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育了城市，城市反哺着农村。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河南兰考挂职副县长何慧丽发起的“购米包地”行动，再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10月1日晚，在何慧丽亲自带领下，一支打着“北京—兰考城乡互动第一团”旗帜的队伍头戴小红帽，从北京西站登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
今年春天与兰考农民签下协议“购米包地”的北京市民代表到兰考查看了自家稻田，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天，体验了真正的农村生活。在看稻、割稻之余，北京市民经历了一次与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记者随队前往采访，感触最深的并不是这种“购米包地”的方式对兰考农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多少兰考的大米通过这种方式卖到了北京，而是这种城乡之间的生动互动所表现出的一种均衡发展理念———横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阂在很大程度上被面对面的交流消除了，城乡共荣、共赢、共同富裕也变成了看得见的未来。
教授最担心北京人趾高气扬
年初，何慧丽因为替兰考农民卖大米奔走呼吁而成为新闻人物，这一次，她的行动还和卖米有关。原来，在继卖大米之后，为帮助农民销售无公害大米，何慧丽等人又在北京和兰考两地搞起“购米包地”，即，北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花少量定金在种植前包下兰考农民将要生产的大米，收获以后，大米不经过中间环节，直接由包地的北京市民消费。如今，由于“购米包地”，有79个北京的个人和单位与兰考的十几户农民“结成了亲戚”。
现在，稻子已经接近成熟，何慧丽想让包地的北京市民去亲眼看看自家的稻子长得怎么样。不过，包地的市民来得并不多，占不到一半，更多的还是农业大学的学生和对农村问题感兴趣的志愿者。但这并不影响何慧丽的激情，她带着这支20余人的队伍一路走着、唱着，来到那个为北京消费者种植无公害大米的村庄———南马庄。
最担心北京人趾高气扬
临上车前记者听到何慧丽在跟组织者说这样一句话：“我就怕村民给我们表演了半天，北京人指手画脚地说这说那，最后趾高气扬地走了。”
为了不让她的担心变成现实，何慧丽在路上就开始了对大家的“培训”。她领着大家练习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希望到村里以后北京人也能给农民们表演个节目。
何慧丽所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当一进村时听到农民把盘鼓敲得震天响，所有人立刻放下了城市人到农村时习惯带有的矜持，当农民们用长久的掌声来回应他们并不整齐的歌唱，这些城里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家是农村的，来到农村感到特别亲切。”这句话被很多从北京来的市民使用。记者注意到，这次来参加活动的人虽然都在北京工作或者上学，而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村。
何慧丽同时还在算经济账。她提出一个原则：别让农民吃亏。“如果让农民吃亏，我们就和某些达官贵人没什么区别。”她说。这样，北京人到兰考的吃和住都是自己掏钱。看到大家的经费还略有节余，她又索性决定以北京市民的名义给三个村每村一个300元的红包。“这是北京的市民送给大家的。”送的时候农民们总是报以持久的掌声。
第一次知道了大米是怎么来的
王先生和杜女士一家还没有包地，但他们想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我们经常去怀柔、顺义等北京郊区旅游，到了那里，我儿子说，农村怎么这么富呀。这一次我想让我儿子看看真正的农村什么样。”作为孩子的母亲，杜女士说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孩子，不让孩子做温室里的花。
但是杜女士本人却首先受到了教育。当住进在村里还算富裕的村支书张砚斌的家，她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我想再穷也会有沙发、组合柜，可他们家都没有，坐的还是小板凳。”
对于杜女士，她看到的一切几乎都是新鲜的。她在路边看到晒着的棉花，知道了这就是能够装在棉被里的东西；她在农民家门口捡到一根刚摘下来的芝麻秸，理解了为什么人们会说“芝麻开花节节高”。当然，最主要的，是她和家人一起去割了一回稻子，体验了一下当农民的滋味。“这才知道我吃的大米是怎么来的，真的是第一次。”她说。
像杜女士这样对农村缺乏了解的人并不在少数，农业大学的陈老师举例说到他的一位来自天津的学生只吃过猪肉，从来没见过猪长什么样。
杜女士的儿子这几天过得特别开心，除了和农村的小朋友玩到了一块儿，还认识了很多东西。记者看到他写了篇日记，开头第一句话是：“今天我看见了一种东西，叫麦囤。”
最关键的米价至今没有定
这支队伍里并不全是对农村知之甚少的人，来自贝龙公司的老总毕谊民每到一处都能和农民相谈甚欢，还给农民唱他们爱听的京剧。毕谊民是“购米包地”思想的提出者之一，也是今年的包地大户。他在田埂上找到了写有自己公司名字的牌子，盘算着等米打出来了，要把米分送给哪些朋友。
为贝龙公司种水稻的农民在会场上找到了毕谊民，她说自己愿意让城里人包地，因为这样销售就不成问题，而同时一亩地有可能多赚百八十块钱。她跟毕谊民介绍说，都是按照无公害大米的要求种的地，还说因为少使用化肥而减产了。
毕谊民说减产没关系，一定会让农民挣钱的，于是农民很高兴。但当大家想让农民说出成本是多少，想挣多少钱时，农民们没有一个能痛快地说出来。对于他们，什么成本、利润，都是陌生的名词，他们确定能把大米卖掉且稍微有些赚头，就会显得很满足。何慧丽解释，让农民算账太难了，因为农民种地常常是赔钱的。
米价是双方都关心的，然而米价最终未能确定。经过一番乱哄哄的讨论，最后合作社的老社长提了个建议，说原则就是让市民吃上放心米，让农民有钱挣。价格可以参照市场上的价格，让农民卖米比市场收购价格高，让市民买米比超市销售价格低。何慧丽很赞成，她说之所以要购米包地，就是要把中间商们赚的钱让农民分一点，让市民分一点。
城乡互动·说法
何慧丽：城市人能不能和农村人互动？
我这次带北京的市民到兰考来，就是希望城里人能在农村吃一吃，睡一睡，然后大家都好好想想，能不能跟农村人互动。
我们搞合作试点的都是普通的村子，大家看到他们精神状态都很好。我就是想激发大家的这种状态，让农村人感到也可以很快乐。我希望村民感到村庄是自己的，是自豪的。
有经济学家骂我，说我卖大米、搞“购米包地”不符合市场规律。其实我是在卖理念，我是想让大家想一想，怎么面对我们脚下的土地和种地的人。
毕谊民：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是剪刀差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如何面对这个现实，解决这个问题，是农村人的事，也是城市人的事。
作为知识分子，何慧丽等人表现出难得的草根精神，用脚做学问，给农民做实事，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建立农村合作社，鼓励城市的市民成立消费合作组织，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在南马庄、在兰考有意义，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意义。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刘淑清
城乡互动·感受
一个发现：村支书的月收入是我月消费的1%
不同于杜女士，王先生在张砚斌家住了一个晚上之后有了另外的发现。“你猜猜村支书一个月挣多少钱？”王先生问北京来的同伴。大家都猜不准，于是王先生冲着他们伸出一根手指，“100块！”然后补充一句：“不可思议。”
记者问王先生，张砚斌的月收入是不是几乎要相当于他的月收入的1%。王先生纠正说，是他的月消费额的1%。
王先生一家有意包地，并说农村的空气比城里好。何慧丽开玩笑地建议王先生在南马庄做个挂职村长，王先生当下表示反对，“累死累活一个月挣100块钱，我可不干。”但是当有人建议王先生做个荣誉村民的时候，王先生立即表示同意，他说希望能在农村有块地方，过陶渊明式的悠闲生活。
最沉重的一幕：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他们
市民们这次到兰考都特意多带了些书籍和旧衣服，分别把它们捐给了南马庄、大西里村和胡寨三个村子。东西都是旧的，但是农民们特别高兴。然而细心观察的市民发现，需要捐助的对象太多了。像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在兰考农村里见到的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因为年轻些的男人都到城市里打工去了，90岁的老人一个人在家独自看家，自己烧柴做饭，在田里干活的主力是妇女，十几岁的孩子几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爸爸。
10月3日，当市民队伍来到胡寨时，村民们照例用喧天的锣鼓欢迎北京来的客人。与别村不同，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发现了一个大红的捐款箱。村长跑上去把箱子撤掉了，后来他说，不想让北京来的客人误会，以为他们在伸手要钱。
但还是有个别市民发现了贴在墙上的倡议书。那是在为村里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女孩胡富叶募捐。胡富叶在北京打工，今年夏天意外地发现患上了白血病，在北京住院花了10万元，父母很快花掉了家中微薄的积蓄，并借了一屁股债。然而，接下来的治疗还需要30多万元，这对于胡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胡富叶的父母见到记者就一个劲地流眼泪，打击和压力已经让他们憔悴不堪。
但是他们说村民们都帮助他们，这让他们感到温暖。村长透露，村民们一得知此事就纷纷捐款，100多人表示要为胡富叶捐献干细胞，还签了名。记者说想见见要捐干细胞的人，村长指着身后的一大群人说，他们都是。他们不知道在城市里捐干细胞的人都会成为新闻人物，也不知道有志愿者一说，他们说：“孩子得了那么大的病，我们身体上的东西捐出点来没啥，也知道不会有什么伤害。”
市民队伍表演了节目，捐献了衣物，很快离开了。注意到募捐消息的一个市民把100块钱塞到胡富叶母亲的手里时，这位妇女的表现只是哭，说不出话来。“哎呀，不知道如何才能帮他们。”捐款的市民说，这是此次旅行中最沉重的一幕。
新闻背景
在三农专家温铁军的指导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挂职河南兰考副县长期间在南马庄等村搞起“新乡村建设”试验，帮助农民寻找可能的出路。
2005年，南马庄种植的无公害大米进入北京市场受到冷落，何慧丽为此奔走呼吁，并亲自参与大米销售，在媒体报道之后，“教授卖米”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6年春，何慧丽等人在卖米之后又搞起农民直接向市民销售大米的新销售模式的试验，将之称为“购米包地”，即消费者直接与南马庄合作社签订合同，购买指定土地上收获的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