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

严海蓉 高 明 丁 玲

长久以来，人们对集体经济的一个习惯性诟病是：集体经济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续性。如果这个能人不在了，集体经济就会垮掉。那么在嘎措，有没有“人亡政息”的问题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干部和制度的辩证关系，到底是好干部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

一、工分细则怎么定，不是干部说了算

今天嘎措执行的《工分细则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嘎措干部和群众40多年来逐步创立和完善的制度成果。关于《条例》的创立过程，我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总是问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措施，对此，白玛老书记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人民公社时期，《条例》的产生源于公社集体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散集体经济的环境下，嘎措不仅没有放弃集体经济，反而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条例》，使得《条例》更加精准地落实按劳分配。

《条例》的更新并不是干部说了算，每隔一两年，嘎措都要召开全乡群众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根据群众意愿，对《条例》做一些增删、修改或调整。在召开全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每个代表都要在自己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中征求和汇总意愿，最后在全乡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确定更新方案。

更新《条例》涉及的内容非常细，更新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使《条例》能够更加精准地落实多劳多得、兼顾劳动均衡的原则，既保障公平公正又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比如1984年以前，《条例》规定，按劳动日来计算工分，只要你今天去了放牧点，就和其他到岗人员有一样的工分，不管你放的是200头羊还是1000头羊;后来《条例》改成了按放牧数量和牧产品产量(如酥油的重量)来计算工分，使多劳多得的原则落实得更加精准。再比如，以前放牧点上的牛羊不管有没有走丢或者被野生动物杀害，放牧人都没有损失，而现在如果少了牛羊，放牧人就要被扣工分，目的是保证放牧人对所放畜群更加负责。又比如，由于放牦牛、挤羊奶等工种的劳动强度大，愿意干这些活的人比较少，因此每开一次群众大会，都会适当增加这类工种的工分。

二、干部工资发多少，群众说了算

在历年的集体经济实践中，嘎措还摸索出一种循环监督模式：各生产小组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小组组长，群众监督村干部。在这一监督模式中，尤其可称道的是群众监督村干部这一环节：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收入、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全民通过评议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

以二村的村党支部第二书记扎西桑珠为例，他拿到的基本工资要全部上交给集体。到了年末，二村的所有劳动力按工分多少排名，比如拉姆第一名，共挣得5000个工分;措姆第二名，共挣得4500个工分……这样一直排下来，通常要排到第11名，工分也就分为11等。然后村集体召开全民会议，以无记名的方式给二村的6名干部投票。如果群众觉得扎西桑珠全年的工作表现优异，就给他投一等;如果群众觉得他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认真，就给他投二等或三等;认为他做得很差就投更低的等次。最后，将群众的投票加以汇总，半数以上的票投了几等就定为几等。假设一半以上群众投了扎西桑珠一等，那么他最后得到的工分就和第一名拉姆一样，他将按拉姆的工分来分得现金和实物。

通常来说，村干部们按照群众投票决定的工分所得到的收入比国家发的基本工资要高，因而村干部们对于群众决定村干部工分的民主监督机制从未有怨言，他们不会因上交给集体基本工资而遭受经济损失。

在老书记领导时期，集体文化、日常性的思想教育也有利于干群关系的良性发展。当时，人民公社开展过很多的思想教育活动，平均每周举办一次意识形态方面的会议，主要是教育干部和群众要爱公社，爱国家。那时候有个口号叫“以公社为家，以牲畜为儿子”。此外，党员每年年底要进行一次自查自纠，党员年初要做出具体承诺，到年底的时候，集体会召开群众大会检查他们的承诺有没有执行到位。今天，集体制度仍在持续，然而集体文化和集体思想教育却颇为凋落了。老书记说出了他的看法：

在那个时期，老百姓第一个是比较喜欢学习，第二个是只要开会，每个人都会发言，表态欲望强，会毫不犹豫地说一些，比如说为整个集体的发展提一些意见。不像现在畏畏缩缩的，有些话敢说不敢说的，那时候所有社员都会发言，那是非常好的，现在做不到。

老书记的见解说明，集体体制保持长期可持续性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集体的思想和文化。今天，集体制度仍在持续，然而集体文化和集体思想教育却有待重建，也正在重建中。

三、新生代干部如何继往开来?

嘎措乡时任书记冰酒是一位“80后”，毕业于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人。2015年11月，冰酒开始担任嘎措乡乡长，2017年9月升任乡党委书记。冰酒书记中等身材，热情幽默，汉语说得很流利。平常他总是烟不离手，虽然外表有些不羁，喜欢说笑，但做起事来却很周到细心。作为一名外来干部，冰酒书记是如何适应集体体制的，作为嘎措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他又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呢?

在走访期间，我们发现，村民不论男女老少，见到冰酒书记都亲切地和他打招呼、拥抱，向他倾诉家中的琐事，反映村里的境况，完全没有把他当一个外人，而是真心地喜爱他、尊敬他。

那么，他有没有碰到过难“对付”的村民呢?冰酒书记虽然年轻，但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在遇到比较难“对付”的村民时，没有选择绕着走，而是经常和他们斗智斗勇。在嘎措一村，一对夫妻离异，丈夫带着大女儿搬到二村生活，并重新组建了家庭。妻子拉珍(化名)和小女儿卓玛(化名)在一村生活，是一村的贫困户。不幸的是，拉珍有精神障碍，情绪不稳定，容易和人发生口角。卓玛2014年中学毕业后，生了个女儿，拉珍便将她和外孙女锁在家里，不让卓玛干活，也不让她出门。正因如此，她们家经济更加拮据，是嘎措乡最贫困的牧户之一。冰酒书记了解到情况以后，认为这样不行，必须让卓玛继续读书、上职校，毕业以后好给她在村里安排工作，让她挣工分。为了让卓玛能继续上学，书记和拉珍来回沟通了许多次，“斗”到最后书记终于“赢”了，拉珍同意让卓玛出去读书。如今卓玛从职校毕业，又继续读中专。在“斗争”的过程中，书记耐心诚恳的态度赢得了拉珍的信任，拉珍对书记不再有隔阂和戒备心。别的干部进不了拉珍家的门，但是书记可以。书记不时去她家坐坐，帮她看看存折上的存款数目，提醒她不要乱花钱。书记还做通了大女儿的工作，让她回来和母亲、妹妹一起生活，并把她安排在工分最高的放牧点上。慢慢地，拉珍的精神状态和全家的物质生活条件都有了好转。

在冰酒来到嘎措乡之前，乡里的干部可以享受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每年年底，干部每人可以分得8只羊、1头牛、15斤奶渣和20斤酥油等实物福利。如此一来，20位左右的乡干部每年光羊就要消耗掉一两百只，这是个不小的数目。2016年，冰酒在担任嘎措乡乡长的第二年就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将此福利取消，干部们若要吃牛羊肉必须按双湖县市场价格——而不是集体给社员的内部价——向公社购买。冰酒书记认为：“老百姓一年到头那么辛苦，干部不能占群众的便宜。国家给我们的工资不低，想吃完全可以买嘛。”从此，这项干部福利终结了。

调研中，我们观察到哪怕在放牧点上吃了一杯酸奶，冰酒书记也要自己付钱。在工作中，他始终践行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党员优良作风，没有拿过公社的一斤肉、一斤酥油，这也让两个村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欣赏他、信任他。

冰酒书记心疼辛苦的百姓，遇到灾情险情，畜群受野牦牛、棕熊袭击等突发事件，他也是第一个赶去处理，帮助受灾群众，安抚放牧人员情绪，等等，用某位驻村干部的话来说，“乡里的事情，都是书记在管”。我们在其他地区调研时，有干部在，群众往往不敢说话，但在嘎措，有冰酒书记在，群众更加畅所欲言，相互信任的干群关系可见一斑。

四、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

自2002年白玛书记退休至今，嘎措乡一共经历了7任书记。关于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同白玛和冰酒两位书记先后进行了讨论。白玛书记最有发言权。据闻，白玛书记年轻的时候体格强健，力大无比。他文能辩领导，武敢斗棕熊，在一穷二白的年代，带领群众将嘎措人民公社打造成高原上的幸福家园，名满整个西藏自治区。老书记只是谦虚地说：“不是说我那个时候怎么能干，但是我这一生真的是奉献给嘎措人民了。”其实，嘎措人民公社的集体制度、工分细则是由他和得力班子一起起草、修改、制定的，后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比如由公社赡养的养老制度就是老书记提出来的，这一牧民退休制度在当时乃至今天都十分先进和人性化。

在谈及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时，老书记打了一个很形象、很到位的比喻：

假如人民公社是一辆汽车，领导就好比发动机。人民公社(这辆车)能不能很好地运行，最主要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如果领导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不管有什么样的制度，人民公社还是搞不了;但是(如果)领导特别有能力，特别能干，却没有一个详细的制度的话，也是不行的。

嘎措两个村的差异似乎正说明了“领导就好比发动机”的见解。我们发现嘎措乡两个村虽然制度一样，但是二村相较于一村，集体感更强，只有两名脱离集体的单干人员，大大少于一村的37名。在每季度分工时，二村总是快速有效地完成，很少需要调整，但一村领导总要做很多人的思想工作才能将工作安排下去，许多人不愿意被分配到比较辛苦的工种。这些情况会影响集体经济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白玛书记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村的村领导缺乏集体意识和责任心，因而就没有办法和手段去控制单干和不服从分配的人，老书记说：“村领导可以认真地去开展思想工作，努力去说服那些人，如果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领导，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教育这些人，他想不出思想教育的内容。出去的人越多，人们就越不把领导当回事。”

总之，老书记认为，集体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领导，是组织人员，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是实现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要将制度真正地落实下去。

冰酒书记也承认领导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80后”，作为一名外来干部，他“邂逅”了嘎措的集体经济，并逐渐认识它、认同它，为它努力。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冰酒书记说：“我觉得制度比干部重要，只要有扎扎实实的制度，领导虽然没什么能力，但是大家都能把制度贯彻落实的话，就行。没有一个好的制度，领导能力再强也不行。”

从对两位书记的访谈和嘎措乡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领导团队、制度和文化是引导集体经济走向成功的“三驾马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领导团队是一个良好的发动机，能驱动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一个好的制度既能保障社会公平，也能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让干部愿意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平等合作、富有凝聚力、关爱集体的团体文化是集体经济能吸引人、留住人的必备法宝。在老书记的记忆里，集体文化是这样子的：过去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是老百姓的心情是非常好的，上进心、积极性都特别强。一年四季，老百姓最高兴的日子，并不是年终分红的时候，而是入秋剪羊毛的那几日。每到此时，所有老百姓都聚在一起，一边剪羊毛一边唱劳动歌，剪完了还有很多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民歌比赛等。大家宰杀牛羊，吃上当年的第一块新鲜肉，做酥油、奶渣，喝青稞酒，男女老幼一起分享最丰盛的食品。

这样的集体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值得嘎措群众去珍爱、维护的。

(本文原载严海蓉、高明、丁玲合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乡村纪事 新型集体经济为什么行?》一书，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