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必须突破新两个凡是
李昌平
2015年年底李昌平院长从不同角度道出了6个农村改革难的原因，并为农村改革难的现状献策，为农民贫苦的现状呼吁。
2016年年底回顾李昌平院长这篇《现在是农村改革最难的时候》更是让大家了解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的重视，更是关心及参与农村问题的人需要共勉、了解与破解的问题。
我1982年毕业，第一个职务是公社团委副书记。我参加了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的过程，做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到2000年辞去乡镇党委书记，参与农村改革整整17年。2000年后，虽然辞去乡镇书记了，但一直从事农村发展的工作，在中国改革杂志社跟温铁军等老师学习了3年，后去云南、贵州、朝鲜等地参与农村扶贫9年，在河北大学三农研究中心兼主任研究员5年。2011年和孙君等创建中国乡建院从事农村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4年，中国乡建院已经有了近100人的队伍，农村发展项目遍及13个省市。我去日本、台湾做过访问学者，考察研究过日本台湾农村，还几次去越南农村做过调研。总之，我从1982年参加工作分田到户至今，没有离开过三农。
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不是我的光辉历史，我想表达的是：当下是中国农村改革最难的时候，而当下中国恰恰是最需要农村再上新台阶的时候。
第一难：新的两个凡是，成为难以突破的意识形态，阻碍了探索三农发展新路的可能性
农村改革成为了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了才不难！当下，在农村改革方面，存在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前三十年做过的探索，当下看是正确的，也不能肯定；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做过的，当下看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
譬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寨模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不能肯定。而小岗模式在1985年后就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实践已经证明了，就不能否定。这样的事例很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个标准只能检验前30年的错误，却不能检验后30多年的错误。
现在农村怎么搞？人说的不算，鬼说的也不算。
可以对前30年搞一个决议，为什么不能对后30多年搞一个决议呢？实际上，意识形态方面是存在新的两个凡是的！迫切需要一个决议来冲破新的两个凡是。
第二难：突破利益集团的阻碍难
改革初期，改革有广泛共识，没有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现在不同了。
譬如：农村金融改革30多年，农村信用社改成了农商行，私人村镇银行遍地开花，农民合作金融仅仅批准的44家。而农村金融真正要优先发展的恰恰是农民合作金融，特别是村社内部合作金融。
再如：供销社改革，把农民的供销社改成了供销社职工的供销社。前不久又给了供销社很大的特权，给了这些特权给供销社，他们会成为农民的供销社？
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农村改革，都是打着扩大农民权益的幌子，最终剥夺农民了的权益。现在，这些既得利益部门成为了改革的阻碍！
第三难：突破恶法难
有很多法律，是部门立法。不是保护农民的，是约束农民的。
譬如：《专业合作社法》，是约束农民不能发展综合性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管理条例》是阻碍农民注册资金互助社的。《承包法》是阻碍集体经济组织发挥自主权的。这样的不胜枚举。
现在改革，先要修法。修法？《专业合作社法》出台的时候就受到了浙江的挑战，十八大决议也说要修改的，快十九大了，也不知何时见到《合作社法》出来。
实事求是就犯法，实事求是难啊！改革难啊！
第四难：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难
现在是基层干部改革积极性最低的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普遍的现象。财政的钱花不出去是普遍现象。现在还有些零零星星的改革，靠的是临时工。
第五难：激活基层组织僵尸难
现在村委会、党支部是僵尸的比较普遍。国务院农口等部门的改革是把村集体经济改空，把集体所有制改虚，什么林权改革、土地确权、集体企业改制等，都是改空和改虚的。党中央中组部等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改革把村里改空了、改虚了，党支部建在村上，党支部和村委会如何加强能力建设呢？这些年，中组部就是一个大傻瓜，被人家耍的晕头转向了，找不着北了！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党支部村委会的办公室现代化规范化建设上，专稿形式主义了！
第六难：组织农民难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小农就是市场贱民！必须把千家万户小农重新组织起来，小农才能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什么“公司+农户”？什么“专业合作社+农户”？扯蛋嘛！没有大寨村农民组织模式作为基本农民组织形式的普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民组织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
现在，一村允许多个合作社，这不是扯蛋嘛？一村只能办一个合作社才行的。农业部等部委发文说农村自治社会，要搞什么党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政社要分家。扯蛋嘛，在乡村自治社会，怎么能把国家治理理论套用呢？！分的四分五裂了，组织成本极高了，收益又少，怎么组建有服务能力的农民组织呢？乡村自治社会的农民组织，一定是综合性的，分工不分家的。
还有很多难，总之，当下农村改革是30多年来最难的时候了！中国当下最急迫的是扩大内需，搞活农村不仅是农民的需要，更是全局的需要。
现在，应该学习80年代，把改革权还给基层组织，还给农民群众。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都要下去包村，亲自参与改革，着力推进改革。领导包村搞改革，不要带钱和项目下去，不要搞特殊化，特殊化的改革，不是改革，相反，是反改革的！
农村改革成为了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了才不难！
（作者系中国乡建院负责人，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再向总理说实话》；来源：“中国乡建院”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