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是亚洲乃至东亚最为重要的国家。两国关系的阴晴变化直接决定着东亚的安全和稳定。中日建交以后，双边关系一度友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关系急剧恶化，直至由于日本试图国有化钓鱼岛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一、日本为什么打破和中国“搁置争议”的默契？
主权之争是无解的，除非双方立即兵戎相见。明智和理性的做法是在各自宣示主权的同时，行动上要克制。假如一方打破默契，另一方必然回应，从而导致循环恶化升级，形成两国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对垒。这种博弈不仅算不上零和，实是双输。
为此，针对钓鱼岛，中日建交时双方曾达成事实上的“搁置争议”默契，并一直得到遵守。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进行有关日中关系正常化交涉时，周恩来提出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提议，对此田中角荣说: “在求大同存小异这一点上，我和周总理取得了一致”，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说法。
1978年8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进行缔结《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交涉，园田直在北京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园田直表示赞赏。
1996年11月24日，在马尼拉进行的APEC日中首脑会谈中，当时的桥本首相作了如下发言：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这是我国基本的立场，同时，我们也深知中国与我国有不同的立场。虽然日中双方在这件事上立场不同， 但是不应该由于这样的立场不同，损害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极其重要的日中关系全局的健全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日中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
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我非常担心由于一些人的挑拨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马上要解决，但是需要双方的努力，政治家和领导人要站在高处，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处理问题。我们注意到了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努力，今后也希望能继续努力。
双方可以达成默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国力明显高于中国，对拥有钓鱼岛的主权怀有很大的信心。另一方面有冷战共同的对手苏联存在。但随着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政策的出台以及安倍首相的公开否定，这种默契不复存在。日本改变现状的原因相当复杂，综合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1、国际大环境
（1）美国重返亚太。
21世纪美国全力反恐，中国则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迅速发展，接连超越英、法、德、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除陷入两场反恐战争，更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此消彼长，国际普遍认为最快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替代美国最具潜力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宣布战略东移，不仅迅速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脱身，更要把60%的海军军力部署到亚太，其重新遏制中国的战略跃然而出。
（2）中日力量对比变化。
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却迎来了增长黄金期。并于2009年取代日本占据近半世纪的全球经济体亚军的宝座，到现在经济总量已是日本的一倍半。虽然中国人均水平仍远远落后日本，但双方实力对比正向有利于中国的天平转移。中日双方都明白，时间在中国一边。
今天的日本正如前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布鲁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暨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在台湾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承认的：“日本过去一直是一级国家，现在却遇到真正的挑战：它是否想要继续扮演一级国家的角色? 日本的领导问题(六年换了六任首相)、长期的人口与经济前景，只会使这个问题更险峻。近年来真正让日本还能当一只老虎的，是它背后有另一只大老虎。那就是美国。”
在这样的现实和未来不利预期下，日本只有趁还拥有一定筹码的情况下，主动挑衅，以尽可能多地赢取战略主动。
（3）中国发展阶段和突出的内政问题。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处于中等发展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根据历史规律，这一阶段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甚至处理不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混乱。
目前的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腐败较为突出。其他如高房价、看病难等社会问题也令民众不满。日本认为中国将全力投入内政，无法再同时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4）日本政治精英的退化。
整个二十一世纪十二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八个首相，十一个内阁——这其中还有十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上世纪九十年代则是七任首相、九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六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
可以说日本的政治已到了“不能视事”的程度。所以日本的内政和外交经常发生大幅度反方向摇摆。既有乐此不彼挑衅中国和韩国的小泉，也有希望中日友好的福田，更有疏美亲中的鸠山，也有选举需要而对中国强硬的菅直人(罕见扣押中国舰长和渔船)、野田佳彦(国有化钓鱼岛)。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竟然由于指挥无能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依然得不到有效安置。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议会民主制度，但像日本这样的，还是相当少见。可资类比的大概只有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一、第二共和是早期的尝试，可忽略不计)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替。第三共和最短命的政府仅分别只存在了两天、三天、四天和五天!第四共和十二年间更换了二十二届政府，有两届政府仅维持了两天。好在法国还算幸运，凭借戴高乐的智慧，改革了过去失败的议会制，建立了“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
法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有四个原因。一是它是完整的主权国家。二是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三是有戴高乐这样即有崇高威望又有高超政治技巧的政治人物。四是法国已经没有了王室。总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
日本显然以上四个条件都不具备：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仍然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在改变政体方面显然没有决策权。目前的日本虽然危机重重，但还没有达到维系不下去的程度，整个日本也缺乏相应的动力进行政治改革。另外由于政权的封闭性和权力的世袭特色，也导致日本后继乏人。最后，日本二战后没有废除天皇，假如要效仿法国模式，将无法解决谁代表国家的难题。
日本的政坛的世袭，严重影响政治人才的产生。这既有传统因素，也有选举制度本身的原因。
今天的日本，强烈的家族观念，依然是其社会关系基础。长子继承，门第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更何况搞政治必须有人脉、钱脉，还必须有一定的经验，因此政治人物先让子女担任自己的秘书，让他们熟悉自己的地盘、开阔眼界，从而累积起政治生活经验。
小泉纯一郎从政之初，虽然有父亲的遗荫，也有固定的地盘，却因为其父死得突然，使他必须匆匆从英国赶回来继承，缺乏党政治秘书的阶段，结果第一次参选竟败下阵来。后来，有幸自民党大老福田赳夫拉他一把，让他当自己的秘书，悉心栽培，三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小泉从此跟福田派、安倍派、森派结下不解之缘。
日本的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也有利于世袭政治的发展。日本实行小选区制，加上稳定选区划分，这让传统政客可以在地方上长期经营其势力范围，将地方党支部变成其个人的后援会。
田中角荣当首相期间，他利用国库为地方大兴土木，甚至修建铁路新干线从东京直通其偏远的家乡，乡民不仅感恩，还变家乡为铁票区。不仅如此，其女儿田中真纪子还不费吹灰之力继承了这份丰厚的政治资产。
然而权力的世袭堵塞了有抱负者的进入，无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更替机制，最终导致今天日本政治的脑衰甚至脑死亡状态。
2、各处国内小环境。
（1）日本2012年9月21日的党首选举。由于时任首相野田佳彦支持率持续走低，为拉抬支持率，赢得大选，不惜在钓鱼岛制造对外冲突。
（2）十八大即将召开。
由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日本判断中国为给大会创造良好环境，面对自己的挑衅会采取克制态度，最终默认新的既成事实。
二、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劣势。
1、中国的优势在于制度运转良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日本则已经停滞二十多年，而且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40%。
2、日本的优势。第一它已经进入发达阶段，而中国刚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根据人类历史的经验，贫穷和富裕阶段一个国家都易保持稳定，只有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利益分化和分配的不均等，社会矛盾频发且易发生动荡，抗内外冲击的能力脆弱。
第二，日本的国际环境要好于中国。这除了日本引入西方制度之外，还和它被美国实际控制密不可分。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后，中国模式的成功无形中对西方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奥巴马上台之后迅速调整全球战略，再次把中国视为头号挑战对手，宣布重返太平洋，积极插手中国周边事务。欧洲由于沉陷债务危机，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原因，对钓鱼岛争端并不关注。但在仅有的报道上却也难称公正。比如明明是日本挑衅在先，但却不对之进行指责，仅仅泛泛报道，然而当中国反击时，却指责中国反应过度。不过，在东亚区域，日本的外部环境显然要明显劣于中国。日本和韩国、俄罗斯都存在领土争端，台湾也由于钓鱼岛问题和日本对立。只是日本缺乏政治智慧，竟然形成了三国四方同时冲突的地步。
第三是日本民众的素质高于中国。虽然同样面对领土争端，日本也有游行，但却不会发生中国那样的暴力事件。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深圳，甚至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平息。在西安、青岛等不少城市都发生纵火、打砸日本商店、日产汽车。香港的爱国商人、长实主席李嘉诚旗下的屈臣氏商店也遭到抢掠一空，铺面被夷为平地。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时，中国百姓竟然谣言的影响下发生抢盐风波，而在发生地震的日本，百姓依然井然有序的购物。甚至政府救援迟缓，百姓也以难以置信的忍耐力等待。这种差距，可以称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距。
中国的劣势大都和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可解的，逐步改善的。而日本显然则是体制性、结构性，很难找到解决之道。
三、中日双方的得失。
仿佛是历史的延续，这一次日本又扮演了主动挑衅者的角色。而且也一定程度达到了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是形式上强化了对钓鱼岛的主权控制。无论是国有化，还是数十名日本警察借防范台湾渔船之名登上钓鱼岛，都显示了其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二是支持率低迷的现任首相野田佳彦以相当大的优势赢得党首选举，连任首相。
但日本同样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是钓鱼岛由过去日本独自实际控制转向事实上的“中日共同控制”。中国借与日本冲突之际，改变了过去“搁置争议”的做法，转向“实际主权拥有”。为此，中国宣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发布钓鱼岛天气预报。更重要的是中国形成了对钓鱼岛海、陆、空立体巡航。尤其值的一提的是中国渔政船不仅登上中国渔船检查，还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行驶在此海域的管辖权。
对领土争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不太注重历史文献和历史发现，而更重视当下的实际控制。特别是长期、和平的占有，是最重要的依据。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要国有化的动机之一。然而，这场冲突不仅使日本失去了独自控制权，也使得钓鱼岛争议国际化，对日本而言，其主权控制反而是倒退了。
二是日本的整体国家主权更形萎缩。由于日本和中国的对抗，迫使日本加大了对美国的依赖，其二战后就已失去的完整国家主权更加弱化。已经逐渐失去经济力量的日本，恐怕再难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持续加速下降。
三是已经停滞二十多年、严重依赖国外的日本经济由于中国的报复和即将可能到来的更多经济制裁而受到重创。经济制裁，一向是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采取的措施，当时的首相野田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冷静考虑目前的日中关系，不要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其无形中已经把自己摆在弱国的地位。目前中日两国经济态势如下：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2011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量20.6%，而对日贸易仅仅占中国外贸总量的不到10%。今年1到7月份，仅仅占8.8%。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可见一斑。特别是日本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的弱点和经济低迷二十多年的现实，已经让日本丧失承受一场经济战的能力。而中国在以接近两位数增长三十多年后，至今仍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高的增速。
四是钓鱼岛争端，也令日本探知美国的底线。虽然双方有安保条约，美国也声称安保条约覆盖钓鱼岛。但假如真的和中国摊牌，美国是否兑现条约，日本并无把握。
先是美国一再声明在钓鱼岛问题上不选边站，维持中立立场。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最近访问中日两国时发言相互矛盾。在东京他呼吁和平解决分歧的同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北京，帕内塔在装甲兵工程学院演讲结束后回答有关美日关系与钓鱼岛争议问题时又表示，美日的确是军事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对盟友的某些行动提出批评意见。此话显然暗示，美国不赞成甚至批评日本“购岛”的挑衅行动。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是强烈的亲日派和对华强硬派，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虽然重申美日安保涵盖钓鱼岛，但声称中日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全世界的经济都会承担不起——实是美国承受不起的代名词。
当然日本的国运确实比较差，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日对立以来，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局势急剧恶化和动荡。埃及发生军事政变，推翻首位民选总统。突尼斯连续发生政治谋杀案，局势一触即发。也门则变成基地组织活跃的国家，各种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利比亚则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更发生大使馆遇袭、大使身亡的惨剧。面对伊斯兰世界的遍地烽火，此时的美国就是有心也是无力。
所以说日本首相野田看到中方对“购岛”行动做出的强烈反应后，坦承事前的评估有误。不过正如外电所评论的，他不是对中方的反应评估有误，而是对美方的反应评估有误，因为美方并没有毫无条件地公开挺日，甚至没有明确、公开表达要与日本共同协防钓鱼岛的立场。美方立场是美日安保条约不应该是一张可以让日本为所欲为、甚至轻易将美国卷入战争的“空白支票”。只是今天的日本，一旦戳穿美国保护的假象，它在国际社会上还有多少筹码?
其实说白了，美国对日本的保护，不过是对日本控制的委婉语罢了。美国可以利用日本为己所有，怎么可能会被日本绑架，为日本利益服务呢?野田佳彦竟然连这一点都理解不了，还要进行试探，可见日本政治精英今日之水准。
第五，钓鱼岛引发的中日冲突(以及日俄冲突)，在引发国际关注的同时，也令日本二战战败国和历史责任问题上凸显出来。中国一方自不必说，指责日本是在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另一个战败国德国也认为日本无视二战历史是钓鱼岛问题争端之源(德意志电台)。文章认为，与德国一样，日本在二战中是侵略者。然而，日本至今没能清理这段沉重的历史。如果日本不能深入和批判性地审视过去，日本就无法解决领土争端。日本与韩国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也发生过类似的领土争端。当时的韩国总统曾明确表示，正是因为日本至今不愿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才会导致领土争端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
由于日本在二战时超出底线的残忍针对所有国家：中国、美国、英国、荷兰，而且又一直没有对战争进行彻底的悔悟，这造成各国对日本既不信任，更无好感。假如中日冲突进一步扩大，历史因素会更加突出出来，日本在冲突中的正当性会大幅减弱。
中国在这次钓鱼岛冲突可谓是最大的赢家，几乎有得无失。除了抓住机会改变“搁置争议”策略转向“实际主权控制”外，其收获更是多方面的。
首先起到凝聚香港、台湾和推进国家统一的作用。香港回归十五年以来，双方的交流日益密切，但不容否认的是，心的回归仍然与经济和文化层面颇有差距。最近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教竟然遇到不少的反对就是一例。 而钓鱼岛争端则是凝聚共识、人心促归的最佳活生生教材。日本越蛮横，就越突出中央政府的角色。中央政府越迅猛回击，越能赢得民心。毕竟外部危机是建立内部共识和国家认同的催化剂。
相对于香港，台湾更为特殊。由于两岸分治六十多年，有着故乡情怀的老一代已经退出舞台，连接两岸中国意识的基本上只有抽象的历史。这不可避免的带来感情和认同感的疏离。从根本上讲，这才是台独的真正土壤。要唤起共同的中华意识，还是需要从现实寻找资源。钓鱼岛就成为最佳的选择。这一次由于大陆站在冲突的第一线，台湾也表现十分的高调：台湾海巡舰艇全天候24小时在钓鱼岛海域护渔、大量渔船前往钓鱼岛作业。台湾民意调查也表明，54%的民众支持两岸共同保钓。
二是为“十八大”创造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威望和权威，为下一步更深层的改革提供良好的条件。
中国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多元且突出。这也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内部分裂。同时西方也借助这种分裂不断想办法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现在就是改革也无法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已经来到深水区和改革攻坚阶段，这需要威望高企、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这次钓鱼岛争端，无形中创造了这一凝聚全国共识、体认当今执政党强势作用的时机。更何况日本之所以敢无视中国的连番警告而对中国挑衅，也是看准了中国的内部问题。这种外力恰好变成了中国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
三是美国“小北约”东亚围堵战略自行破产。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有几个层次。一是在南海，通过和东盟的关系，借助领海争端，牵制中国。二是在东亚建立“美日韩台”所谓的“小北约”来制衡中国。但日本和韩国的领土争端，使得双方对立。由于钓鱼岛也导致台湾和日本关系紧张，两岸则不约而同展开保钓。美国设想的“小北约”形同破局。
四是这场冲突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弊端。比如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为了一己之私赢得选举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另外，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已经更换了8位首相，11个内阁，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中国目前也正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政治改革道路，至少日本的教训从反面给中国提供了借鉴。
最后，中国对日本迅猛亮剑，也起到震慑南海诸国的效应。以日本之国力和拥有日美保安条约，中国依旧毫不手软，这自然也要令被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冲昏头脑的南海诸国清醒清醒。其实它们应该明白，中国以大国之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是已经照顾到它们的利益。如果还想在不对称的国力面前奢望更多，恐怕将是一无所获。菲律宾在黄岩岛引发事端，结果却让中国借机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
中国唯一一失，则在于大规模民众抗议行动中所出现的暴力现象。要知道城市市民是抗议行动的主体，这也还是中国国民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更兼有北京知名教授当街诉诸暴力(实在令人不解，无法接受)。由此可见，人的现代化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毕竟暴力现象不仅损害中国国际形象，也损害中国自己利益。
四、建议与对策
1、对美国。对日矛盾已经上升到首要冲突，美国的威胁次之。中国既然选择和日本摊牌，就需要全盘考量中美关系。简言之即要晓之于“力”也要晓之于“利”。
所谓“力”，一方面是中国军事上的系列突破，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巨额国债。这两个方面都能做到和美国玉石俱焚。美国显然不会为了日本和中国走到这一步。所谓“利”，一方面是中国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另一方面在美国关心的国际事务中预以适度合作。比如阻止朝鲜、伊朗拥有核武器。
应该说，现在的美国内外交困。中东革命如同揭开阿拉伯世界仇视美国的“潘多拉之盒”，过去长期被压抑的反美情绪借助民主化而狂烈地宣泄而出。革命后的阿拉伯国家迅速伊斯兰化，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日益孤立，其安全环境迅速恶化。国内则是经济虽然复苏，但仍不稳定，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力”和“利”牌，美国恐难以拒绝。更何况，美国是拿日本和中国交易，而不是拿自己的利益做交换，何乐而不为呢?
通过“力”和“利”，中国可以达到让美国放弃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实质支持(美国现在只是台面上保持中立)。事实上，只要美国幕后对日本表示美日安保协定不包括钓鱼岛，日本就再也不敢心存妄想。更何况中国搞定美国本身，将会给日本产生多么大的震撼!
2、有效地解决内部问题。这包括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掀起的反腐败风暴，重启群众路线，密切关注民生。随着中国内部问题的有效化解，达到内部稳定和团结，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
3、逐步开放民间保钓运动。同时当民间进行保钓运动时，中国的海监、渔政船要进行护航。甚至不排除派遣海军进行护航。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和对抗，也足以震撼日本列岛。2013年7月来自青岛的民间航海家翟墨在中国海警的保护下已经进行了尝试。还要鼓励渔民到钓鱼岛作业以及石油部门进行勘探和着手开发，同时中国的海监船也要进行护航。
4、中国的海监、渔政船要长期在钓鱼岛执行巡逻任务，日本船只接近要进行驱逐。
五、最终结局预测
中日钓鱼岛冲突由于双方的坚持，仍然在持续中。显然日本不会放弃国有化，中国自然也不会再退让。双方要么从过去“搁置争议”的默契达到“共同控制”的默契，要么就是长期的对抗和经济战。
至于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极小。一是没有美国的首肯，日本绝不敢动武。美国现在承受不了中日开战造成的全球经济的代价，也会把自已逼到是否遵守美日安保条约的绝境。所以唯一的办法就压制日本。二是根据日本战后宪法，日本已丧失以国家名义对外进行战争的权力。除非日本要先修改宪法。这就又牵扯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美国也绝不会答应。三是中国向来恪守不打第一枪的策略，大规模派出的都是渔政、海监船。可以说事涉三方中国不会打，日本不敢打，美国不愿打。而中国在达到与日本共管钓鱼岛的阶段性目标后，会在下一个历史时机来临时，彻底收复钓鱼岛。
六、从日本和德国差距看日本未来
首先，二战后德国明智地接受了领土变更。根据西方崛起以后的战争规则，战败割地赔款是天经地义。德国不仅再次丧失了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在17世纪以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以说德语的居民为主)，更把高达三分之一的国土割给了波兰——波兰的版图整体西移200多公里。甚至德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龙兴之地——东普鲁士也有一部分成了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从东亚角度来看，更不可思议的是波罗的海中的乌泽多姆岛由德国和波兰所共有!二战后的六十多年，德国从未对领土丧失提过异议。即使法国没有和德国签订任何条约就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
反观日本，二战后却与东亚和远东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俄罗斯产生了领土争端。恶化的关系不仅令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使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意愿成为梦想，而且也彻底葬送了它未来希望成为正常国家的可能性：没有中、俄的支持，日本根本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
和如此之多的邻国和世界大国交恶，不仅令日本国际政治空间大大缩小(本来，由于中国支持朝鲜，日本和韩国自是天然盟友，但却由于领土争端，日本竟然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 经济上也同样损失严重。比如资源短缺的日本就无法得到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这也是日本在和中国竞争俄罗斯天然气管道项目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危机出现后，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德国也因为中国的拉动，很快走出低谷，保住了欧洲经济龙头地位。而日本却由于领土争端在稀土、旅游等方面一再受到中国报复。
其次，二战后德国对战争责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德国，承认、反省、铭记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那段历史，绝不允许悲剧重演早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为了让年轻一代牢记历史，德国还制定了系统、完善的法律和规范，通过学校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人生观。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从而为欧洲和平做出了贡献。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表示“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做的人下跪”。1995年6月，德国前总理科尔继勃兰特之后，双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为教育后人，德国政府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纳粹罪行的内容。除了年年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还制定相关法律，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等受害国，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了近550亿欧元。
今天，已经不再有多少欧洲人对德国曾经给自己造成的伤害耿耿于怀，倒是德国人自己牢记那段历史，不断反思并提高批判的层次。德国以实际行动告诉世 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勇于自我反省，直面历史，以史为鉴，付诸行动，方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盟军解放60年活动的讲话中所说，必须严厉抨击纳粹的“冷酷和残暴”，对于纳粹的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世界的共识是：现在的德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
尽管德国已经取得了世界各国的原谅和信任，但即使西方国家允许德国重新武装，德国也把这支50万人的军队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之下，自觉放弃获取核武器的权利，并保证严格采取防御政策，同意数十万北约大军驻扎在联邦德国境内。
反观日本，不仅在道歉上推三阻四，勉勉强强，国内更有不少政客、学者屡屡开脱战争责任，这包括质疑南京大屠杀、为强征慰安妇辩护，甚至说成是受害人的自愿行为、修改教科书。特别是战争的实际责任人裕仁天皇生前从未因战争行为公开道歉，仅在接见韩国总统时表示“遗憾”。天皇的态度助长右翼份子的气焰，日本军国主义狂热者至今仍为了捍卫天皇名誉采取激进手段，1990年长崎市长本岛等公开表示裕仁天皇应该负战争责任，遭到右翼人士枪击重伤入院。不仅如此，更有多位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尽管日本在二战期间给相关国家造成如此重大的伤害，但年年日本高调纪念的却是广岛和长崎，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
对于侵略事实，则更是多方否认。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说：“上次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应当由后世历史学家做评价。”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成为殖民地。1988年春，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首脑奥野诚亮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判”。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竟还说他是“一个正直而又稳重的人”。最新的一次则是2012年2月20日，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称，“南京事件没有发生过”。
正是由于日本无法彻底正视、反思历史，也自然无法取得亚洲各国的原谅，也一直被世界所警惕，并一而再成为恶化各国关系的导火索。1971年日本天皇裕仁访问荷兰，竟然被愤怒的荷兰民众袭击，而且引发暴力抗议示威。裕仁天皇访问美国时，他并没有对战争道歉，因而在有的地方被称作“希特勒”，要他滚回去;他种下的纪念树在第二天便被砍倒，树根上被倒了浓盐酸。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为了入常可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譬如对苏丹就提供了1亿美元的援助)，但最终依然是众叛亲离。
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历史问题上、政治智慧上。经济上也同样如此。二战一结束，冷战继起。日本和德国借助冷战的历史契机(日本命运的转折点主要是朝鲜战争，德国则接受了36.5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而且美国对它们实行不对称贸易战略：在贸易保护的同时，它们的产品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凭借和平红利(无需——当然也是不能有——军费开支)和二战前积累的人力、技术基础，迅速复苏，均重新成为经济强国。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日、德经济复兴都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而且德国的出口量甚至在八十年代时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更神奇的是德国却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贸易摩擦，但日本却被美国强压签订了广场协议，终结了日本奇迹，并从此令日本进入长达二十多年、持续至今的停滞期。
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出口战略和日本完全不同。一是没有采取入侵式的贸易出口方式。它尽量分散其出口产品的种类。以1987年为例，德国没有一种产品的出口能占到25%以上的份额。而日本机电产品的出口却占到74%。二是德国向尽可能多的国家出口，大多数公司只把不超过1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而日本则是把高达5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如1969年美国进口的钢铁42%来自日本，彩电更是高达90%。八十年代日本生产的半导体不仅占领美国市场而且还进入美国在欧洲的市场。能源危机后，日本生产的价廉、省油汽车更是充斥美国。三是为了不引起进口国的反感，德国在出口大量商品之后，还会在当地同时进口大量产品。而日本则是出口在美国，同时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以捞取巨额回报。
日本和德国对贸易采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其后果就和它们对历史问题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一样，德国没有发生贸易摩擦，也没有受到报复，而日本却被迫签下广场协议，最终为其愚蠢和贪婪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
不过，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广场协议针对的是日本，但其它国家也都被殃及池鱼：广场协议两年之后，英磅升值37.2%，法郎升值50.8%，德国马克升值70.8%，日元升值86.1%。当时德国的经济增长也从3%降至1.4%。但何以最终只是日本一蹶不振?债务更高达GDP的200%!
面对汇率大幅增长导致的经济下滑，日本连续五次下调利率，降到2%最后甚至降到零，同时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贷款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0%升至八十年代末的100%，从而出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资产泡沫。但德国并没有走日本放宽贷款、增加货币的道路，其利率依然维持5%。而是走向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方向。德国政府采取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环境、改善就业服务，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不是一味直接刺激经济而积聚资产泡沫的做法。结果到1988年，经济增长率就达到3.71%，1990年更超过5%。重新回到平稳增长的轨道上。这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出现的大萧条灾难性后果、经济出现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又奉行强美元策略，美元对日元升值85%，但日本在这个时期也并没有走出困境。可以说，广场协议只不过是导火索，真正令日本经济没落的还是其本身的应对失误或者丧失了应对挑战的能力。
当然，德国在经济上最傲人的表现还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时，它成为工业化国家唯一一个继续增长的亮点，堪称一枝独秀。而且它和中国一样，在危机中国际社会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决定欧盟命运的国家。而这一切则要归功于十年前进行的痛苦、甚至有些超前的改革。这些改革可归于一句话：大幅减少医疗、养老金和失 业补贴方面的开支。其具体做法包括：延长退休年龄至67岁、养老金缴纳比例由19.5%提高22%、领取失业金的时间从32个月一下砍到12个月(55岁以下失业者)、免费医疗改为每人负担10%并每次交纳10欧元的诊费、非处方药完全个人承担等。今天的德国，有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每月收入仅五百欧元(法国最低工资为1200欧元左右)而不得不从事多份工作。
在一个民主国家，实行这样的改革完全是纯粹的政治自杀，这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和牺牲精神。当时甚至施罗德政党内部都出现大规模退党潮，其引发的全国抗议浪潮最终导致施罗德的下台。但令人可敬的是，随后上台的默克尔夫人依然继续了施罗德的改革措施，从而事实上挽救了德国，而且成为支撑欧元区的唯一力量。
而同一时期的日本，虽然首相是被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最出色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已经陷入危机十多年，却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作为二战结束后日本在位时间第三长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却是六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默克尔是七年六访中国)，尤其是最后一次竟然选在8月15日二战结束日，挑衅意味十足。这自然引发亚洲各国特别是中、韩、朝三国的强烈抗议，导致日本和东亚各国关系急剧恶化。要知道，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之所以略有复苏，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小泉之所以如此挑衅中国，是因为以他为核心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成功。他大概根本不会想到，他下台后仅仅五年，中国就取代了日本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对未来如此缺乏判断力的政治精英，又怎么可能把日本带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不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精英。2011年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Project)显示，只有日本人深信美国的实力将持久不衰，所调查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强国。从2009年到2011年，一直有59%到60%的日本人相信，“中国永远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同时期，在受调查的几乎其他所有国家，这个比例都跌至低于50%。看来，大多数日本人拒绝面对世界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所看到的大势。
日本在钓鱼岛的挑衅(以及同时和韩国、俄罗斯发生争端)固然愚蠢和令中国人愤怒，政治精英的无能对亚洲未来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感，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除了日本国力加速衰退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领土争端最终还是要靠实力来解决的)，更令处于改革攻坚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中国凝聚起来，从而为赢得挑战创造内部条件。不仅如此，日本在钓鱼岛的挑衅也给了两岸三地携手的良机：增强了命运一体感，产生共同的历史记忆，最终将成为中国完全统一的催化剂。对外，由于日本和韩国的争端，令其和中国接近，在美国苦心建立的、针对中国的东亚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日本和俄罗斯的冲突也同样起到加强中俄同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赢得和日本的能源竞争。
日本进入近代以来，曾两度崛起，但都是“半截”崛起：初期往往决策精准、行动果断，后期则走向反面，最终丧失前期崛起的成果。这大概就是日本文明的宿命。德国统一以来，也是两度崛起失败，但事不过三，德国这一次显然吸取了教训，不仅抓住历史机遇以和平的方式再度实行统一，更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美誉度甚高的国家。本来有德国这样的前车之鉴，一向以擅长学习和模仿外来文明的日本不难走出当前的困境。只是一个连自己的教训都汲取不了的国家，怎么可能借鉴得了他国的经验呢?显然，日本再次淡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
七、结论
日本由于制度、国民性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历史周期内，将一而再地制造事端和冲突。也将成为东亚动荡的策源地。但由于现行宪法、国力的衰退和美国的制约因素，日本的挑衅最多只能是“茶壶中的风暴”。不太可能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东亚在十至二十年间将在对立中建立不稳定的平衡。等到中国崛起完成，中日两国实力完全逆转，日本丧失制造事端的意志和能力，东亚将迎来长期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