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高校工作，对高校的情况没有切身体会。不过，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跟高校的历史系历史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也有一些联系。我们平常有这样一个印象，比起高校的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历史学的情况好像稍稍好一点，但是问题也不少。高校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这是普遍现象。我自己在社科院招的博士生，都是从高校来的。每来一个博士生，我都要问他：在学校的时候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吗？学过唯物史观基本的书吗？《共产党宣言》看过没有？都说没有。所以我招的学生都要补课，开个书单让他们去阅读，还要写读书心得。

　　当然，许多教授的研究倾向是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缺失，高校的历史教学、研究中发生了不少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比如对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们都采取了回避甚至否定的态度。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现在有些教授们的著作里头引用很多史料或者考古资料来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有一些教授的著作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的封建是周朝的分封制，说马克思主义有关封建社会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有些学者则公开表示，要抛弃封建社会这个词。这样一些情况在高校里头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史学研究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对于历史大事、历史规律不研究不思考，往往是关心或者研究一些很琐碎的问题，通过一些很琐碎的问题去否定一些宏观的问题。老师们对历史学领域的宏大叙事，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的教授否认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有的老师借用美国人的评价体系，提出所谓两种范式，要用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所谓革命史范式，在一些人那里是个贬义词。他们把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时研究贬低为革命史范式。

　　以前，南方有一个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长征以后，赣南闽北和广东东部这一带的农村，那一带的农民是欢迎高利贷的，高利贷没有剥削，很好。我当时就驳斥他，我说你经历过那个高利贷剥削的社会吗？你怎么知道农民欢迎高利贷呢？过去我们说无地少地贫农占了70%，广大农民对分配土地的愿望十分迫切。有些学者却借某个局部，说那个地方无地少地农民没有那么多，只有30%，哪有70%？所以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他们持怀疑、否定态度的。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则认为城乡之间没有剪刀差，没有城市剥削农村这种状况，这是不顾基本史实的结论。所有这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观点，在讲台和教师的文章、著作中都不是个别现象。当然，一般学者虽然没有公开反党或者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导向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很多学者往往把唯物史观挂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上，但实际上对唯物史观完全不了解，而且自己研究当中也不是用唯物史观做指导的。

　　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写论文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他们所引用的都是欧美、日本一些历史学者，甚至于是一些二流三流学者的言论，并且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根据。20多年来看到的一些学生论文，常常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常常不理解中国学者过去在这些问题上说过什么话，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什么话，他们完全不知道。只知道西方二流、不入流的学者说的某些话，作为经典加以论证。

　　一些高校的历史学教授、某些所谓公知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广州的某教授，本来不是学历史的，是学经济学的，后来在中山大学教哲学，最近十几年来却写了不少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向和理解都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比如，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不遵守“程序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犯了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他认为我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狼奶”，几代中国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有法学教授高度评价《清帝退位诏书》，认为它是一个“宪法性文件”，把它凌驾于孙中山南京政府颁发通过的《临时约法》之上。很明显，这些教授的目的，是为所谓“宪政中国”寻找历史根据。

　　中央马工程已经主持编写了39种大学教材，我也主持了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的编写。高校能不能让这些教材进入课堂，有多少老师推荐这些教材给学生看？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这不是几所学校的问题，是教育部的问题，是教育方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