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的教材“病根”

樊未晨

混乱、暴力、破坏……两个月来，一群群“黑衣人”在香港循环上演着这样的景象，他们打砸纵火、地铁堵门、围殴游客和记者……更让人们痛心的是，当这些“黑衣人”摘下口罩时，他们的脸上还透着尚未褪去的稚气。

尽管真正实施暴力者只是少数，但卷入非法示威游行的年轻人却人数较多，成为行动的主体。

离开学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反对派又开始鼓动大学生在开学当天开始罢课。而其实，鼓动罢课的声音早就出现过，甚至有组织鼓动中学生“每周一罢”“无限期罢课”等。

为什么实施暴力的是年轻人而受害者也是年轻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教育专家，专家们纷纷表示，香港当前的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年轻人出了问题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

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石欧说，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

但遗憾的是，目前香港的教材与内地并没有形成“对接”。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近日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识课教材缺乏监管，通识教育自2009年始，各版本课本无须送审。部分持反对派立场的老师就参与了课本编写工作。

那么，香港人自己编写的教材正在给香港的年轻人传递什么内容呢？

“我们从一个小例子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说，由香港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第二版）第三章《香港的政治制度》及第四章《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为了更具体地解释教学内容，教材中会出现很多“小泡泡”，这些“小泡泡”是相关人士对所讲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其中一个“小泡泡”援引了一位“律师”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就居留权和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等进行释法，更出现第五次释法。缺乏监督机制使执行《基本法》过程易偏向‘一国’多于‘两制’，令我对香港前景感到悲观！”而另一个“小泡泡”引述了一位怀抱小孩、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中央政府今年常介入香港事务，令我对‘一国两制’全失信心！长此下去，我会考虑移民！”

“这样的内容容易误导师生，使其错误理解香港的政治、司法及社会情况，唱衰‘一国两制’。”韩震说，“教材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在公开质疑‘一国’，用‘两制’压制‘一国’。”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我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

基本国策是不容质疑的。

这其中“一国”是前提。

既然是“一国”，那么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韩震说，从历史上来看，近代国家的兴起本身就伴随着在领土范围之内对教育等主权的垄断，“通过在教育上的统一性，形成领土范围之内国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特质。”

香港的教育问题出在“隔断”

为了增强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曾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但却受到了巨大阻力。

一些人指责增设国民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洗脑”，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最终，导致在香港增设国民教育这一计划搁浅。

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众所周知，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殖民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隔断与母体的关系，英国人讲鸦片战争肯定不会提‘侵略’。”韩震说，所以一直以来，香港的教材讲得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先进和东方文明的落后。

回归后，香港在“一国两制”前提下仍保有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也体现在教育上。“教材还是英国体系，完全没有跟内地对接，”韩震说，“连基本的相互参照都不够。”

再加上缺乏教材的监管，隐患便慢慢形成了。

“时不时我们会听到、看到内地媒体、学者甚至政府有关部门对香港教科书进行批评”，但缺少持续的关注。石欧说，“这些教科书到底在主讲什么、宣扬什么、灌输什么？我们不敏感不清楚，尤其是没有从组织、制度以及学理的层面对香港的教科书进行全面而持续的跟踪监测与研究，导致我们对香港的一些教育举措了解不够，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种“隔断”在历史教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不少研究人员指出，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历史并没有成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即使讲，他们也会挑选着讲。中国的历史也用英文讲。”一位教育部统编历史教材的专家介绍说。

香港的中国历史更多介绍古代的中国，近代的事情基本不碰。“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内容，在香港教材上更是少之又少。”韩震说。

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专家之一邓飞，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曾经举了这样的例子：当年参加读大学预科前的会考时，历史试卷分为ABC三部分，A大约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绝大多数人选A、B，选C的极少，因为老师都不怎么教。

缺乏约束的自由加上殖民化带来的“隔断”，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很难真正地拉近香港年轻人与祖国的心理距离。”韩震说。

“可比较的是，澳门更多的是使用内地编撰的教科书，香港的教材由香港自己的编写团队编辑，两地青少年人心的向背差异显著。尽管原因复杂，但教育、课程特别是教科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石欧说。

香港学生的第一课就应该是国民教育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邀请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在介绍香港事态时表示，香港的国民教育确实存在缺失，香港学生的第一课就应该是国民教育。

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误区，不少人认为国民教育就是政治教育，甚至“洗脑”，连很多学者也存在这样的观点。

韩震说，国外也有类似于我国《道德与法治》的教材，比如有的国家的“社会课”讲的就是他们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有的国家就叫“公民”课或者“公民与政府”，所讲内容包括地理、经济及他们本国特有的价值观。

韩震强调，教材就是国家事权，一个国家必须让自己的公民有统一的道德价值，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在此基础上可以有多元的追求，“但是，共同的文化底色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必须的。”

石欧教授介绍，我国已经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管理体制，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了直接管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的最高行政机构教材局，体现了国家对大中小学教材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自2017年9月起，我国开始推行由教育部统编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教材的质量，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弘扬正确价值导向，发挥其在人才培养环节中的统领作用，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打上中国底色。

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反思香港的教育问题了，因为反思是为了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