又低。两笔收入加上生活成本低，每年都有余钱。一个人有余钱时心情是比较好的。

　　相反如果进县城了，父母年龄大了后进城没工作可做，县城的生活成本开支巨大。年轻人在县城打工，工资收入可能只有一两千，而在上海打工可能是三千块钱。虽说这样一来，一家人是住在一起了，但是收入剧减，开支剧增，每年都捉襟见肘。一捉襟见肘，家庭矛盾也会涌现出来，老年人觉得自己没有收入，成了家庭的拖累，还能干嘛?只能找死。我见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说到农民进城的问题时，必须看县城是不是生产性的。在县城、尤其是乡镇这一级，要看生产性的因素多不多，就业的机会多不多。这不是一个买不买得起房的问题。

　　要让农民审慎进城，要让它自然发展。而今天县域的房地产开发明显超过了农民的需求。不是超过了一点点，而是超过了很多。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形成了农民进城生活更困难的现象。

　　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广东打工，是过于远了。省会城市、甚至地市一级应当有更多高效的、管理水平高的、产业化程度高的产业园区，动员农民在省域内转移、就业，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多的用来发展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省为单位来发展。

　　农民在省域有了收入不错的就业，另一方面离农村的家乡也不远，那就很好。我在城市和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民凡是到了五六十岁，一定想回到农村住，不愿在城市住。能在农村住，又能享受城市的收入，就业离家乡又不是太远，是很好的。

　　把土地流转给资本是没有道理的

　　迁居城里和返乡都应该是自由的。城镇化的好处应当是允许多样性，要尊重自然规律，而不要过多人为地进行政策干预。

　　克强总理讲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讲的是不错的，但到下面执行时可能就有巨大的问题了。

　　县域拼命推动农民的进城，城里工业化没搞好，城市化只表现在建了很多房子。最后为了把房子卖出去，从上级政府到下级政府，开始推动农民土地流转。

　　他们说小农经济无效率，应该让资本去种田。中国今天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还有接近3亿的农业劳动力，人均不到7亩地，以今天的生产技术条件，一个劳动力种50亩地没有问题。

　　你说他们没效率，是没效率，但是一个农民五六十岁到了城里，就不是没效率的问题了，而是根本没有就业。不就业，人生会没有目标，生活会没有意义，农民也不信宗教。不能劳动，只能跳广场舞，那不把人逼疯了吗。

　　今天种的田是少一点，但是我在全国看到，农民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的。凡是老人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粮食亩产都很高。凡是资本下乡的，粮食亩产都远远不如农民。如果你非要把土地流转给资本，甚至政府还补贴去打败小农业，这是没有道理的。

　　千万不能激进，中国发展速度已经太快了

　　关于中国城市化，现在的政策太急了，社会的期待太高了。城市化要稳健，不要激进。稳健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之福，激进的城镇化很可能翻车。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全世界都是如此。拉美在七八十年代经济总量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今天去看，还不如七十年代。七十年代还有产业，现在整个产业空心化之后，就去卖资源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在发展到某个阶段，把所有人对利益的欲求、渴望都调动起来了，但是产业却没有相应跟上，这个社会缺乏资源可分，不同的阶层、阶级、人群之间就都会去争夺利益，但没有利益可分，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的不稳定带来政治的动荡，政治的动荡带来军人政权和民选政权的来回交替，像土耳其、埃及、泰国、乌克兰，更不用说拉美，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当我们过于激进时，当农民进城后就没有退路了，这时所有人都要争夺自己的利益，但我们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国家没有能力满足所有人快速增长的利益诉求，最后就会矛盾四起了。

　　比如，我是农民出身，我从来不反对提高农民工资，但是今天全球资本结构不能改变的话，如果提高了中国农民工的工资，而缅甸、越南的工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资本就会大量转移。幸好中国的基础设施好，一部分资本是转移不出去的。如果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改善了，资本就全部出去了，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地位就没有了。你高新技术没发展起来，制造业又衰落了，天天去搞服务业，那就麻烦了。

　　千万不能激进，中国发展速度已经太快了。城市化和现代化，我们现在都必须稳住。

　　我最反对的一句话叫“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产生的都是垃圾GDP，是没有用的。中国今天应该是勤俭节约闹革命，我们把节约的资源用于发展哪里?用于发展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

　　如果不去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老在低端里面搞“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是浪费，我们今天把浪费当做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滑稽的事情。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产业的升级。

　　(原标题：贺雪峰：农民要审慎进城，中国若搞激进城市化有可能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