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事务社｜锐评：寒门博士的成功，教育公平的“失败”

子  姜

　　文 / 子姜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　　类似这样的话，在许多的博士论文致谢里也许都出现过，追求学术的路大多曲折艰辛，但当代大多数的博士所说的“路”或所受的“苦”都与上周这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致谢的作者大有不同，当代大多数的博士不是来自那样贫穷的小山坳，不用靠抓黄鳝、钓鱼、养猪崽、出租水牛支持自己上高中，也甚少为了生计被狗和蛇追……年少失祜，从小山村走到大城市，黄博士关于贫穷的经历确实令人唏嘘，他的奋斗也让人敬佩，但是在感动之余，这个贫穷少年的成长故事里，许多的重点被遗忘了。

　　01.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有多少人走得出去？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这个看起来简单的信念，当中包含的艰难困苦却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黄博士甚至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对于许多的贫穷少年，“把书念下去”却不是有“头悬梁、锥刺股”的决心便可以做得到的。

　　近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此起彼伏，无论是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还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儿童，或者是生活在城市的贫困儿童，城乡、贫富的分化对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在消费品极度丰富的时代经历各种生活物资的匮乏，同时也意味着教育机会的缺失、向上流动希望的渺茫。然而在此次的网络舆论中，黄博士的个案却被当成了教育系统“正义”的佐证，种种结构性的问题被隐去不谈。

　　有关于教育在当前社会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看理想《寒门博士「致谢」刷屏，命运还能被教育改变吗？》一文已经有了详细的分析，此处我们不再展开，只是呈现些许研究数据，以作为支撑。

　　文军和顾楚丹2017年发表的研究根据国家教育统计数据清晰地指出，乡村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相对于城市劣势地位突出，譬如，在小学教育方面，城市的专任教师已经已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教师为主（58.06%），而乡村仍然以专科毕业教师为主，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仅为四分之一（24.97%）；在图书和数字资源方面，城市小学每百名学生计算机配置台数（1.51）是乡村（0.65）的2.32倍。

　　根据两期（2013、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沈晓婧2019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户籍对受调查者升读中职、普高、大专和本科院校均有显著影响，城市户籍入学机会在不同阶段均高于农村户籍（城乡初中升中职概率比为1.39，初中升高中为1.31，高中升大专为5.73，高中升本科或以上则高达13.67倍），这意味着对于农村户籍的人而言，在升学的每一个节点，都面临着明显的弱势。

　　2016年（这是在北京大学启动筑梦计划，“偏向”农村招生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公布校本部录取的农村考生比例为16.3%，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北大农村新生的比例曾经高达38.9%。吴晓刚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研究也提出，在高校扩张、大学生数量急剧攀升的同时，曾经的“鲤鱼跃龙门”已经演变成了“寒门难出贵子”，底层家庭（包括农村家庭和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就读精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或其他“211大学”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敬佩与感动里，贫穷以及伴随着贫穷的种种苦难变成了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最有力证明，那么从贫穷山村到城市高端写字楼的漫长道路里，没有把书念下去的人，走出去却没有成功的人，他们是否就是“辜负”了所经受过的和当下正在承受的苦难？他们是否就是如同侠客岛所说“一蹶不振，就此沉沦”了的“许多人”呢？

　　02.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命运呢？”——成功叙事背后的隐藏脉络

　　博士论文致谢一经在网络上流传，黄博士又被塑造成为了网络“正能量”的典型，为疲惫挣扎于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小镇做题家”和“社畜”们灌下一口热辣辣的鸡汤。官媒和大V们纷纷下场，说我们要“拒绝怨天尤人”，质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命运呢？”，网友们在感动落泪之余，纷纷激励自己“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功叙事要求人们以“成功者”为镜，照见自己或其他许多人的“不足”，以解释“失败者”的“失败”。

　　可是，这些所有对“成功者”的敬佩、对自身德行的反省和对“失败者”的剖析，对成功与否都只能进行事后归因，而这样的归因方式注定只会夸大“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美德、“失败者”之所以“失败”的“劣根性”。在“成功”和“失败”都已成定论的情况下，这些因果推论（无论是成功者的美德还是失败者的怠惰）是否真正成立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引导大众接受和拥抱这一套无法被证实/伪的因果推论——在这样的因果推论里，贫穷或富裕，匮乏或丰腴，都不过是个人“不幸”或“幸运”的开端，而结局的“成功”或者“失败”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品性与奋斗，“自己的人生自己来搏”。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黄博士的坚韧、勤奋和信仰支持着他从贫穷山区走到腾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可是反向的推论却是不成立的：对于身处重重结构性困境的寒门学子，绝不是只要足够坚韧和勤奋，就能够从贫穷的山区出发，完成基础教育，进入重点高中、精英大学，最后成为高级工程师的。如同前文所述，在这条漫长的“成功”之路上，结构性的不公平——当中最显著的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在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发挥作用，将相当一部分的“寒门学子”甩脱出去。然而主流的成功叙事恰恰暗示着这样一套反向推论，被甩脱的“失败者”不仅被或明或暗地指责缺少获得“成功”的美德，甚至被剥夺了“抱怨命运”的权利。

　　与对“成功者”的推崇相对应的是对“失败者”的污名化。在此次舆论大潮中，“三和大神”们再次被提及，他们没有进入工厂或其他劳动场所相对稳定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在“麻痹自己”。然而，日结工人的存在本身保证的是资本灵活用工和降低劳动成本的需要，是资本将劳动者视为可以“用完即弃”的工具，把他们临时地塞到赶订单的流水线上、赶工期的建筑工地上、年末连轴转的年会酒店里，而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不仅没有换取应有的报酬，他们的整个劳动过程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保障。

　　强调“个人奋斗”的主流舆论对“人力资源市场”上的劳务外包公司们频繁欺骗劳动者、压低或甚至拖欠工资、在出现工伤事故时推卸责任等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绝口不提，反而形容身陷辛苦而危险劳动的日结工人为“躺平”。如果在流水线上维持机械重复劳动长达12甚至15小时而换取一天一两百元的工资可谓之“躺平”，我实在不知何谓之“奋斗”了。

　　03.

　　是谁需要这样的成功叙事？

　　在以感动、敬佩为基调的成功叙事当中，所有的结构性问题（不管是教育系统的不公还是劳动力市场的恶劣状况）都被隐去了，“时代楷模”与不公命运之间的奋勇缠斗不仅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式的高亢战歌，成为了用以贬低底层劳动者的“镜像”，更被用于压抑和驳斥任何批判论述——“他们如此艰难，尚且……你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在这里，每个个人都被期待对自己负上全部的责任，社会/政府则轻巧地避开了所有的职责，并将责难引向受害者自身。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黄博士”们，官媒大V们的表彰和推崇毫无疑义，网友们的感动落泪也不值一文。对他们而言，具有真实意义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成绩不如黄博士这般优异而无法获得奖学金的贫穷学子们该如何继续学业？父母健在却无力、甚或不愿，履行抚养义务的少年可以如何顺利成长？没有选择计算机这一当下中国实现阶级跃升的热门专业，而选择了“毕业即失业”的冷门人文社科专业的寒门学子是否也有机会成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