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改革工人待遇的时候，咱不说话

　　云淡水暖

　　草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当时还没有“国有”一说），本来是分到设计研究部门，分厂的领导到公司发牢骚说“我们生产一线缺技术人员，你们看不见？”，公司党委开会讨论，决定改变分配方案，当年到公司报到的大学生，全部分到基层分厂，这是几年后，设计研究部门的头头说的。
　　到分厂后，人事科的科长是一位女士，后来听说原先是位工人，后来提拔起来的。碰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分到XX车间XX班组，到岗位以后要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多接受工人的教育”。说句老实话，草民初听这句话就心里不高兴“这不是文革语言么。”，草民想不通，现在（指当时）到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怎么还搞“文革”那套？有点不舒服。
　　但是，到班组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刚进厂的小师傅（学徒），还是40年代末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对草民都很友好，其实，工人之间是有矛盾的，也搞点小山头什么的，但大家对草民的态度都一样地好，草民在这样的氛围中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因为在班组里，分配工作的时候，老W班长把草民分配给一个为人极温和的Z师傅，年纪30几岁左右，Z师傅从来就不对草民有“师傅”的架子，干活的时候，总是提醒草民安全。W师傅50几岁的人，对人、对工作要求极严格，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搞得一些青年、中年师傅对老W班长有很大意见。但W师傅每天总是第一个到班组，无论三伏三九、风雨无阻，干最脏的、最累的活儿，50几岁的老W师傅绝不排在第二个，这样以身作则，其他人也说不了什么。老W师傅是8级工，工资与分厂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差不多，比大学毕业的厂长还高一截。
　　但令人感慨的是，老W班长自草民进入班组，到草民离开，从来没有说过草民半句重话，有时候草民以为“理论”上有些不同意见，顶撞W班长几句，W班长都不发作的。在具体干活的时候，其实刚到厂里的学生笨手笨脚的，干的活肯定不漂亮。有一次单独干活，小Z师傅（不是草民的师傅）悄悄对草民说，这次草民干的活，老W班长又派他重新返工了一次，“要搁我们身上，早都被骂得狗血淋头了！”。可见，老师傅对草民的宽容。
　　草民同寝室的A师傅，一位极为踏实、极为正派的中年工人。A师傅的工种，是全车间甚至全厂最危险、最劳累的工种，高空作业，无论是工具还是工作过程中的东西，都是很笨重的，但说起来，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工种，而脏、险、累是第一的，所以，A师傅的班组，在奖金分配的时候，比草民的班组要高一些，这一点，老W班长也不服气，因为他领导的是一个技术工种。
　　草民说这些，是感觉到当年大报小报号召“尊重人才、尊重知识”，要拨乱反正（正如草民对人事科长的“多接受工人的教育”话不理解一样），工人师傅们是听在心里，做在行动上的。还有，公司有一大批文革中分配来的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几乎在一夜之间，快速走上了从车间到分厂一级的领导岗位。这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暗示，工人师傅们会看会想。
　　因为开始强调“拉开差距”了，原先比较透明的分配机制，开始在“有文化”的人手里产生变化。草民后来离开班组，在车间干技术员，开始知道一些收入分配的内幕。原先的“死工资”的部分越来越少，“浮动”部分越来越多。而浮动部分的分配，开始还是由各班组的班组长和工人代表讨论的，当然，涉及到切身利益，往往是激烈的争论和妥协。但慢慢地，主动权开始掌握在“有文化”的主任、厂长们手里。
　　记得草民刚入厂的时候是45.5元的基本工资，再加上各种现场补贴、加班工资、奖金，有百多元以上了，与进厂7、8年左右的小师傅们拿得差不多，初时，小师傅、中年师傅、老师傅们的奖金确实比草民多，人家干活多，以“收入向第一线倾斜”的原则下，这本来是应当的。
　　公司经过几次以强化“承包制”、“经理厂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重大改革后，记得当年最红火的莫过于“马承包”——马胜利的经验了。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承包”部分占了绝对大头，厂长、主任占了绝对优势，工人和基层班组长在分配上的声音越来越小，在草民离开分厂的时候，草民的车间主任（文革期间分来的大学生）原先是厂里出了名的温和，说话的声音也气粗起来了，想来是在分配上有绝对权威了吧。
　　说实话，在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草民这样的人是占了便宜的，定“岗位工资”，比工人高一截，计算奖金，也会占优势，在被“尊重”的氛围下，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有些老一代的大学生同事，就对文革期间与工人一起干活颇有微词，对工资待遇也很有看法，这样，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工资总额要受到上级和生产情况的限制），管理层要多拿，工人就要少拿。这样的改革，主要代价是工人承担的，咱属于受益的，就不说话，当然，铁了心要这样改，说了也没用，但起码是不会说。
　　后来到了沿海企业，发现差距更大，管理层的胆子更大，按他们的说法：阿爷（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在沿海企业，工人的声音更小，后来开始产权改制，才意识到，少数人不但要多拿，还要控制，最后，终于落入私人之手。
　　有意思的是，在职工们知道大局已定，管理层准备以渐进式“转换身份”之术，把职工的转制补偿一笔勾销的时候，职工们作了最后的挣扎，以罢工相抗衡，惊动了政府方面的各色人等，到厂调解，这时候，工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们坐到一起，据理力争。如果说过去由于身份、待遇的差距，心灵上还有些距离的话，这个时候就完全是相通的。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吞食国资者以最小的代价将职工彻底“置换”了身份，成了长工。
　　回头想来，当初还窃喜自己沾了光的工程技术人员，何尝会想到自己也是“改制”性改革的对象？草民所在街道有一位退休工程师，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工资不如一个工作年限与他相若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