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等院校当老师，对高校情况较了解。目前，高校意识形态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也可说越来越严峻。

　　解放以前，在高等院校，有的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称作进步教授，获得学生拥护。解放前大批高等院校的学生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而现在我们解放了，新中国建立起来了，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被视为保守、僵化的了。这是值得深思的。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也泥沙俱下，进入高等学校。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就经济学科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而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主流经济学。我们经常宣传的写入宪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是虽进课堂而进入不了头脑，有的干脆就连课堂也进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怎么排？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多年以前经历了“刘国光旋风”。当时刘国光同志就尖锐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同时提出批评意见，上报中央，引起全国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最后没有任何效果，没有人管。目前这种倾向应该说是更严重的，有些高等院校的经济学科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而大量讲的是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等。

        问题还不只是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高等学校的老师、教授们的思想状况如何。我们大量地引进海归派，当然这也要做具体分析。在自然科学领域，在理工科，海归派有相当高的水平，是应当引进的。而文科，包括经济学科也大量引进海归派，高工资，年薪几十万，比我们这些老教授们的工资高多少倍，这就值得研究。他们如果深入研究中国实际，又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是可以起很好作用的。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高鸿业等都是老海归派，他们既有高水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底，为我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如果光有从西方学的那一套，还能不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呢？我看不能。更重要的是，我们高校的一些教授现在也是主张弱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承训教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今年第11期发表文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人民大学本来是共产党自己建立的一个大学，从建立起就是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人民大学的某些教授也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那么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了一下这位教授的文章，题目是《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他的理论逻辑是：现在是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经济转型必然推动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进一步就是进入国家转型，但是国家转型现在碰到了障碍，碰到党和政府的管理障碍。他认为“国家转型遭遇到了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障碍”，“中国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已经构成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障碍”。他主张应该极力打造让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思想市场，打造让大家展开思想竞争的思想市场。这篇论文是有理论色彩的，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和思辨水平，但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

        现在新闻媒体除了报刊以外，网络普遍、微信普遍，高等学校的师生可以从网站、从微信上接收到各种各样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比如，我从微信上就看到教授学者们传播的种种观点，存在逆向思维的观点。例如，“政治不属于教育、教育不属于政治”。按此观点，高校根本不应开设思想政治课，党的领导、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属于政治，都不应进入教育。应当肯定，人民大学的多数师生是经得起风浪的，政治信仰和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但也会受到种种逆向理论观点的影响，少数人会成为俘虏。现在某些青年师生之所以会接受一些逆向理论观点，有其时代背景。过去，高等学校的老师、学生知道旧中国是什么样的，受帝国主义侵略、积贫积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苦难，知道旧中国要改变，必须拥护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现在的青年师生没有旧中国的经历，又看到我们的党政官员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广泛存在的不公平、贫富分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度自然会减弱。

        高等学校不是孤立的。我们看看社会上的舆论工具，甚至于党的舆论工具，究竟鼓励什么、宣传什么、否定什么？党的核心媒体可以发表否定国有经济的文章，而且是一个高级官员学者写的文章，主张“废除所有制标签”，不要再讲国有经济、私营经济的区别，认为这样才能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近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信息，“网易财经“讲，今年12月16号将在北京举办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会上要为网易年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颁奖，表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秀践行者，表彰为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奖励金额20万。评选方法是由40多家国内知名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投票选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多名，最后由评审委员会结合媒体进行评选，并结合网友投票决定。今年预选出31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看了一下名单，选的是谁呢？有茅于轼、张维迎、张五常等等，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家知道张五常、茅于轼他们是什么政治态度、什么理论观点、什么政治倾向。他们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呢？他们的重大影响又是什么？是正面的影响还是反面的影响？这个问题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党的媒体居然要把他们推向最有影响、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的地位。这种颁奖效果是什么？高等学校的学生都能看到，他们在网上、微信上都能看到。把这些人作为有贡献的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的影响是什么？张五常不是否定而是仇恨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进了棺材上，他还要再加上几颗钉子。他宣传人是自私的，主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他到处演说，宣传这一套，是很有影响的。他的“贡献“就是仇恨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贡献”！这种宣传和党中央所要求的意识形态指导一元化究竟是相符合还是相违背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谁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越突出，媒体就越选谁（不是说被选的都是新自由主义者，也有值得尊敬的具有真才实学经济学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些人居然获得高选票，那么投票的人是不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应多方面地思考一下这些现象，充分看到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性。我们的正面宣传很多，但往往是抽象的、不落实的，进入不了学生头脑的。而反面的宣传、反面的东西，反而会当作新思想，容易忽悠进人们的头脑，这样一来，就是反面的东西大行其道。

　　我刚才讲的仅仅是一些例子，更多、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有的学者便借机宣传私有化，否定国有经济，认为提出混合所有制本来就是要让民营资本改革国有企业，慢慢稀释国有股，呼吁把中小型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民营化。还有一位民间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反对讲“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他批评说，“两个毫不动摇”是一个模糊的体制，这种体制如果导致国有企业长期做大做强（他反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对中国全体民营企业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他主张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至少退出控股的状态，让私人资本控股。如果国有资本纳入到私人资本控制下，那就不是国有制经济了。我们的学者、我们官方的智囊团成员就是这样宣传、这样提倡的。现在，我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法制、强调宪法，这是非常及时的。上述所有这些观点，都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大行其道，看不到谁出来干预这些事情。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人管，也不敢管，管不了，让其继续泛滥，我们的意识形态会是什么情况？何谈党的领导、何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会导致西方策划的和平演变成功。苏东的和平演变是剧变，我们是慢慢地和平演变，是渐变，这个危险性要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