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4）黑大娘看病　　

古彭万俟轩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黑大娘”叫什么名字了。　　

我印象中，黑大娘个子矮小，又黑又瘦，总是皮包骨头的样子。黑大娘丈夫姓张，小名叫张黑子，可能就是他这个名字的缘故，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指点着喊“黑大爷”，而他的老婆就自然成为我的“黑大娘”了。　　

我与“黑大娘”的频繁接触开始于1969年，那时候我作为“统筹工”分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我的记忆里，黑大娘一直都是病恹恹的，主要是哮喘。只要天一冷，她的哮喘病就会复发或加重，喘得厉害时会憋得半天喘不过气，整个脸都呈紫青颜色。正因为她有这个“长远病”（农村称那些经常打针吃药的人为长远病），是个老病号，所以我一开始当“赤脚医生”就与她打交道。从1969年起，一直到她1976年初病故，时间跨度7年多。　　

我当“赤脚医生”，最高兴的就要数“黑大娘”。我们这个大队一共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我们自然村距离大队部驻地自然村有2里多路。过去医务室3个“赤脚医生”都是其他自然村的，我们村没有。我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首先方便了我们自然村三个生产队的社员。而老病号“黑大娘”当然会对本村有个医生感到万分高兴。　　

那会的“赤脚医生”，别看医术不高，其实就像“万金油”一样，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不管中医、西医，还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多少都通点门。因为大队医务室是最基层的农村医疗单位，所有病人都要先从这里经过，所以就要求“赤脚医生”必须样样都会一点。治疗原则是不误诊，不耽误病人，拿不准的时候赶快给病人转院。　　

那时侯，上级对农村合作医疗非常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也抓得很紧。从1974年开始，全县对赤脚医生统一进行培训，除举办1期复训班外，还按照区域划片举办了10多期培训班，每期半年左右。我所在的村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卫生先进村，所以我有幸第一批参加了复训班培训。那个复训班办得挺好，都是请的专家或名医生讲课。学习内容也非常系统，从人体解剖到医学病理，从门诊到病房，从中医到西医，从诊断到治疗，几乎全都接触到了。有人说那时候的“赤脚医生”只会抹红汞水，其实这是对“赤脚医生”的一种丑化。到1974年底的时候，我本人至少可以很熟练地诊断和治疗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术，比如脓包切开、男扎（节育术）、女扎（节育术）等；可以做一些急救，比如触电、溺水、吊死、农药中毒等；还可以针灸、拔火罐、抓中药等。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给病人看病是不准带口罩的，还提倡对休克病人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这是考验你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的标准，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赤脚医生”队伍不仅方便了农村最底层的老百姓，文革后还成为乡镇医院的主力军。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当年的“赤脚医生”已经成为乡镇医院的主治医生。我的不少同行后来还进了城里大医院。徐州中心医院有一位经常出国的主　任　医师就是我的同行加同学。他是徐州市“知青”，当年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另一个大队，不久进了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在全县举办的赤脚医生复训班里，我俩还是同学。　　

那时候，“赤脚医生”除看病外，还担负着农村的卫生工作。比如灭蚊灭蝇、饮水改造、环境卫生等。最重要的是防治各种传染病，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如预防疟疾、清查血丝虫、防治小儿麻痹症、接种疫苗等。我经常要带着各生产队的卫生员上门为老百姓送疟疾药，为小儿看服预防麻痹症糖丸，为小孩“种花”等，夜里还要挨家挨户登门抽血化验血丝虫。我记得，大约到1977年时，我国已有20多种主要传染病绝迹，其中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天花、霍乱等传染病也都没有了。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在全世界都引以为豪的大事。可惜的是，现在听说有很多传染病又都陆续“回来”了，比如疟疾、乙脑、流脑等，实在令人遗憾。　　

我自从当了“赤脚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我们自然村，大家都感到比过去更方便了。别看我当时只有16岁，大家已经不把我当小孩看，而是很认真、很亲切地喊我“大夫”。那时候看病很简单，挂号初诊5分钱，复诊2分钱，只要挂了号，所有诊断和治疗都是一律免费的。所以，我每天到大队医务室去上班，都要在半路被很多社员拦住。他们给我5分钱或2分钱，顺便让我捎回一些发汗药、止疼片、牛黄解毒丸、膏药、纱布等。这样一来，就省得他（她）们再上医务室跑了。　　

但是，“黑大娘”从来不让我捎药，都是自己步行到医务室来拿。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是常年老病号，吃药已经不大管用，每天都得打一针。怎好麻烦你天天给我带药呢！”那时我就觉得，别看这个“黑大娘”长得不好看，心眼倒挺善良的。　　

那时候，医务室药物还是受控制的，特别是一些主要的抗生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等。每月我们到公社医院领药时，主要药物都按大队人口比例分发，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后来，公社医院利用当地中草药，还自己研制生产了不少中成药，其中也包括一些注射用针剂，如毛香、保肝一号、保肝二号等。“黑大娘”的病属于支气管哮喘，且时间太长，一般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她的病，最有效药物就是链霉素。由于链霉素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黑大娘”很通情达理，每次都明确对我说：链霉素少，不能都用在哪一个人身上，你看情况匀我一点就行。她平时来医院，我都是给她注射“毛香”之类，然后再给她开一些氨茶碱、甘草。每隔两三天就给她用一次链霉素。她对此非常感激。　　

1975年冬天，“黑大娘”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有时喘得厉害，连路都不能走了。她不能来医院，吃的药都是她丈夫或孩子来拿。由于连续3天没见她，我有些放心不下，就在那天晚上去了她家。“黑大娘”躺在床上，说话的声音很微弱。见我去她家，她显然很高兴，挣扎着要坐起来，结果被我按住了。　　

第二天晚上，我挎着药箱，带着注射器、酒精棉球和需要的口服药、针剂来到“黑大娘”家。她感动得直掉眼泪。其实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赤脚医生”到病人家就诊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还要半夜三更爬起来为孕妇接生，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可能她从来没让医生去过家里，所以才那么激动吧！　　

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来到“黑大娘”家。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这年的阴历年底，刚好也就是阳历1976年元月下旬时，“黑大娘”的病突然再次加重了。我知道，她的病已到最后关头，就像一盏油灯即将熬尽一样，很快就会熄灭的。　　

那天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黑大娘”的丈夫，就是那个张黒子，突然跑到医务室来。他可怜兮兮地告诉我：你“黑大娘”怕是不行了，她想见见你。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的眼眶直发酸。我二话没说，匆匆收拾一下就跟他回家了。　　

“黑大娘”已经昏迷，可不知为什么，我刚坐到她的床边，她就突然醒了过来。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听到她嘴里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她喊着我的小名，断断续续地说：“这些年多亏了你啊！”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事后我非常后悔，当时为什么就不能说两句安慰她的话呢？　　

若干年后，我总会时时想起“黑大娘”临死那一幕，我为“黑大娘”在临死之前还想着我感到欣慰，她这是在临走之前感谢我呀！可是，最近两年我却不这么想了。其实“黑大娘”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那个社会。如果那个时候农村没有合作医疗，她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长年累月得到及时治疗；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赤脚医生”，她也不可能躺在家里就能打针吃上药。按照“黑大娘”的家庭条件，如果放到现在，她可能不会活那么多年！　　

她摊上了一个好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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