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纪念群雕。红旗渠是人民公社时期，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人类社会有一个团结协作的团体趋势。私有化体制不能够解决中国吃饱问题。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据统计 ，除去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毛时代的粮食增长率和波动情况比起1978年包产到户后并不差多少，毛时代粮食增长率的几个峰值高于包产到户后或持平，粮食最高增长率则出现在文革时期。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计算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为1.59% ，60年代为2.42%，70年代为4.62%，80年代为2.78%，90年代为2.2%，2000-2008年9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87%。

有些人通过比较农村改革前后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得出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增长速度高几倍的结论，是不合理的比较，应该是看实际上的粮食重量。因为农产品价格在70年代末有一次大幅度的提价，用钱来比较，前后农业总产值没有可比性和公平性。

包产到户相对于人民公社的一个公认的“优点”是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为了个人利益的劳动积极性。那么，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农业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地主打工和在自留地里劳动，按经济学的观点看，都是产权非常明晰的资产，虽然两千年里农民从不缺乏为自己特别卖力的积极性，但是经常吃不饱肚子，很少吃饱肚子，逻辑上单干户不是提高产量的万应灵药。

农业问题，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问题，不是私有化以后就可以腾飞的。毛泽东总结出了“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八字宪法是先进的。人的因素第一，所以毛主席搞提高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文革是有科学道理的。人的劳动积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通过农业生产力最重要的要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水、肥、种、工等问题，单干户无法解决，需要国家大规模的农业投资才能实现生产力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中国人口众多，放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解决中国粮食短缺问题。不能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先通过殖民掠夺和发展轻工业经过漫长的积累资金，然后发展重工业去实现工业化卖得钱去买粮食，所以，当时毛主席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中国农村的问题，必须依靠农民自力更生来解决。毛时代集体化运动好像是三大战役一样，全国一盘棋，互相配合，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中财力物力，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52年，中国耕地的灌溉面 积不足农地总面积的20%，经过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20多年的建设，到1976年，耕地的灌溉面积，超过农地总面积的40%，是能力最高的高产田，是目前中国粮食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毛时代还修有一亿多亩比较高产的梯田，战略决策地改造了黄淮海平原，开发出北大荒等大粮仓。这些建设，如果在在分散的小农经济体制下，是极难于实现的.

印度也曾想把农民组织起来，但小农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民是一盘散沙，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今天对于毛泽东时代这些基础性的巨大工程，在存在的时候感觉不到它的稳定全局的“大水库”功绩，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灾难来临难于抗拒才会感觉阵痛。

毛时代最大的功绩是使中国农业抗灾害能力大大增强。但是如今集体协作就很困难了：很多地方水渠年久失修，离水塘远的单干户就很困难。例如2009年的大旱，席卷了西北、华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区，涉及国土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的1/3，很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遭到破坏，抗灾害能力大大降低，造成了很多本该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导致粮食产量大下降，国家和农民饱尝其苦。

统计学可以避免以偏概全，可以看出，灌溉、化肥、机耕等都是在毛时代快速发展起来 。  

毛时代的另一个重大的功绩是创办了大量的社办企业。这些企业当时被称为‘五小工业’，即： 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电、小化肥 。万事开头难。这些企业虽然成本高、技术水平低，但通过“人民战争”方式对解决中国农业化肥、农机等问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起了积极作用。这些企业，只有在集体经济的情况下，集中集体的力量才能组建起来。这些社办企业就是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乡镇企业的“孩提时代”。

毛时代集体化体制是杂交水稻等良种以及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功臣，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金和市场， 发展的基础。

英国学者在论述中国改革开放时说，中国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创造的良好的农业绩效可以利用。”(《马克思的复仇》)

科学性的对比不能够总是看局部‘显微镜图像’来进行对比，应该是整体的对比。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极少数人永远暴富，而是共同富裕。所以整体的数据、人均数据的对比最为有说服力。

私心杂念是影响集体化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因素之一。比起走集体化道路的华西村、南街等等来说，私有化农村相差太远。数不清的例子，都是证明依靠团结人民，才能够经得起灾难的考验而共同富裕。

当然，集体化道路组织起来的农民由于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局部难免出现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一些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和偏见看毛泽东时代，将这三十年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等，轻描淡写地的描述为“发展中产生的一些小的问题”；而把前三十年的一些环境问题作为毛时代的“罪状之一”而大加挞伐。当然毛时代大量的无效劳动是存在的，但相比较整体农田水利基建的功绩而言，这是微不足道的‘浪费人力’。

1961年颁布的农业“60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主要是调整缩小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中央曾多次下发文件，强调解决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1974年开始进口大型化肥生产线并且投产，杂交水稻等高产作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

中国最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农村是否有过增量改革？当然有。1978—1982年大概有4年左右的时间确实是有增量的，那就是政府从1979年到1982年连续三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综合价格提高的幅度是49%。”

大幅度提价，属于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当然会产生收入增量，调动农民积极性后就带来产量上增量，于是1979年以后农业的恢复成为一个趋势。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困难时期，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同“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公开，震动了全国。

“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太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加大；实际上表现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已经吸收1.2亿计的农民工等等，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进14亿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在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而城市化的高房价让劳动人们望而生畏。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巨大困难。

专家头痛医头，提出：

1、认为增加农业投入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有人甚至提出不要耕地红线，在全世界买粮食解决问题。

2、主张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私有化 。

3、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让政权退出农村。

4、认为市场化是农村改革的出路。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非常突出，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运用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分折和解决三农问题，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