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通过促进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创建了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出口导向型工业的需求。在新设立经济特区和技术开发区里，跨国资本雇佣了以亿计的农民工，将他们变为可随意处置的商品和雇佣劳动者。然而国家在吸引跨国资本重建劳动力市场时却从农民工的社会再生产领域退出，导致中国新工人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胎死腹中。
劳动市场的重生
劳动市场首先在农村再度出现，由乡镇企业吸收人民公社解体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劳动力不断转化为可在市场出售的商品，政府取消了地域流动和工作更换的行政门槛，但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工享受诸如养老金和医疗之类权利的机会，并继续控制农民工的流动性。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沿海非国有企业工作农民工的数量迅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福利待遇却依然很低。正是这一趋势在之后的三十年中创造了新工人阶级。
与此同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在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后，无法与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竞争，中小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迅速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重组和私有化所带来的裁员。有些不幸的城市下岗工人在新经济中找到了工作，但更多人则被迫提前退休或受雇于非正规经济。二十一世纪初，很多国企员工就这样没了工作，就算足够幸运能够再次就业，也不过是成为了不稳定市场中的一名临时工而已。随着大多数工人成为弹性工人或不稳定工人，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极大破坏，他们的生活日益被市场的逻辑掌控。那些曾经因为对共产党忠诚而享受终身福利的国企工人，因为毛主义的式微,而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就这样，在农业改革、工业私有化和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等国家主导的政策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彻底得到了重构。
吊诡的是，当我们审视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所进行的干预，却也看到了国家退出的过程，即国家彻底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社会保护领域撤出。我们看到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干预和国家退出之间的悖论，以及这种悖论如何在中国塑造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有趣的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看起来是精神分裂的。当改革政府与资本相遇时，政府不再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其中包括跨国资本。在政府的保护下，新自由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代表性发生了改变。
我们可以用两件事来说明国家性质的改变，及其在改造经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经济特区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特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开始向出口工业敞开了大门，标志着与作为中国革命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分道扬镳。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已完全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甚至成为其核心成员。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加入WTO是有着坚定意志的统治权力主导的结果，尽管在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不同意见。
中国首先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标志着中国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挥手告别，并重新融入灵活多变的全球市场经济。1980年，中国在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了吸引外国投资的窗口，用以接受首先从香港，然后从台湾、韩国和日本等地涌入内陆的投资。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深圳特区，此举激发了新的外国投资浪潮。工业区、综合厂区、职工宿舍和其他设施建筑拔地而起，并有飞机场、高速公路、发电站、海关等政府基础设施保驾护航。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投资特权林林总总，为跨境资本提供了服务，其形式包括免税、免费或廉价的工业用地、保障劳动力供应等。以上这些都是在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
改革时期的中国为了加入WTO，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经过十多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赢得”了WTO成员国身份。这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以服装纺织业为例，正是政府的积极运作，影响并重塑了整个行业的转型。2005年1月1日，WTO在所有成员国之间废止了限制中国服装出口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MFA)。在淘汰了《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MFA)后，中国同泰国、巴基斯坦和智利等国进一步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同其他国家(包括印度、新西兰和新加坡)进行谈判，准备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些国家中，中国与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也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在2004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服装出口国，占有全球服装出口总量的26.6%;如果把香港也算在内的话，这一比例将高达38%。同年，中国有超过1千9百万的工人在纺织和服装业工作，占全国制造业总生产力的18.9%。
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中国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经济特区和技术开发区。跟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特区和开发区的成立是建立在资本对年轻工人，特别是未婚女工进行控制的基础之上的，未婚女工通常是最廉价最温顺的劳动。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各级政府稍微放松了户口管理，积极协调“剩余劳动力”向新兴城市转移。截止到九十年代中期，一项农村调查估计，打工者总人数在500万到700万之间。2014年，打工者突破了2.7亿，大江南北和各行各业都有着他们的身影。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在促进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在创建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需求的过程中，积极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策略造成了深刻的城乡差别，农村政权服从中央政府的指导，积极探索省际劳动合作与协调，为城市经济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快速流动。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和安徽等省，曾系统地将本省的农村劳动力派往广东。作为交换，这些内陆省份将受益于农民工的汇款。这种移民政策还确保了内地打工者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沿海生产基地补给。政府颁布了强有力的政策，以满足新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制造业地区的劳动力供应。在深圳，很多地方政府甚至成立了劳动管理办公室，为外资企业供应年轻的打工者。深圳多个工业区的很多工厂都同内陆省份的乡镇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些乡镇必须按照规定数量向外资工厂提供劳动力。
由此看来，劳动力市场是有中国政府着意创造出来的，政府为了资本，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将“社会主义农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商品”。政府的劳动部门在市场中扮演了中介机构的角色：它们首先选出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然后将他们直接输送到工业区的工厂内。这些中介机构的安排甚至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形容，包括租用长途大巴载着农村女性前往工作地，然后从公司那里得到按人头计算的管理费。
从国家工人到打工者
改革开始后，中国以政治手段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市场，从而保证可以将新劳动主体作为劳动商品进行交换。这些农民工通常被称为打工妹或打工仔，他们是新的性别化的劳动主体，在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流入中国之际产生。作为一个新词，打工妹/打工仔拥有多层含义，指的是一种与毛泽东时代有着根本不同的新型的劳动关系。打工的意思是“为老板干活”或者“出卖劳动力”，意味着劳动的商品化和用劳动换工资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打工”这个新概念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是矛盾的。劳动，特别是异化的雇佣劳动，曾在中国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但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劳动再次被卖给了资本家。与“工人”或国家工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崇高地位比，“打工”在新出现的市场要素所塑造下，意味着在劳动关系与等级制中处于低下的地位，而打工者的意思就是雇佣的帮手, 雇佣工人。
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有着迁出农村的巨大欲望;农村的年轻人, 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在农村工作的机会都很有限。事实上，对于在改革时期成长的年轻一代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正是这两点。16、17岁的农村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远离家乡, 出来工作。一些农村妇女也希望借此逃离包办婚姻、家庭矛盾和父权制度的束缚。还有人想要开拓视野，感受现代生活，在大城市里享受中产阶级的消费。事实上，外出打工者的个人追求，与国家将劳动力从农村输送到沿海工业区的目标不谋而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在为全球资本积累建立新的劳动市场的同时，却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保护领域中退出了，这一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户籍制度常被人诟病为不合理的障碍，这个障碍对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产生了严重的歧视。事实上，户籍制度是由资本和地方政府操控的，其目的是在这个竞争愈加激烈的世界，建立起剥夺劳动的剥削机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是这样实现退出的：中国的全球化经济发展需要农村劳动者，但一旦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地点或产业上发生改变，城市便不再需要这些劳动者留在此地了。政府不允许新形成的劳动阶级在城市永久居留，不允许他们拥有合法的市民身份。更糟糕的是，户口制度和劳动机制的结合，形成了农民工模棱两可的身份，既加深又模糊了资本对这一巨大劳动力的剥削。因此，农村劳动力暗中受到了多方面的边缘化，这形成了一种即便不算畸形但却矛盾的公民身份。
打工者在城市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他们的特点是短期居留。一个工人，特别是一个女工，在结婚前几年往往是在城市里作为雇佣劳动者打工。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大多数女性都不得不返回家乡，因为想要在城市成家困难重重。农村社区长久以来都在负担——这也是人们的期望——生命周期的长期规划，如结婚、生孩子和家庭等。劳动者下一代的再生产是由农村来负责的，是一个个的村庄承受了城市地区工业发展的代价，尽管农村承受再生产成本的能力是令人怀疑的。更糟糕的是，如果罹患工伤或职业病，患者的身心康复都得由农村中的家庭来负责。
因此，中国工人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就这样夭折了，这一历程是由国家发起的，也是由国家终结的。
结论
今天，在全球市场的主导下，中国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出口主导型生产的快速扩张，导致私企、外企和合资企业可提供的工作数量迅速增长，如今这些公司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大城小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去集体化在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通过适当放宽户口政策，在国内制造了规模史无前例的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迁移，形成了新的劳动市场。跨国集团(TNC)及其分包商雇佣了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出口导向型工业中将他们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和可随意处置的商品。
将农地承包给个体农户家庭的社会主义的遗产是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世界工厂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样雇主不再需要为农民工支付生活工资，也不需要为他们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埋单，因为农村会对其进行补助。打工者所在城市的政府同样在规避自己需要负起照顾农民工及其家庭生活水平的责任。这种国家退出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特定的劳资关系，而这种关系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打工者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