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2022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
语文考试结束以后，一段“安徽农民痛骂高考作文出题专家”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安徽高考采用的是全国乙卷，在今年的全国乙卷中，北京“双奥之城”进入高考作文题，材料写道：
“两次奥运会，都显示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新高度，展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也见证了你从懵懂儿童向有为青年的跨越。亲历其中，你能感受到体育的荣耀和国家的强盛；未来前行，你将融入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卓越永无止境，跨越永不停歇。”
除了安徽，今年使用全国乙卷的省份还有陕西、新疆、宁夏、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甘肃、江西、山西、河南。
视频中这位大哥控诉道：
“我们安徽的孩子们有多少人去过北京……2008年的时候这届高考的孩子们才3岁，上幼儿园小班，他们连自己尿裤子都记不得，你让他们怎么写北京的变化？”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两极化”的评价：
劳动群众从直观感受高度认同“安徽大哥”的说法，认为这样的试题对于北京之外的考生尤其是那些连县都没走出过的农村考生来讲是“不公平”的；某些人则或是从反对“思想格式化”，或是从反对否定阶级分化、只看生产力发展忽略生产关系变化，质疑这样的“主旋律”题目。
而某些语文教师和“做题家”则对视频内容嗤之以鼻，认为视频播主只是哗众取宠的“学渣”，根本不会审题，作文题只是以“双奥之城”作引子，并非局限于描写北京市容市貌的变化，主题是“跨越再跨越”，家乡的变化、祖国的变化都可以写，对于合格的高考生来讲，这样的题目比全国甲卷容易多了。
后一种评价，站在“做题家”的角度的确是有道理的。农村地区的考生即便没有出过县城、没有坐过高铁，但是现在资讯这么发达，通过新闻报道也能够了解北京的变化、高铁成就以及GDP的飞速增长。
不过，这种说法得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求中学生平时在学习书本知识之外，要多阅读、多看新闻、多了解一些国家大事，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
城市地区的学生还有机会出去研学旅游、坐坐高铁，直观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现代化的物质成就；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大多的确只能从书本、从新闻报道中“感受”这些变化。文题材料所说的“亲历其中”，对于后者来讲的确是不够“公平的”，只能通过平时积累的二手材料去“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这样的题目的确对于农村考生以及贫困家庭子弟不够“友好”，而更有利于那些“见过世面”的城市考生以及富家子弟发挥。
而即便是学生阅读量要求的增加以及课外资讯的获取，都需要学生家庭物质基础来支撑，同样是对相对富裕的人群子弟更加友好。
前些年，全国中小学开始统一使用部编版语文教材，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以语文为核心，以文学和历史为主线的文学、文史、文化、社会常识等学科综合”的“大语文”改革的全面推行。大语文不再停留在读写和死记硬背，而是让学生形成自己的认知，学会理性思考，做到真正的阅读。
“大语文”的改革方向笔者基本认同，但问题是“大语文”时代必须以学生的海量阅读为基础，这就需要物质基础作支撑，这个成本最终转嫁到了家长身上。笔者的女儿才读到小学三年级，仅仅是语文学科在寒暑假、学期中，每学期至少需要数百元来购买学校推荐的课外书籍，很多还是必读书目。
而“必读书目”还只是基本要求，你也可以选择不买，但这就意味着你的孩子要在“大语文”考纲中，就很可能已经被提前淘汰。
每学期数百元的课外阅读书对于市民阶层只是一个起步的开支，而那些富家子弟的课外阅读书开支更是惊人的。
对于“必读书目”的开支，大多数城市家庭还能支撑得起，问题是现在的教育改革不仅仅是面向语文一个学科。例如，现在的小学数学起步阶段要求人手一套“计数器”，认识图形阶段人手一套积木模型；三年级科学课要求养蚕，每个学生就得网购蚕卵、桑叶，还有各种科学课的教辅材料；音乐课要求掌握一门乐器，每个学生就得配一套乐器；体育课篮球、足球、排球人手一个；美术课的材料更是五花八门，水彩画、水墨画、版画所需要的材料都得自备……
这些开支单一来看都不高，但真要累积起来算一笔总账，总额可就不低了。现在号称是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减负”、“素质教育”，学生死记硬背和反复做题的时间的确是减少了，但家庭教育开支的成本其实是大幅攀升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是大大增加了，相对地家长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考虑学生的各方面需求。
一面是学生“减负”、一面是家长“增负”，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大语文”改革带来的学生阅读书目的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各学科教辅工具和材料的周边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以前我们关注教育产业化往往只关注到学校私有化、民营化的问题，这股歪风现在被很大地遏制了；而“减负”、素质教育旗号下的另一种“大发展、大繁荣”又何尝不是教育产业化的表现呢？
当素质教育的各学科创新逐步落实到考核范围和考纲里，对于农村地区学生以及贫困家庭子弟而言，这样的教育产业化比起之前的富家子弟可以上补习班的“做题家”内卷是更加的不友好了。
笔者以前讲过笔者的一个亲戚子弟在某省会城市的私立重点学校读小学的经历。学校下发家长群的小学六年级上期的语文考试大纲里，除了多数学校普遍要求的课外阅读，还有书法内容，以及《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少年说》等综艺节目以及电视新闻的观看要求。对于那些被要求996、根本没时间陪伴孩子的“打工人”家长来说，这样的考纲未免过于苛刻了；而对照近些年的中高考变化，这些要求却并不算“超纲”，反而体现了某种“先见之明”。
实行“双减”政策，限制、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辅导班的结果，对富人家庭的影响并不太大，他们或是选择高价的私立贵族学校，或是选择以住家保姆的名义高薪聘请家教；很多城市中产精英也在悄悄地团购补习班，教育“内卷”的局面其实并未有根本改观。
今年的广东、湖南等省使用的新高考Ⅰ卷据说数学试卷的难度大大增加，一方面“双减”、一方面提高考试难度，这是逼着家长去“内卷”、对学生搞“地下培训”。据笔者了解，广州、深圳等城市其实有很多未挂牌的数学辅导班，收费非常高，那些上过辅导班的学生和没上过辅导班的学生，在试题难度增加的情况下，差距立刻就能体现出来。
与之同时，所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催促着非学科类培训班的涌现，除了书法班、美术班、音乐班、舞蹈班等各种兴趣培训班，因为体育考试成绩在中考比重的增加，体育培训班成为了新兴事物。
今年的全国新高考Ⅰ卷语文考试的作文是围绕围棋术语“本手、妙手、俗手”：
对于上过围棋兴趣班的学生来讲，这样的题目显然更加直观、更加容易审题和切入；而对于那些贫困家庭子弟和很多农村子弟，恐怕连围棋都没有摸过，他们固然可以通过“审题”来进行发挥，但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题目对他们真的公平吗？
有了这次关于围棋的作文题目，可能后面的学生会去恶补围棋知识；但今年考了围棋，以后会不会又变成国际象棋？
而今考纲越来越偏向兴趣广泛、博阅众长、广见世面的“素质教育”，而这样的“素质教育”是需要物质基础堆积的，它意味着家庭教育开支的节节攀升；家庭经济投入的多寡，最终影响甚至决定了学生个体“素质”的差异。
社会阶级的鸿沟最终也就通过“素质教育”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战场体现了出来，丝毫不比以前大城市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富人子弟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课外辅导而导致的教育资源不均等程度差！
笔者并不反对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相反笔者非常支持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提高综合素质。笔者质疑的是私有化、贫富分化背景下通过教育产业化来推动“素质教育”，让公共教育特别是未成年教育从服务人民的公共福利事业，越来越走向服务资本牟利的产业。这样背景下的“素质教育”，比“全国一张卷”的应试教育更为严重地扩大了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农村子弟和贫困家庭子弟的上升通道进一步收紧，进一步加剧了“阶层固化”的程度。“素质教育”的推行，应当以实现公有制、缩小贫富差距、实行普惠性的教育事业为前提！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素质教育”究竟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今年的全国甲卷作文题考到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新高考II卷的信息类文本阅读则考到了《红楼梦》的翻译。
虽然两者均不是直接考查《红楼梦》相关的知识内容，即使没有读过原著也可作答，但这种题目对于完成了教材中《红楼梦》选篇的学习或者阅读过《红楼梦》整本书的考生显然更加容易。
这里首先同样涉及到我们上面说的《大语文》阅读量要求的问题，其次，全国甲卷的作文尽管是发散性思维的考查（“翼然”、“泻玉”、“沁芳”分别对应了照搬、机械模仿和生动创新），但考查的基础却是基于《红楼梦》的文学性，这对于没有经历过深度培训的考生同样存在不公：没有一定的哲学、艺术修养，要想写好这个题目其实并不容易。
这样的“修养”同样是有阶级性的：当无产阶级还在挣扎于生存问题时，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搞这样的“修养”；而那些有钱有闲的阶级却有大把的精力去修身养性——在一个贫富分化的阶级社会，这样的差距立刻就能体现出来。就像你让一个贫困家庭子弟去感受高铁、GDP和“跨越”，他的日常生活直观感受却可能是父母打工还房贷、供养自己读书不容易，最后只能去强行发挥。
用毛主席的话来讲，这就属于“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尤其是整那些贫困家庭学生。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配研究哲学和艺术。
——就像马克思向往的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就像毛主席在纪念杨开慧的诗中写道，“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引用了清代洪昇的诗以及南朝时期“娥皇、女英相思恸哭，泪下沾竹”的典故。巧合的是，《红楼梦》中“元春省亲”游大观园，将自己的住处赐名“潇湘馆”并让林黛玉居住，林黛玉有了“潇湘妃子”的称号，“潇湘”之名同样取自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死于江湘的典故。
毛主席自己当然有着很高的文学和哲学修养，他的书法、诗词在现代有着极其崇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又兼具政治性和战斗性。但毛主席自己却反对年轻人去搞古诗词，其根本原因就是毛主席的文学修养来自他的酷爱读书和勤奋同时又不影响自己的工作，而大多数无产者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兼具的情况下，这样的花大量时间搞“偏门”发展反而误导了年轻的无产者的成长，最终走向不事生产、脱离群众的精英化道路。
毛主席当然也很喜欢《红楼梦》，而且多次向高级干部推荐《红楼梦》，但他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书来看的，通过《红楼梦》去了解真实的封建社会历史，以史鉴今，并不是希望干部去花大量时间钻研《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新中国各个时期中学课本对《红楼梦》的选文变化，背后也能折射出很深刻问题：
50年代初中课本选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让学生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封建社会底层人民和官僚贵族的差距；高中课本选了《诉肺腑》，主要表达的是对封建腐朽思想的反抗；
1966年以后，各地自编教材，普遍选的是《护官符》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同样是对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的深刻揭露，要求学生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护官符”背后的黑暗社会现实；
1978年以后，《护官符》被拿掉，增加了《林黛玉进贾府》，但80、90后的学生应该还记得《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课文被保留了下来；
进入新世纪，连《葫芦僧》这样的文章也被从主修课文拿下，转而增加了很多体现文学性的选文……
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斗争叙事的过程，至今年的全国甲卷的作文试题，应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回看很多课文的增删，其实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去钻研《红楼梦》可能又要压错题了。笔者在上面截图的“小学生必读书目”，大家可以看到反映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外国文学的占比越来越高，下一次说不定又要考哪篇外国名著了。
所以，现在的素质教育和考试方向的变化，不仅仅是对贫困家庭子弟不公平的问题，更深刻的则是这样导向背后折射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
当然，无产阶级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去钻研艺术文化和哲学、发展广泛的兴趣爱好，无产阶级的子弟可以接受全面的素质教育熏陶，这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前提是无产阶级可以享受到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不必再遭受资本压榨，摆脱陷入“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