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协会：农村社群文化的表达
——以李村为例

何慧丽

第一节 实践的意图和现实基础

一、实践的意图

在经济至上、金钱符号大行其道的社会里，农民们需要钱的地方实在太多，因而显得过于缺钱，过于想钱。随便去问问农民：“你最需要什么？”十有八九会说“需要钱”。农民这样想，基层的干部也这样想，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大多主张多在让农民赚钱的地方，在农民的经济理性行动上支支招。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农民越没有钱越想要钱，想赚钱的欲望被吊得很高，但在既有国情和经济结构的制约下，农民又几乎难以找到赚钱的途径和办法，因此造成了农民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心理剥夺感。
而且，在市场理性逻辑的流行下，农民干什么都得考虑成本收益之比，人们的真实的多样性的生活行动选择被经济物质利益的计较给浸淫了，许多真实的非经济需求，由于在经济上划不来，或者没有经济效益而被丢弃。农民的与经济需求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互惠、安全、关心、开心满足等心理的、社会的、伦理的、文化的诸多非经济需求被屏蔽掉了。所以，在生活中出现了一种“经济帝国主义”的作法，它以乌托邦式的经济关系涵盖了社群生活的所有领域，以个人的经济理性行动和市场逻辑行动，取代社群的多种多样文化理性和各种非市场逻辑行动。
因此，找一个村庄，整合一些资源，促成既非经济又非宗教性质的民间社群文化组织的成立，开启农民的社群文化行动的潜力，从非物质层面满足人们的需求，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挑破经济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情结理论的不足，很有必要。其必要性在于：可以从实践或试验的角度，为组建农村社群文化组织的规律和意义提供经验和行动支持。

二、李村的特征

李村位于兰考县城东北20多公里的闫楼乡，是兰考县四个小康村之一，人口约1634人，370余户，耕地约1500亩，人均约0.9亩。李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棉花、花生、玉米等。李村之所以作为兰考县四个小康村之一，主要是因为全村有86家依靠着农村丰富的桐木资源，大力发展板材加工业，使得该村人均收入和工商业总产值大幅提高。除了板材加工和传统农业，养殖业在李村的经济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村里共有20多家养猪专业户，都属于有10到20头猪的规模较小的家庭养殖。
李村特征之一：作为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在村中形成了规模化的板材加工业的村庄，较之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农村社区，在贫富分化上严重的多。
李村由于数目众多的板材加工厂，形成了部分加工业或商业个体户或企业主。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力被吸纳入了工厂，按日或按月领取工资来维持生活。大部分农户属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化小农，每年种上地，打点工，搞点养殖。李村各家之间人均收入很不同：大约有15%的农户（以种地为主）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 600元；有将近50%的农户（有人在工厂或城市打工），人均年收入达2000元；大约有10%的农户（办厂办得较好的），人均年收入过万元，最多的如支书周留柱家年收入可过百万元。此外，没有村集体经济。村级债务有2万元。
可见，说是兰考县小康村之一，其实只是有特别富有的农户而使经济总量增大而已，其人均收入的离散值太大，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发展并不和谐。
李村特征之二：传统社区记忆痕迹尚存，多少显示出一些非市场的生活价值取向。
李村从人口的姓氏来看，是个多姓杂居村，大姓有王（1/3）、景（1/3）、陈（1/7）、赵（1/6）。在村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宗族活动：最能代表宗族外在形式的族谱、祠堂已不见踪迹；宗族的内在形式，如集体祭祀、族规家约，早已消失；现任村支书姓周、村会计姓姜，都是村中的小姓。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对村庄影响的结果。
虽然如此，但是仍然有一些事实证明村民的生活面向似乎仍在村内。主要表现在：
一是生育观念陈旧，一般的人家倾向于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而且表现出对生育男孩的偏好。二是有成就的人都热心村中的公益事业，渴望在村内留下好的声誉，让村民能够记住他。如村小学、村公路、村中桥梁的修建，都有在外或在村内办企业的人士的捐资；三是大多数外出工作人员退休后都回村定居，其中不乏热心于、擅长于公益事务的人；三是村级债务很少，只有2万元；四是村每年都以组为单位对承包地进行小调整——出嫁、死人的出地（升大学的不出地），娶媳妇、生小孩（超生且没交罚款的除外）的进地；五是村干部的工资很低，但仍竞选较激烈。村支书、村主任的工资是每月100元，其他村两委的工资是每月80元。2003年，周留柱能当选支书，就是因为他当时明确提出，不要工资，不要村报销差旅费和招待费，当选后，他果然履行了诺言。
李村特征之三：难以组织农民从事村中有利于村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公共事务。
村支书感到，取消农业税后，组织农民搞水利建设是最大的困难。做为盐碱地，水渠很容易被泥土淤塞，要经常清挖，否则，下雨时，积水排不出去，会导致盐碱化，亩产就会不到现在的一半（现在亩产有近1000斤）；干旱，水引不进来，也会减产。但农民不愿出工，如由村集体向农民收钱后出钱请人清挖河渠，国家又不准收；一事一议的方式又不见得有效。据调查，兰考县其他村庄也有类似情况：尽管村民比较在意村内的评价，生活面向仍在村内，但很难组织农民出工从事有利于村庄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公益事业，很多地方面临着土地重新盐碱化的危险。

三、李村的老年人状况

李村老年人愿意独自过生活的、以空巢型家庭形式居住的占很大多数。
在李村，5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概有300人左右，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近200人。一般而言，传统农村社区的家庭都是老年人跟自己的孩子生活。可是在李村，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都是自己生活，无论是有老伴还是丧偶，形成了空巢家庭。这些老年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的原因，主要是：要和某个子女生活在一起就要帮着做活，怕其他子女不愿意，容易引起子女间矛盾，自己也生闲气；跟子女在一起生活有很多不方便，不自由。于是，那些有承包田的老年人，如果他们没能力下田种地，就把地交给儿子、媳妇们劳作，儿子、媳妇则按月给老年人一定的粮食或面粉以供生活，也会在平时给点零花钱；更多的老年人若还能下地干活则自己凑合着搞生产、独自过生活；也有少数老年人靠做生意或小买卖、或者在村里的厂子做些力所能极的活儿挣钱来养活自己。例如，73岁的齐秀英大娘和71岁的老伴生活在一起，齐大娘靠做鞋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月能挣些钱补贴家用；老伴在家里也开了小卖铺，每个月有300左右的收入。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向子女伸手。没和子女分开住的老年人，也有很多表示：如果有可能也愿意自己独住，靠自己养活自己。可见，愿意独自过生活的养老观念，是形成空巢家庭的决定因素。
空巢家庭的出现，其弊端就随之体现出来：老年人们晚年生活比较孤单，特别是失去老伴的人更加寂寞，生活内容单调，而且要自己养活自己，由于劳动能力有限，有的老年人生活条件比较差，而条件好的也往往不在物质方面过多的添置什么。由于缺乏老年的活动组织和娱乐组织，李村老年人们的闲暇时间渡过的非常单一和无趣，打牌、聊天、闲晃、烧香拜佛或信主（信基督教）就成了老年人“活动筋骨”、“出门透透气”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很难谈得上所谓的“欢度晚年”。
这么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村庄，这么一个社群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尚存的村庄，面对着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欠发育的状况，能否通过部分资金和制度等外来资源的输入，促成类似的老年人协会等社会文化性组织，去激发大家的公共行为，增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开发村庄的社群文化行动，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

第二节 老年人协会的组建过程

一、李村的中老年文艺队，是老年人协会成立的基础和前身。

以满足农民文艺需求的李村中老年文艺队的成立，应该追溯到2002年，是在李村的能人带动下成立的。
李村的赵凤兰大娘，是毛时代的干部，一辈子特别坎坷：解放前受过很过苦，没有上过学，至今是文盲；解放后，任过多年大队干部；文革后，被当成“四人帮”在农村的代表人物挨整；现在，她的子女都已成人，其中一个儿子成为海南一家大汽车公司的老总。他为了报答她（他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一直没有改嫁），经常带她到各地旅游，并给她很多零用钱。但是，赵大娘觉得，一个人有钱不是幸福，大家都快乐才是幸福。她特别富有同情心，关心残疾人、穷人、烈属、五保；特别热心公共事业，也很在乎村民的评价。她曾鼓动当老总的儿子及儿子的朋友捐了50万元，成为建李村小学的主要资金来源。
孝顺的儿子让赵大娘去海南的海口市玩。她发现市民利用空闲时间在公园里、天桥下又跳舞又唱歌，很开心。她想：农民为什么不可以组织起来搞文艺呢？她决定试试。2002年，赵大娘建起了李村中老年文艺队。文艺队成立前期的一些活动用具，如锣鼓、演出服等，都是赵大娘花钱买的，请老师的花销也是她出。开始，有人说闲话，妇女们不好意思唱、跳。于是，赵大娘就先说服自己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妯娌，做示范。后来，村里的稍富裕点的人家，都纷纷或多或少地向文艺队捐资，文艺队就添置了些娱乐设备，并逐渐组织了秧歌队，壮大了娱乐队伍。一些热爱文艺活动的中老年同志，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也包括一些热爱文艺活动，会打鼓敲钗的男同志都加入了进来，成为文艺队的核心成员。每逢一逢十，他们就在大队院子的空地上敲锣打鼓扭秧歌，慢慢地，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到现在，有40多人参加，年纪从30多岁到70多岁。
通过几年的发展，李村的文艺形式已很多样化了，有反映劳动场景、劳动人民生活方式的秧歌舞；还有较为艺术性的群体娱乐节目——打腰鼓，以及豫剧、河南坠子、来源于生活的快板、表演唱，小品，等等农民们喜闻乐见的节目，还有几本平时编写的诗集。他们不仅在本村拥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也经常到外村、外乡去演出，颇得好评。文艺队使部分村民锻炼了身体，愉悦了心情。有个中年妇女，腰椎间盘突出，花了2万元做手术还没治好，自从参加了文艺队，病就减轻了，变好了。有一老年人，参加了文艺活动，以前的愁眉苦脸也变成了现在的眉开眼笑，她经常说：“今天又蹦又唱了，明天死了也心甘。”文艺队还通过自编自演节目弘扬了好的社会风气，宣传党的计划生育等方针政策。
李村中老年文艺队的成立，是农村社群文化的表现。它表达了农村的风土人情，农村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满足了农民的文化表达需求。它为李村老年人协会准备了骨干力量和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老年人协会的前身。当然，中老年文艺队也只占该村人的少数，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还是觉得那不是自己的事，而且自己看与不看、参与不参与也不是重要的、必需的。

二、老年人协会成立的准备过程：外力推动，内力发育。

大致包括：建庙、捐物、制作十二生肖、推举干部等具体事件，这些具体事件，是外力推动、内力发育的结果。
2003年，赵大娘主持着建了李村老年人俱乐部大院。她把子女平时给的零花钱一点点积攒下来的4000元先捐出来，一些村民在她的感召下，也捐了5000元。她组织村民拉来几十车土将院子垫平，又盖了三间敬“老天爷”的庙房。这庙，敬的既不是基督教的耶稣，也不是佛教里的菩萨，而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中国神——老天爷，而且在老天爷的上方，挂着马恩列斯毛朱邓陈等共产党人的像，意味着共产党人管着老天爷。这样的神为本村老年人提供精神寄托。这样，每逢初一、十五，本村老年人有心情不舒服的、身体不大好的，就来这儿许许愿，有个精神安慰，用不着费劲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以“老天爷”的庙为主的俱乐部的初步修建，成为考虑全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的起点。但是，明显地，要以某种组织形式成为满足全村中老年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的一个平台或载体，则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好在已有了一定的内力在操作，也就是以赵大娘为中心的一些骨干力量在操作，而且有了文艺队的成果以及建设老年人俱乐部的设想。
我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下派到兰考挂职的副县长，于2004年5月14日，从县城里带来了一些饭菜，也带着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副支书米金木托我捐给一些贫困户的二十余套西服，带到了李村。赵大娘随即开了两瓶酒，差人将村里的五保户、贫困户、鳏寡孤独的人近十人召集在一起，先是让大家吃个饱，然后又将带来的衣服一人发了一套，有的当即就穿在身上。赵大娘这一举动，温暖了这些贫困老年人的心，他们表示一定会加入老年人协会。
2004年6月初，我将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所募捐的衣物分给了李村四包。赵大娘命人将这些衣物分挺当，按照李村老年人生活的实际状况分配衣物的数量，而且事先列表算好。当时她还自己买了两大包糖果。我与她合计希望在发衣物的时候开个老年人协会成立的预备会，将老年人分组，到时讨论成立老年人协会的事。当我去时，赵大娘已召集了近200人，在村里大树遮荫的地方按规定坐好。当时，大会程序包括讲话、分组讨论、老年人代表发言，还有文艺队表演，最后是分发衣物。会议开得很热闹，大家都感到很开心，表示成立老年人协会是个大好事儿，跟着赵凤兰走没错。当时一些老年人也表示很感动，因为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县长长得啥样，因为政府还没有这么关心他们的具体的事儿。这些事件使得赵大娘在村中的威信大增。
我在乡下走访，发现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妇女的生活质量实在是不好。在兰考的某个村子搞个老年人协会，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在汴村调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曹姓老年人的床头挂着一串做工粗糙、已被熏得乌黑的十二生肖，当时我很想让她联合几个老年人一起做，我想她们要是做了几十串，我还是可以帮她们卖得掉的。但是这位老年人没有把几个老年人聚在一起做十二生肖的号召力。我买了几串，拿到赵大娘那儿，问她能不能在村里找一些老年人去做，我负责卖。赵大娘的组织能力很强，她组织了10余个老年人照着样子做，一下子做了六十余串。这是老年人协会成立时的一项能让外界人士为李村老年人献爱心的有益举措。
还有一个前提准备，就是赵大娘已通过选举和推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老年人协会的主要干部。白丽作为村支书的爱人成为副会长，村支书自然要支持，村办公室就成了老年协会的活动中心；马三虽然年轻，但是文艺队中最称职的教练，许多老年人加入文艺队后唱歌、跳舞都是由她反复教练的。其他的理事都是任过多年生产队、大队干部且辈高有威信或子女有成就的老年人。如周正礼，70多岁，文盲，任过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队长、村办企业厂长，为人正直，有公益心，是群众公认能为群众办实事的人， 4个儿子中有3个在村内办板材厂1个任兰考县检察院官员；景文柱，58岁，是老年协会最有文化的人，任过队长、当过兵、学过医，自1973年来一直在村当医生，同时兼任过村会计、村支委，其子女在上大学；赵洪田， 80多岁，文盲，任过生产队长。大儿开小吃部，小儿子在外打工，在村中门大、辈长，能说话算数；陈兰锋，78岁，任过大队会计，儿子中有2个任公办教师1个任副局长，在村中门户大、辈长，能说话算数。这些被村里公认的热心人、能人出任老年人协会理事，自然提高了老年协会对老年人的吸引力和在村民中的地位。显然，这里面，有与支书是家属的人，有家境相对富裕的人，有较有才会写会唱的人，也有稍年轻的能为老年人跑跑腿的人。协会在成立前计划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才能入会，后来一些年龄在55岁—60岁之间的老年人对提高年龄有意见，遂改为55岁以上都可以入会。我还请县文化馆的同志设计好了有一个老年人图像标志的会员证， 由老年人协会的理事们一家一家的分发到老年人们的手中。
有了这些前提准备，在7月初，我和大学同事带着30余名大学生在李村和旁边的一个村子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当时，我还联系了县妇联、文化馆、乡里的干部，希望一起来搞个老年人协会的成立仪式。我希望在成立仪式上，各方外力，都来至少买一串老年人做的十二生肖，表示对老年人协会的支持。

三、老年人协会的成立仪式：各方关爱的表达，外力大动员。

老年人协会的成立仪式的过程，是大学生参与、县乡支持、不同村庄的农民互相支持的几方力量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非市场购买行动的初步尝试的一个过程，意味着各方关爱的表达，以及尽可能的各种外力大动员。
2004年7月2日，老年人协会在村委大院举行成立仪式。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努力在城关乡的陈寨村成立了一支会腰鼓、会跳健美操的文艺队，成立仪式的当天，他们作为农民文艺队前去祝贺。县妇联送来了一块庆贺的匾；县文化馆馆长也来了；乡里来了一个副书记，也给送了一块庆贺的匾。大学生除了中国农业大学的30余名之外，还有河南农业大学的10余名乡村建设志愿者。村支书周留柱也在场表示支持。这样，县、乡、村三级干部，外来的大学生，陈寨村农民文艺队、本村的老年人们，本村的文艺队，还有《开封日报》驻兰考县的记者，兰考县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见证了李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当时会议是乡副书记主持的，各方代表均发了言，对李村的老年人协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则是代表中国农业大学、代表县政府、代表中国农业大学和开封市共建办，对老年人协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当场赠送1000元。仪式完后，大学生们、陈寨村文艺队、李村的文艺队，在中原油田退休的文艺爱好者老衡和县文化馆馆长马宁的主持下，在大热天断电的情况下，为老年人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整个场面热闹、喜庆。
当时赵大娘把老年人们做好的十二生肖、小布包等放在会场上。大学生去买，各级领导也都去买，当天这些手工艺品卖了近600元。明显地，这是各方人士善意的爱心的表示，属于非市场购买行为。
总上所述，最初的中老年文艺队的发展，不仅为老年人协会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让老年人们愈发的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力量可以在更多方面使生活更充实、更美好。老年人协会是老年文艺队的必然升华，是老年人们在比文化娱乐更高的层次上的追求。而后来的发展则是我动员了如大学生、县乡干部、别村村民、媒体等力量，来配合以赵大娘为首的村中的热心人和能人的力量，促成了老年人协会的成立。
李村老年人协会的正式成立，可以说是在该村中老年文艺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各种外力推动下的、由农民为主体力量的、更具有广泛意义的农民自助组织。

第三节    老年人协会的日常运作：社群文化生活的一种表达

老年人协会平时所干的一些事情，满足了老年人们日常的生活欲求，成为农村社群文化行动表达的一部分。
当时我根据理念给予了一些制度设计：
关于老年人协会成立宗旨和目的：宗旨是成为一个真正属于老年人、服务于老年人的民间组织——老年人自己所有、自己治理、自己所享。目的是使村里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维护老年人的生存权、享受权和发展权。
关于具体开展的事项大致共有六项：维护老年人应当享有的一切合法权益，有组织地妥善解决一切损害老年人正当权益的事情；开展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如看戏、唱戏（歌）、跳舞等，给老年人提供一个相互关心、交流的机会和场所；关注并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慰问生病老年人，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协助村两委对村里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做力所能及的调节工作，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性事务；开发一些能赢利的福利性事业（如手工艺品等），造福、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负责修订、完善村志。
就实际操作来说做得不错，在某些方面还更有创造力一些。老年人协会在文化娱乐、做民间手工艺品、帮助困难户、调解矛盾等方面都有可观的成绩。
关于文化娱乐。老年协会正式成立后，文化娱乐出现了四大变化：一是老年人成了文艺队的主要成员和最忠实的观众。以前文艺队以中年妇女为主，现在老年人占了主体，其中70多岁的有10多位，一些老大爷也开始成为文艺队骨干，如周正礼的小品、王二朝的快板等节目成为文艺队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以前，文艺队表演，观众以中年妇女和小孩为主，现在，每次表演，都有100多个老年人观看，而且老年协会能组织他们较整齐有序坐在板凳上观看。二是文艺队活动更频繁。老年协会规定：农闲时间的每月阴历逢五和逢十，文艺队都要到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去活动，晚上8点开始，10点结束。村里要有活动，如生孩子、盖房子、娶媳妇、嫁女子、上大学、参军、开业典礼，老年协会都会派腰鼓队或秧歌队去表演。三是文艺活动受到了大学生、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如有大学生、学者或政府官员来村考察，只要事先知道了，文艺队队员都要敲着腰鼓、或者扭着秧歌去村口迎接，并在老年活动中心表演。我经常带人来参观，文艺队的表演也更卖力气，客人看后大都会喝彩称赞，老年人们受到表扬，练习会更用功、表演会更投入，更会提高自信。四是他们根据生活编了一些弘扬村里好人好事、宣传党的好政策等曲子来唱，也编一些与老年人协会有关的事情来唱，如《我们的会长赵凤兰》唱道：
“叫声同志们您听着，我有话儿对您说，若要问我啥内容，坐下来听我慢慢说。我的会长啊！赵凤兰操心大，不为自己为大家，吃不好来睡不安，个人利益全放下。我的朋友啊！老年队来不简单，打起腰鼓响连天，扭起秧歌龙摆尾，划起旱船真好看。我的同志啊！锣鼓一敲声振远，老年人们来锻炼，强身健体心胸宽，我们能活一百年！”
又如《俺们老婆子六十三》：
“俺们老婆子六十三，俺是老年宣传员哪，请你不要笑话俺哪，俺是为的做宣传哪，唉呀呀呀唉呀呀，俺是为的作宣传哪。俺们老婆子六十三，计划生育记心间哪，生男生女都一样哪，敢叫日月换新天哪，唉呀呀呀唉呀呀，敢叫日月换新天哪。”
关于制作十二生肖。老年人协会还组织了一些旨在提高老年人福利的其他活动，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影响的活动是制作中国民间手工艺品——十二生肖。我认为，它很富有人性和环保原则，也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组织老年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让社会上的关心“三农”问题的人们以献爱心的方式购买，也许既可提高老年人参与市场的能力，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也能解决老年协会活动少许经费不足的问题。于是，赵大娘负责发动部分会员做，从式样、质量、包装上把关，我负责推销。岂今为止，产品已走向北京、海南等地，获利六千余元。老年人王金菊用挣来的钱给孙子买了衣服，又交了学费。七十岁的周王氏挣来了钱，让女儿陪着去旅游，高兴地老泪横流……值得一提的是：十二生肖的买卖，老年人协会并没有提留多少，甚至我与大娘有赔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我给大家承诺的价格高些，但是当我们卖的时候，有送的，有少价格的；另外，一开始，一些老年人还做得不熟，有的质量差些，送也送不出去，卖也卖不出去，就我和大娘垫钱买了。就这个事本身而言，其意义在于买的人获得一种理念；制作的人体会到一种爱心；会里有15个老年人还分别得到了些许实惠，有一位手艺高超的老年人去年一年得到了近2000元的收入。这15位老年人多多少少地有了零用钱，他们得到了物质实惠，但就大部分人来说，就这个事的本身来说，不是经济意义上的。
此外，每到中秋节、重阳节和春节，老年人协会领导就会利用社会上捐赠的钱买些月饼、糕点及花生等礼品送给会员。当王世荣等孤寡老年人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时，协会领导带着糕点、鸡蛋来到了床前问寒问暖，老年人感动地说：“做鬼也不能忘老年协会和赵凤兰。” 赵大娘还利用外来专家学者的捐款，帮40名老年人协会会员买了200只小柴母鸡，每户5只，希望能长大了下鸡蛋为老年人滋补身体，或者换几个平时的零花钱。
在调解矛盾上，仅半年多来，协会的领导成员就调解了矛盾纠纷十几起，其中有经济纠纷、子女敬老问题，等等，及时地使不少家庭和好团结奔小康，免遭了损失。如：马某是独子的媳妇，结婚后和婆母一直合不来，常因经济问题吵闹不休，互相怨恨，矛盾激化到难以解决。协会的领导成员给双方分别做工作，谈心，拿婆母的好典型教育媳妇，拿媳妇的好典型教育婆母，不客气地指出双方的缺点错误，终于使双方认了错，媳妇向婆母陪情，婆母感到内疚落下眼泪，从此重归于好。媳妇把家业和孩子放心地交给婆母协管，儿子和媳妇高兴地去外地打工挣钱去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全家都说：是赵凤兰和协会领导帮咱过上好日子。
老年人协会还为老年人们轮流排班，每天两人一起打扫村中的道路。
协会运作一开始，赵大娘等骨干力量就想着，不要会费，但要让会员们入股，因为老年人协会要开展一系列活动，如要制作十二生肖，就需要一些前期准备用品，需要钱；另外，大娘还想着是否联合起来搞生产致富等事项。当时有49人入了股，每股50元。赵大娘认为，入股不在钱多少，而是一个心意。没钱入股的，每次活动还是把你排在前面。后来，大娘就觉得这入股的经济味太浓，老年人其实是很难通过经济上的努力致富的，老年人协会还是经济职能弱化一些好。于是，大娘在一个月后又将大家的股金挨家挨户地退了，而且还给每家每户多个5元钱。这多的钱是哪儿来的呢，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社会个人捐赠的钱。
而赵凤兰自己因为儿子的经济支持，她只要出去旅游，就会想到如何为老年人协会多做点什么。她是个永不停止创造的人。因为全身心扑到了老年人协会上，在海南旅游，她就会想到为会员们每人买一个手镯以佑平安；去西安旅游，想到为会员们每人买个挖耳勺以示关心。她想为老年人们做好事，也很能结合实际善于为老年人们做好事。她看到信教的人在教会敲着手鼓唱歌，她就用儿子给的钱从开封买了十余个手鼓编排了歌唱党的好政策等新节目；她现在除了平时维持老年人协会的日常活动之外，还在干两件大事：一是如何筹集到建老年人俱乐部的钱盖个活动中心供老年人活动；一是正在收集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如旧式犁、耙、斗、提水瓦罐，旧式桌椅等等，希望以此告知后世人不忘老传统。
我们说，文化娱乐是人群的一种增加凝聚力的行为需求的表现；调解矛盾是缓和村社邻里关系、促进农村和谐的行为表现；制作十二生肖是增加传统记忆的行为表现；过年过节慰问老年人、以一个团队的身份慰问生病老年人也是加强传统孝道文化、以人为本的行为表现。所有的这些活动，所有的这些活动行为背后的信念和知识支撑点，都是一个社群的生活方式中所需要的，都是社群文化行动，而大都是不符合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的，都是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属于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凡是一个社群生活的地方，必定需要这些行动，才能保持社群的整合，才能让社群中的中下等的民众感到全面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第四节    外力嵌入：精神和物质的激励

明显地，李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和运作，老大娘等骨干力量的作用，以及李村老年人们的需求和积极参与是内因，是主要因素；但是，外力是条件，外在的条件的介入或者嵌入是必不可少的。外力嵌入的作用，主要是精神和物质的激励的作用，这种作用，仍然只能用社群文化行为的特点去解释，用爱心和信念所支撑的价值指导下的行为去解释，而不能用经济利益最大化去解释，不能用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自己的收获所得，用“摘桃”而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也是社会人，情感人，信念人，文化人，人的属性是社会性的。
一、以购买十二生肖为例。
外力购买十二生肖的行为，属于非市场行为，爱心行为。
我是起了义务推销员的作用。我第一次成功推销是在7月2日。当时中国农业大学30名学生正在兰考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我动员自己的学生：“一串二三十元，挂在自己家里挺漂亮，送给朋友也是个稀罕物，每人买几串吧。”结果，十二生肖饰品一下子卖出去十多串，其他饰品也卖出去不少。当时学生除了觉得这些可爱的手工艺品也许可以送给朋友、同学、老师之外，还因为他们在村子里调查，体会到农村老年人的不易，并且亲自参与了老年人协会的成立过程，当然愿意“买”。我说，一串30元，他们也一点不觉得贵，他们集体商量将这次社会实践调查节省下来的200元的生活费买了七串十二生肖。
紧接着，第二批“顾客”上门了。7月3日，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到兰考考察。对于自己的同事，我当然不会放过，当场叫价：“每串30元。”同事开玩笑说：“哇，简直是杀人啊，太贵了！风景区同类的东西才卖10多元。”我说：“那就20元一串吧。”结果又卖出10多串。当时是我第二次买。为什么他们会买，我想不只是需要，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来兰考参观，总得支持我的工作。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将这些手工艺品放在旁边，不断地告诉大家农村老年人生活的艰辛，以及几元钱对农村人的重大意义。我的一个同事是与我一个院的，他主动地起了义务推销的作用。大家之所以买，是有我的面子在里头的，是爱心的作用。
7月9日，我带着兰考的三名农民精英到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参加培训的还有大学生以及我国台湾省和墨西哥的来宾。这次我是有备而来，手工饰品鼓鼓囊囊带了一大包。一开始，我私下推销，仅卖出六七串。对这样的“战绩”，我显然不满意。就在大会的休息间隙，我进行我的“推销演讲”：“当我们正在追求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国家已开始追求人性化的东西。我带来的手工饰品是兰考农村老太太做的，既经济，又没有污染，是人性化的产品。大家都很关注‘三农’问题，你买一串手工饰品，就是向中国的农民献了爱心，也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贡献……”结果，我带去的40串十二生肖手工饰品被一抢而光。大学生抢着要，台湾人抢着要，连墨西哥外宾也买了4串。当时，有位志愿者说，我是看到你这样做的意义我才买的，否则我是可买可不买的。之所以大家会一抢而光，实是因为大家都是持平民价值理念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人。
从那时起，我算是尝到了“甜头”，见人就推销兰考的手工艺品。国庆节，北京两位歌手到兰考演出，推销给他俩几串；美国农业高级咨询专家库克先生来兰考，推销给他两串。连采访我的记者也成了推销对象。我的公文包也很特别，那是兰考农村老太太的手工艺品。不论走到哪儿，我总带着它——为兰考这种特殊的产品做着直观的、形象的宣传。北京来的人，中国在美留学生也是我的宣传对象。他们少则几十元钱的东西，多则几百元的东西买。
我已将好几包手工艺品分批带回了北京。带回北京后，曾让中央财经大学、北师大、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社团的学生义卖过，也送给过乌有之乡书店让他们卖。另外，卖得较好的是：2005年7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建设中心成立大会召开时，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大学的大学生乡村建设志愿者在会场外卖整串的和零散的，一下子卖了800余元；2005年8月27日，赵大娘来北京参加“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妇女们的见面会，在她讲了李村老年人协会的事后，来宾们也是竞相购买，不一会儿她带来的一箱子的手工艺品已卖完了。
我在乌有之乡讲座时，一讲完，在大家的支农情绪被调动起来以后，大家都很想购买，我带的几件物品也是一下子就被卖光。
总之，如果在普通的超市里卖，如果在大街上卖，那么，很难说会有这种效果。一是确实做得比较粗糙；二是现在为止还没有精美的外在包装；三是若按纯粹的市场竞争来看，这些东西是会被不断地压价的，不可能卖到一个大的单个5元，小的一串20——30元的价格，不是不值，其实农民一针一线地连起来的东西是非常费心费力的。只是不比机器做的活，另外，如果通过无序竞争肯定会导致价格压到最底的成本价之下。所以，我说，就“卖”十二生肖的本身而言，其意义已然超出了用钱和挣钱的本身，是有着爱心的含义的。是爱心需求和表达的体现。这也是有些人在“购买”时不让找钱的解释。
二、以外界参与的特点为例。
李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和运作离不开外界的参与。同样，这里的外界力量包括干部、学者、学生、记者、企业家等等。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如何参与的呢？一句话的概括就是：非市场逻辑行为的红军路线做法。具体而言，是通过种种方式来增强老年人协会的社群文化的保持功能的，而不是起到干扰和破坏的作用。
比如：我曾多次带着大学生来到李村支农支教。除了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在该村协助成立老年人协会之外，在此之前还有同济大学的学生来李村支农支教。之后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的资环学院的学生来支农支教。他们每每到此，一是要表现良好的大学生风范，吃饭住宿尽量给农民补助，不给农民增添任何负担，每天走村串户地嘘寒问暖；二是表示了对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强烈的兴趣，对老年人们的表演表示出了由衷的赞美和羡慕，也给他们提些合适的建议；三是与老年人协会的会员们同唱同玩同欢乐，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四是大都会节省些生活费买些手工艺品。
自从大李西老年人协会成立后，有一些媒体就此来采访老年人协会。凡是我所引荐的，我都会告诉他们，请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吃大娘的饭，若要在一起吃饭一定要自己付费；另外，凡是我在场的，我都会提醒他们为老年人作点好事，至少买个做成小鸡啦、小猴啦等手工艺品。凡是我引的这样做的有开封电视台的记者、开封日报的记者、大河报的记者、〈经济周刊〉的记者等等。
老年人协会成立后，我曾引过很多的学者、教师、干部来参观。他们怀着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的心态来看老年人协会，当然是为了考察和研究而来的，但我想也得与此同时来促动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每每把人引来，少不了他们得做如下之事：一是不能在村里吃饭，不能增添村两委和老年人协会的负担；二是在看演出时，看完群众的演出自己也要表演节目，实在不会的可以唱个《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的曲子，以表示自己的参与性；三是最后得为群众讲话，给老年人协会鼓鼓劲；四是少不了买串十二生肖什么的。我曾带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的温铁军教授和他的一个博士生来过；带过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王习明、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田力伟来过；带过河南财经学院在兰考挂职副县长的徐朝钦来过；带过开封市委党校的两位副校长和6位老师来此参与老年人协会的2005年的重阳节活动；带过县政协副主席秦君芝、中原油田的退休工人衡生喜来一起参与2004年的重阳节活动。来人大都做得相当好。象温教授当时买了6串十二生肖，给了500元钱；田力伟等人每人买了一串十二生肖，总共给了500元；开封市市委党校教授来看老年人协会，捐了200元钱。总之，来人都表示了对老年人协会的稀罕和爱护。以老年人协会为载体的这些人、资金、物的下移行为，不只是解决了老年人协会少许的花费问题；更重要的是给了老年人们的自尊、自信，给了他们因有组织关怀、因有人关注而滋生的“老有所乐”的感觉。正如一个老年人说：“我真是太高兴了，人人都说毛时代好，可毛时代也没有这么幸福过。过老年人节时不只是发了点心，还有大官来关心我们，捐给我们钱，给我们唱歌，还给我们讲那么亲切的话！”
总之，我们认为，这样的外力介入，实质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激励，起到了对李村社群文化组织——老年人协会的培育和保护作用，使得老年人协会在外力的关注和支持下，在不断的活动之中，持续地向前发展。

第五节    总结

一、李村老年人协会的内外力分析

在农村中做工作，首先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祛魅，即去掉在以前纯粹地读书和做学问期间所学得的一些所谓的理念、价值、教条等东西的神秘性，使理论让位，让实践先行。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承认农民组织起来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那么，需考虑的首要因素，不是制度设计，也不是所谓的钱的问题，而是人，是持一定理念的能干事的人。有人，或者是发现的，或者是培养的，才能有所谓的结合本地现实的组织或制度规范下的事。我们看到有许多地方，制度设计的相当美妙，而实际操作起来却大有缺憾。如果人发现得准了，培养得准了，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会通过人的本土化努力撑出一个制度空间和组织空间来的。
李村的老年人协会，制度设计固然重要，外力也固然重要，但是以赵大娘为首的农民骨干力量最重要。
1、我们先来看看赵大娘带领着老年人协会是如何借助于外力的。
借力之一——政府、专家、媒体等方面的资源。在李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和运作这件事上，我得承认，在成立时我根据一些专家的建议所设想的制度条文虽然不错，但是与实践有距离。赵大娘及其老年人协会的骨干们是借用了我等人力的、制度的资源在实际操作中创造性地干些增加老年人生活福利的事情。而不是我等外在力量规范和指导了他们的实际行动。我提供了政府方面的直接呼应和支持。在有选择的良性的外在环境刺激下，赵大娘可以根据经验大方地做事了。这样，老年人协会是个名正言顺的事情。是我为其正名，因此县委、县政府默许并支持的事情；而且，我经常介绍或带着外面的专家学者进村来，甚至还有人要买物、捐钱，发表热情洋溢的赞誉之词，这都是对她们的事肯定并支持、宣扬的事情。我等行为，仅仅起到了为其行为正名、并进行鼓励、营造宽松环境的作用。老年人协会成立之后，县、市、省、全国等媒体经常来考察、报道，赵大娘也随之在村中威信大增。后来，县民政局的同志也非常肯定李村的老年人协会的试验，还专门为他们每人办了登记卡，版发了老年人证，以在节假日期间游玩风景点时享受免票待遇。这都对赵大娘及其带领下的老年人协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借力之二——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的资源。不管当前的农村的村两委的工作搞得怎么样，它确实是村里唯一的正规的体制内的组织了。这个组织对老年人协会的承认和支持是必要的。按理说，老年人协会的会员应是60岁以上的。但是，在李村的老年人协会的领导机构里面，赵因地制宜地安排了几个不到60岁的人当骨干力量。其中之一，便是副会长白丽。白丽才43岁。赵认为，白丽是文艺队的骨干，而且白丽还是村支书的爱人，白丽进了老年人协会的领导班子，村支书支持老年人协会就是支持白丽，此其一。其二，老年人协会成立当天，村支书是主持人；每每大学生进村，都要住在支书家，都要在副村长家吃饭，（当然是要给钱的，但住宿费村支书经常是不要）。其三，老年人协会没有办公场所，村两委把办公场所腾出两间房，一间放文艺队的道具和乐器；一间作为活动用房。其四，赵大娘现在正欲在村里盖个老年人协会的俱乐部大院，这里面的具体事务，诸如批地等，也离不开村两委的协调和支持。总之，充分利用村两委、村民自治资源，是老年人协会借力之二。
借力之三——经济分化中形成的企业主资源。文艺队成立初始，是赵大娘的在海南当企业老总的儿子给的零用钱。后来，到文艺队初具雏形的时候，以村支书周留柱（当时还不是村支书，只是一板材加工厂的企业主）带头，村里的企业主多多少少都捐了一些钱，用以置办各种各样的器具。后来，大娘随着编排节目的增多，不断地添置手鼓等乐器的花销，置办老年人协会的俱乐部等较大花销，大都是她的当企业老总的儿子给的。企业主是现在的主流社会的精英，尤其是她的儿子，一方面为她提供物质基础，一方面为她的老年人协会在社会舆论上廓清道路，提供有利的空间。因为她自己的能力和儿子的社会地位，她是兰考县有名的人，有份量的人，每每县里重大干部都拜访过她。这些都为她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2、李村老年人协会的内力分析
而李村老年人协会的根本力的来源则在于两方面：
一是毛时代所留下来的公的记忆痕迹。
赵大娘作为毛时代的干部，具有号召群众从事公众事务的丰富经验和品行。这应归公于毛时代的历史沉淀记忆。 赵大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俺是毛时代的人，俺是跟着焦裕禄、张钦礼干的，俺就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河南省兰考县曾是黄河泛滥区，风沙、盐碱和水涝灾害非常严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农民的温饱问题就一直难以解决。1960年代，年轻的赵凤兰自嫁到了大李庄，就当了10年村妇联主任。又于1973—1978年当了5年的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全面主持村里工作近两年。当时她上有年迈的公婆要服侍，下有幼小的六个子女，丈夫又不幸英年病逝。以赵凤兰为典型的农村干部们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自力更生改良生态环境，解决吃饭问题的好经验，就是“贴膏药，扎上针”。所谓“贴膏药”，就是把黄河的淤泥翻上地表，把沙土压住；所谓“扎上针”，就是在沙土上种植耐盐碱的泡桐树，搞农桐间作。大李庄2000余口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大搞生产建设，其农田基础建设、植树造林、粮食产量、工副业收入等项工作在全县都名列前茅。这不但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改良了土质和生态环境。赵个人的穷人经历和干部经验，决定了她为人干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他的理事们大都是任过多年生产队、大队干部且辈高、有威信、或子女有成就的老年人。身上大都烙有毛时代的经历和价值痕迹。这群人的工作作风是非常扎实的。如每次活动，他们都是一大早登门到户地通知，不象某些村干部广播一喊了事。又如毛时代培养造就了他们的管理才能，书写才能甚至文艺才能还有其他专长，如从医等。赵也利用了一些老党员的积极性，让他们在田间地头为老年人们读《南街村报》等。这些都是有利于老年人协会这个组织的分工合作的。
总之，毛时代的大公无私的公的意识形态的记忆痕迹，使得赵大娘的干将们成为老年人协会的精英人物或积极分子人物，这是李村老年人协会的生命力来源之一。
二是传统农村社会的私。贺雪峰认为：“中国人行为的深层逻辑是私利或私域的逻辑。……其中最基本的私，大都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户，而非个人。其上还可能有小亲族、家族、宗族等。私的实质是一种‘我们’感，一种基本的内部人认同。”（贺雪峰：2005）  赵大娘这些人的作为，若硬要按理性经济人来看的话，她们是为了在村中留个名，让村里的后人都记住他们，记住她。在外来人的采访中，赵大娘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贡献之大和做事之难，自己儿子的社会地位，自己一辈子所受的苦，自己心中如何惦记着村民等等言行，其他人也会争先表白自己对协会的奉献行为，等等，自可以用对面子的追求，对光耀门庭的向往，对家族声誉的竞争，等传统的私的满足来解释。赵大娘在老年人协会中所干的诸多的事情，用主流的话语讲，是高尚，是为了名；其实是开辟了一个超出个体的大私的领域。赵是在农村群众工作中有充分经验的人，她之所以能开展老年人协会的工作，实是借用了传统大私的观念和智慧。如她在平时工作的时候，把她的亲密助手，老年人协会的骨干们，按照辈份和村中风俗，叫做“正礼兄”、“二乔叔”、“他叔”、“××哥”等等。她的工作，无论是发放节日礼品，还是去调解家庭纠纷矛盾，都是采用传统的法，各打五十大板，并且对无论比她大还是小的人，都不直称名道姓，而是根据在村里的辈份状况“他伯”“他嫂”地叫。可以说，老年人协会在平时的工作中，是采用了正式组织的非正式运作的传统运作方式的。
总之，毛时代的公和传统社会中的超出个体的大私的结合，可以部分地解决农村中的部分公共物品提供的问题。

 二、农村社群文化组织建设对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农村中许多问题，诸如村民之间的矛盾，婆媳之间的矛盾；诸如老年人的欢乐，表现感、充实感、存在感的体现；诸如村里五保户等弱势者的需要关注，等等……这些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问题，这些使村庄社会关系和谐的问题，都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实质内容，因而都是真的需要，真的问题。但是，都是主张经济发展的以招商引资为上、赚钱为上的社会所忽视的。因而虽然是真实有效的，但是微弱不力的。
李村的老年人协会的组建和运作从某些方面而言切切实实地解决了某些问题，缓解了某些问题。 至少，她告诉我们——
社会应该是满足人的综合需要的社会，不是简单的几个指标所强调的那个社会；能满足人的种种需要的组织或制度设计，如果不是要应对市场和以赚钱为目标，也就不可能刺激起在现实中没法满足的“胃口”，那么就没有应对市场的高风险，没有较多的后遗症，因而可以进行组建和推广，可以较持续的发展，效果必定有效；即使是缺钱的问题，因为钱这个东西仅仅是个符号，是个有着实用价值和象征性价值的符号，所以，可以不去表达和实现只是从狭隘的个人需求出发的消费欲，用它可以买故事，表达爱心和责任，可以满足我们的一些非分离性的而是联接性的情感。
所以，老年人协会作为一个农村的社会文化性组织，主要地不具有生产、赚钱职能，而是体现了通过市场逻辑所不能满足的社群公共需求的职能。也就是说，从市场理性、经济理性来讲，老年人协会不具有存在的意义，其存在还有着成本消耗的作用；但是从一个村庄社区的完结性来看，从人人都要老、老年人也需要互助、需要身心快乐的角度而言，从村庄社区需要人群之间的和谐相处来看，从农村社区文化本身需要传承而且人也是个文化人，需要实现自己的文化需求这个角度而言，老年人协会之类的组织有她存在的必然性。
不仅如此，成立有文娱功能、有一定社保功能的老年人协会等村庄社群文化组织，正是适应农村中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需要。老年人协会所展示的农村社群文化行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性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般化的农村中的青壮年男性等精英人们都到城市或发达地方打工去了，农村中大都进制剩下了老弱病残等，老年人协会可以是守望农村家园的一个自治性载体，是承载并沿续村庄社群文化的载体。当我们大学生们问及大娘有这样的想法的原因和动机时，大娘的回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崇高，“俺们都老了，能在最后是赶上好日子，就不能白白浪费掉。老有所乐，俺们就要自己给自己找乐子。扭扭秧歌，也不图啥，大家高高兴兴，身体也能好一些；老有所为，俺们老年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只要老年人遇到问题，找老年人协会，俺们就管。给全村的老年人建一个‘娘家’嘛，也不觉得孤独了。”总之，成立老年人协会，其实是在原有的家庭之上成立一个超出家庭的“公”的空间。从而作为一种低成本、高实效的为村民们提供公共物品的办法。
从实际操作来看，李村老年人协会相对于我在兰考所建的几个农民自助组织而言，其独特性和优越性正是体现在她的非经济功能的定位上。
李村的老年人协会是兰考乡村建设中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有了老年人协会的好处，社会媒体广泛报道，其他乡镇的老年人纷纷要求本协会的领导分赴各地传经送宝，赵凤兰率领的一班人欣慰地答应了。他们曾到固阳镇的贺庄村、秦砦村、雷砦村、三义寨乡的南马庄村，葡萄架乡的贺村，等等很多村庄，教他们老年人扭秧歌，打腰鼓，跳健身舞等。他们说：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精神，焦裕禄为兰考人民累死了，我们吃点苦，受点累算啥？为此曾多次被开封市电台、兰考县电台报道。如果说，进行乡村建设，让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是老年人、妇女们组织起来，在乡村文化建设上、社会关系的和谐上、农民身心健康上多出成效，这是一个当前举足轻重的大事的话，那么，赵凤兰的老年人协会的乡村建设之功是显赫的！
此外，既使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建设活动，也需要文化建设活动的配合。 如在兰考的以村庄为范围的农民经济发展合作社的发育过程中，李村的老年人协会还带着文艺队10余人在我们培训期间对贺村的中老年妇女进行文艺培训，为我们的培训造势。在南马庄的合作社培训过程中，大娘也带着自己的队伍，以及自己的队伍所教的蔡姜楼文艺队一起来助兴；就是陈寨现在的一流的文艺队，也是赵大娘当初带着自己的文艺队伍冒着雨进行表演，对他们进行文艺启蒙的。
贺雪峰认为：“只要老年人组织起来了，他们就可能对村庄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老年人协会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在村庄的影响力，使老年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回到村庄生活的中心中来，这不仅对于老年人获得福利（对生活的良好感觉）作用极大，而且对中青年农民对生活未来的预期产生深远影响……”谭同学提出：“重建村庄文化，让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一体的村庄仍能成为农民安定生活的地方，已是和谐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自2003年开始，以贺雪峰为首的华中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们先后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四个村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到目前为止，洪湖实验已近三年，荆门实验也有一年多，从实验来看，只要提供很少的投入，就可以在老年人协会建设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在大多数农村普遍剩下了老年人、妇女、儿童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去打工的农民的现状下，在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把眼睛盯在经济收入上，通过“外向型”的市场经济手段使在村农民在短时期内经济大幅增长，委实很难。要是转换一下视角，通过整合既有村庄资源，促成农民的各种表达其社群文化行动的自助组织（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的成立，倒是一种充分利用农民闲暇、促进农民身心健康、从而可以节省农民生病等开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使村庄有活力和凝聚力的有益探索。这也是农民自觉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建设文明乡风的表现。
 
参考文献：
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韩德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谭同学：《乡村建设的三种主张与农村社会发展导向》，载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编《三农中国》（总第6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贺雪峰：农民行动的私域逻辑随感，http://www.snzg.net/
王习明：秧歌与十二生肖，未刊稿。
孟静：一个农民自助组织的实践，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