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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20年: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作者:寒牛出栏    来源:搜狐  

 人民公社20年: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寒牛出栏  

前言:谨以此文,献给曾在人民公社时期,为建设新中国而艰苦奋斗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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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进入1958年元月,北京尚处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令,普通农民还沉醉在大雪兆丰年的喜庆中。

毛泽东主席的内心,却因去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而持续地激奋。在聂荣臻副总理统筹下,中国国防部向毛泽东主席提交了,喷气与火箭技术十年(1958~1967年)发展规划纲要,这标志着中国在开启独立而曲折的航天事业上,迈出关键与实质性的一步。

以此同时,中央几位高层领导亦在酝酿另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相比中国航天事业的宏伟蓝图,这件大事也属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唯一不同的是,它缺少该有的详细规划与具体方案。导致在发展初期就遇到重大挫折,其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五八一小组”搞航天科研工作。

这件历经曲折而回归理性的大事,就是在广袤与落后的中国农村,迅速建立起来的,涵盖“工、农、商、学、兵”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它有一个响亮而亲切的名字——人民公社。

一、人民公社的由来

1958年4月15日,河南省遂平县西面10公里处,有一个叫嵖岈山的地方。依靠县委协调与集体力量,建成了当地历史上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下宋水库。对于当地农民而言,这是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喜事。

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在参加水库竣工仪式时总结发现,农村要想办成一件大事,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集体,萌生把“小社”合并成“大社”的想法。这个大胆的想法,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认为这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的农业合作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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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遂平县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总计9369家农户,合并成一个超级“大社”——嵖岈山大社。嵖岈山人,并不知晓自己的举动,竟然徐徐拉开人民公社运动的帷幕。

为了体现同过去高级社的不同,当地人突发奇想,仿效中央机构设置,创造性地给自己的“大社”设置了若干机构,即农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财政部、公安部、军事国防部、文教卫生部、外交部、联合办公室和计划委员会。让嵖岈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依葫芦画瓢的做法,在数月之后,竟然成为全国人民公社参照的样本。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国家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浪潮下,嵖岈山大社正式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社”,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在河南诞生了。

这年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前往河北、河南、山东三地视察。在河北徐水县,看到了“吃饭不用钱”的公共食堂,内心顿生不少的欣喜。在转道前往河南的列车上,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发展情况。

当谈到《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时,毛泽东主席对此产生极大兴致,忍不住打断对方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在山东视察期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相关工作,计划在历城县北园乡建立大农场。毛泽东主席明确地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其讲话的重点内容“办人民公社好”,在媒体推波助澜下成为当时的新闻焦点,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开展农业工作的最高指示。

8月17日,在气候凉爽的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把各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这就是人民公社成立的时代背景。

二、人民公社的初期

人民公社的初期,是坎坷与曲折的。

在毛泽东主席肯定下,人民公社像雨后的春笋,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拔地而起。1958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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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喟国家行政组织高效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在人民公社初期,全国农民经历了两道大坎,一是“浮夸风”,二是“共产风”。“浮夸风”源于公社干部好大喜功,虚报产量,出现亩产三千斤、五千斤,甚至上万斤的浮夸新闻,严重脱离农村实际情况。“共产风”,源于公社干部对公有制的错误理解,误把社员私人财产无条件地充公,并入集体财产范围。

在实际农村工作开展中,很多公社干部过于热情高涨,加上缺乏经验,处理事情都是一刀切,搞一平、二调、三收款。个别激进的地方,甚至发生借“共产”之名,侵占农民私人房屋的事件,背离了毛主席办人民公社的初心。这是战术层面的错误,执行与管理出现问题,轻率而缺乏经验。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主席就人民公社存在的尖锐问题,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在人民公社内部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认为这是引起广大农民大恐慌的最根本原因。后来中央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纠正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的具体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1960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某次重大会议上,再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中之重,从而带动其他四项歪风的纠正。

在毛主席重视下,开始自上而下的纠正与调整,人民公社从踉跄走向平稳。

1962年9月,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从法律层面上,调整与规范了人民公社的性质、规模、组织及日常管理等问题。拆分了个别大公社、解散了公社食堂、恢复了公社三级核算制度、继续搞农村集贸市场、扩大了社员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人民公社从此走上正确的轨道。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有一条很明确的规定,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这条政策,颇为重要,为后来公社大队兴办集体企业指明方向,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联突然变脸,撕毁在中国援建的300多个工业项目合同。在苏联撤回顾问团队、甚至带走零件与图纸的情况下,优秀的中华儿女不仅没有低头沮丧,反而在困境中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这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从科研、工业领域,传递到各行各业,浸润着整个新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出现历史上空前的精诚与团结,大家都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忘我工作,为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是人民公社时代特有的情怀。

在全国7万多个人民公社中,太行山脉的大寨村,凭借令人动容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全国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红火时代的明星村。

三、农业学大寨

1963年8月,太行山深处,经历三年大旱之后,迎来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暴雨。很不幸,大寨村成了大暴雨重点光顾对象,持续下了七天七夜,将大寨村直接冲回解放前。

据统计,当时全村800多亩土地中,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的基本上是颗粒无收。山洪暴发,房屋也未能幸免,全村270间房屋和窑洞,基本被洪水冲毁,只有17间房屋能勉强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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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灾之后,政府及时给大寨村送来钱、粮食、衣物等救灾物质,鼓励村民努力重建家园。让人肃然起敬的事情是,村支书陈永贵接受了国家指示,却把全部救济物质退还给国家。理由是:全国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来呢?

陈永贵这个理由,朴素而高尚。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且糟糕透顶的举动。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这是一种根植内心的精神,它叫“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陈永贵退回国家救灾物质后,制定了灾后重建计划,带领全村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陈永贵的压力非常大,既要带头参加劳动,还要做好社员思想工作。曾多次鼓励社员,在这人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这就是陈永贵不平凡的一面,在淳朴憨厚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天生的智慧;具有非凡的口才、缜密的思维、连贯的逻辑,加上做人正派,做事很公道,说话硬气能服众。此时的陈永贵,已经是红旗人民公社社长兼大寨村村支书,也是在北京接受过毛主席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大寨村抗击洪灾的优秀事迹。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同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某次重要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在毛主席感召下,大寨与陈永贵,成为全国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农业学大寨”,成为火红年代最响亮动人的口号之一。周恩来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国元首视察大寨,整个人民公社期间,先后到大寨考察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之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学习大寨精神的先进事迹,对当时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管理的艺术,善于在恰当的时机,给全国人民树立一个恰当的榜样,从而激发广大群众的斗志与潜力。

在人民公社旗帜下,全国农民战天斗地,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这种依靠集体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由来已久。它来源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本质上是这个军事思想的升级版。

一根筷子,轻轻就折断;一把筷子,牢牢抱成团。这种古老而朴素的道理,完全适合用来解释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什么很多人连这个道理都弄不懂呢?

四、人民公社办工厂

很多人,对人民公社产生误解,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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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地认为人民公社是吃“大锅饭”,把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事实上,人民公社在构建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上,非常具有前瞻性,因为它把农业与工业有效结合起来,实现了内部与外部、区域与全局的均衡发展。

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就曾明确肯定公社办集体企业,并说了一句富有哲理与远见的名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在于此。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毛主席指示下,全国各地公社掀起一股兴办集体企业的热潮。

在全国几万个人民公社当中,河南省巩义县回郭人民公社(现巩义县回郭镇),是兴办集体企业最成功的案例,其知名度媲美搞农业生产的大寨村。具有深远而非凡的历史意义,算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直接影响了后面“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激发了回郭公社创办集体企业的雄心壮志。当地人,充分利用自己有能工巧匠的资源优势,办起了机械厂,最有名的算是五七化工厂(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而命名)。据当地人讲述,当年投资,当年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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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郭公社尝到办企业甜头后,先后投资办起了化肥厂、棉纺厂、铸造厂、砖瓦厂、电器厂、第二化工厂等企业。截止到1974年10月,回郭公社的社队企业已发展到57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裕村。

后来,回郭公社的社队企业,惊动了河南省委。《河南日报》派记者到当地实地采访社队企业,写了一篇内容长达12000字,题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新闻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最早刊登在《河南日报》,后来这份报纸被辗转入京,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尽管此时的毛主席,健康状况非常不乐观,看到回郭公社创办企业的新闻后,依然表现出极大兴致,亲笔批示媒体转载。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伟大的光明 灿烂的希望》为题,转载了《河南日报》采访回郭公社的调查报告,并在社论中指出“回郭公社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不久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亲临回郭公社视察指导,从此回郭公社红遍大江南北。

据悉,“苏南模式”发祥地——江苏无锡市,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组团到回郭公社参观学习,受到当地社队企业的启迪,回去后因地制宜地发展了社队工厂。这些社队工厂,后更名为乡镇企业,很多在后来改制过程中,演变成民营企业。譬如中国民族化工产业的领军企业——浙江纳爱斯集团,其前身就是丽水市国营的五七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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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早期的走南闯北的温州商人,也曾多次组团去回郭镇取经问道。当时来回郭公社考察的人,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最多一天3000人。这种炽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渐渐复归于平静。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后,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民公社,纷纷创办起社队企业,五金、小化工、小化肥、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小型工厂,遍地开花。截止 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

换句话说,中国乡镇民营企业的源头,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厂,其技术与原始积累,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完成的。这是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时间让我们逐渐明白历史的真相,我想这是一份值得欣喜的慰藉。

五、人民公社的成绩

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互助组规模不大,由几户到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从劳动规模上讲,有点像家庭作坊或小型加工厂,姑且把它称为农业合作化1.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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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社,在互助组基础上组建而成,从规模上讲它属于微小型企业,全民持股,具有分红权,很有活力,称为农业合作化2.0版本。

高级社,由多个初级社合并而成,或者有多个高级社合并而成,在规模上属于中大型企业,称为3.0版本。而人民公社,在高级社基础上,综合了工、农、商、学、兵,从规模与业务上讲,类似今天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称为农业合作化4.0版本。

坦诚地说,人民公社是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方式,完成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实现农村资源均衡与公正的最大化。在当时大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主席既不能走苏联极端模式,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通过自己去探索全新道路——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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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公社初期的失误,对部分农民兄弟产生若干伤害,对人民公社产生严重偏见,这个在情感上能理解。责任不在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只是“背锅侠”,碍于各种原因,这里也不能详尽分析。读历史,出发点不是纠结谁是谁非,而是为了资治现代,规避发生同样的错误。

不要夹杂太多感情色彩,对的就继承,认真发扬它,错的就端正,注意避免它。我们既要认清它的错误,也要看到它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至1979年二十年间,人民公社在工业积累、水利建设、公共医疗、文化教育、集体企业、民生工程、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不可忽略的巨大成就。具体如下:

1、为国家提供巨额积累。通过统购统销等方式,农民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约5400多亿元资金,每年平均高达210多亿元。人民公社在农民温饱尚未解决情况下,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大量原始积累,其时间之长、金额之多,在古今中外发展史,实属罕见。

2、建设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人民公社20年,修建了大型水库283座、中型水库2050座、小型水库81000多座,灌溉面积扩增至8亿多亩。还整治疏浚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江河,大面积洪涝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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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完善公共医疗体系。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得到普及与完善,在全国90%的农村建立了农村医疗合作社,培养了500余万赤脚医生。这种庞大而健全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给人民带来良好的医疗保障,老百姓不存在医疗支出的压力。曾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誉。

4、农村基础教育普及。人民公社建立了自己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农村基础教育得到普及,扫盲运动的开展,几乎彻底消灭文盲现象。1966至1976年间,高等教育受到了冲击,但是农村基础教育正常运转,升学率却连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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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办集体企业蓬勃发展。人民公社期间,鼓励人民公社兴办集体企业。1959年,全国办了70万个农村企业,农村工业产值100亿元。到1978年底,全国大约有各类社队企业152.4万家、社队企业收入为431.4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

6、杂交水稻培育成功。早在1964年,袁隆平与团队开始着手研究杂交水稻,1974年培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成功研制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为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基础。

7、农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很多人民公社,都配置了拖拉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其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同时起步的印度、巴西等国家。

8、民生有保障。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与社会,培养了人的公德心,强调集体优先。这种体制,不同程度地上照顾了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或遭遇不幸的贫困社员 ,弱势群体得到民生保障。没有留守儿童,没有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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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人民公社好处,也要讲讲人民公社的缺点,前期是政策失误,后期它最大的缺点是管理问题。也就是大家所诟病的“磨洋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问题。“磨洋工”现象是存在的,但没有讹传的那么严重,每个时期、每个地方都会有懒汉,或自私自利的人,大部分社员属于正常或积极劳动。至于生产效率低下,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杂交水稻还在研究中,传统农业已经发展到极致。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段被忽略的真实历史,不能把人民公社简单地说成吃“大锅饭”,人民食堂满打满算只办了三年。同时,人民公社也不是单纯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是鼓励兴办社队企业,强调构建一个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很多公社与大队,都有自己的加工厂与社队企业,只不过中国农村广阔与复杂,发展程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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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新中国30周年国庆纪念日,叶剑英元帅说了句公道话: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出最有力的声音,稳稳地扎牢人心。

毫无疑问,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民,无论是出自情愿还是不情愿,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在农民破旧而布满补丁的衣服上,总是散发着天下为公的精神,这几辈老农民,值得每一个后辈的中国人尊敬。

六、人民公社的现状

1979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立下“生死状”,决然要把集体田地分包到户,从而拉开分田到户的浪潮。让他们也没有想到的是,稀里糊涂竟然成为人民公社的“终结者”。

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宪法修改时,做出了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在农村设立乡政权的决定,但是保留人民公社作为单纯的经济组织。

1984年底,全国99%的农村人民公社,完成了政社分开工作,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以及92.6万个村民委员会。

人民公社解体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部分村庄像个虔诚的信徒,坚守着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模式。在激荡而漫长的光阴中,沉稳地续写着农民共同富裕的故事。

这些坚守人民公社精神,继续发展集体经济的农村,不仅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手把红旗旗不湿,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它们在改革开放的惊涛骇浪中,以它特有的姿态走向另一个高峰,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村、文明村、示范村。

2017名村影响力排行榜300佳,综合影响力前30名村庄中,有28个村庄都是“人民公社”模式。这里,我不愿其烦地把它们罗列出来:

1、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

2、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

3、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非集体经济);

4、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

5、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东岭村;

6、浙江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

7、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

8、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9、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

10、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

11、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村;

12、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

13、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进顺村;

14、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宝山村;

15、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

16、山东省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

17、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

18、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都山村;

19、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红嘴村;

20、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方林村;

21、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

22、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非集体经济);

23、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村;

24、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

25、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

26、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福保村;

27、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

28、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

29、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村;

30、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

这些土豪村庄,除了花园村与小岗村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坚信走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通过创办社队企业、做强集体企业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当然,他们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也进行了调整与改制,通过全民持股的方式实现利益均等、共同富裕。

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于此,毛泽东主席的预言得到验证。时间已经在逐步证明,人民公社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能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有效治理模式,成为新农村的典范。

农民的短板,是习惯性短视,缺乏长远眼光,喜欢盯住眼前看得见的小利益。很多人在当时并没有看清人民公社的好处及强大后劲,反而在失去的几十年中慢慢清醒过来。

人民公社,它以十年或五十年为单位,强调全局与区域的均衡发展,考虑的是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千古未有的大仁政……

致敬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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