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思”甲午的意义在于拒绝耻辱

　　——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祭，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原来的藩属国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骨肉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余年。

　　日本则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兴高采烈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上，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

　　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愈演愈烈。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导致国库空虚，财力窘困，清政府只得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影响所及，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来，重用宦官，偏听偏信，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加上吏治腐败，使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1866年明治维新以来，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14日，正当中国准备挪用包括海军购舰专款大修颐和园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建海军舰船之补助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是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上，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300万两以上，几乎可添购清政府当时的主力舰定远、镇远舰各一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0年间海军专项拨款应在4600万两，即便扣除相关因素也在3680万两左右。这十年间，北洋海军共购买军舰9艘，花费总额充其量为1100万两以内，存付两抵，有近2600万两白银被中饱私囊。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不敢转请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而清廷统治者却在铺张扬厉，强颜欢笑，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与中国相当。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有数据表明，当时清政府的GDP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不可谓不富。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国无防，有军不强，特别是海军建设，即便从西方国家购买了一些军舰，也基本是摆设，有的舰是有舰无炮，有的舰是有炮无弹，被外人讥讽为“存在舰队”。更有甚者，自光绪十五年至甲午中日战争六年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新式炮二十一尊，竟因海军衙门与户部同一支绌，难筹此款，而不得不先为镇远、定远两舰购买快炮12尊。而此时，日本几乎所有舰船都已安装速射炮，这就为甲午之战埋下了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承诺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约为1842年及1860年对英法赔款之7倍，超过中国全年之收入。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此数额之银两用于购买北洋舰队急需之速射炮及开花弹，何止开战仓皇至此?

　　四、强军必须观念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换言之，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日本舰队的发射量是北洋舰队的6倍。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塑造军魂，无勇之军将是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十个管带七个以身殉职。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号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连同邓世昌在内200余人与舰同沉，忠烈殉国。1895年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提督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舰弹药告罄，管带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这些舍生取义者，虽败犹荣。 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临阵脱逃。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舰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在金旅之战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须强装备，装备强在于量够质优。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据有关资料表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海军(包括北洋、南洋及粤洋三大舰队)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000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000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实为10艘，平远舰与广丙舰未参战)，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之主力舰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由于设计缺陷，只能正向直射;8门12英寸口径炮，仅有作战用开花弹3颗(一颗在定远舰，二颗在镇远舰)，其余皆为实心练习弹。其他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据传每炮仅有15颗。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或者弹身铜箍太厚，必须先锉小才能入膛;还有的炮弹底火引信受潮，击发时成哑弹……如此等等，北洋水兵既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才能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强军必须综合集成，任一短板将导致全局失败。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均位于此舰上。而通常作法是在旗舰上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预备指挥中心，以备万一，接替指挥。但因为丁汝昌、汉纳根均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舰队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预备指挥中心，指定代理指挥官。因此，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时，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缺乏协同作战，不能集中兵力火力，乃使敌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被重创之船，侥幸脱逃。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23日，一份由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发给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密电被日军截获，由于日方事先已经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日军电信课长佐藤爱磨很容易地破解了中方密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清政府的密钥。一个月后的7月21日，清军雇用高升号等三艘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送2500名淮军将士。虽然清军是一次绝密军事行动，又租用的是英国商船，本认为万无一失。但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这支清军舰队，导致清军损失惨重，高升号上的八百名江淮子弟兵葬身大海。黄海海战中，日军在破译的电码中得知，北洋水师的军舰将于1894年9月15日运送兵员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通信联络是构成舰船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发布指挥号令全部依赖旗舰以旗令达成。但没想到交战不久，旗舰定远舰前桅被敌炮击中折断，无法悬旗发令。镇远舰虽然未伤桅杆，但旗缆被炮火焚毁，亦无法代发号令，各舰失去统一指挥，遂导致敌舰当沉未沉，我军当胜未胜之结局，通信中断实为重要原因之一。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自舰船补给、维修以至武器弹药、机器机件、卫生医疗等，缺一不可。最为迫切之需求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由于北洋舰队两艘主力铁甲舰受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艘舰船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与加强，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运用之妙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之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但他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1894年6月，大战在即，日本积极调兵遣将，李鸿章不是在运筹帷幄，积极备战，而是设想利用外力，挟制日本，迫日本从韩撤兵，恢复和平。

　　清政府的主战派心急如焚，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中众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没有听进这些忠言，反而一味妥协示好，消极避战，结果不仅没有摆脱战争的厄运，而且使中华民族背负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我们必须加强军备，且有英明的决断，抓住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亘古长鸣，牢记国耻，勿忘国殇，富国强军，锐意进取，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

　　(此文经编辑已在《参考消息》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