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军炮兵那些鲜为人知的事

白孟宸

1935年2月19日，红军主力正在二渡赤水河。这天夜里，一队红军静静地向架设在河边的浮桥行进。与通常的红军队伍不同，这支红军部队显得特殊而又神秘——八个井字形的木架子下面，分别吊着黑漆漆的重物，每个架子都由四个红军战士抬着，走一段距离就要进行轮换。在他们后面，是一群使用背篓的战士，背后的背篓里是包得严严实实的长布包。当这支奇怪的队伍走到赤水河浮桥中间时，有人喊了一声“前面走不动了，停止前进！”听到这声口令，抬着木架子和背着背篓的战士，突然将手中和背后的东西一起丢入湍急的赤水河中。队伍继续前进，依然是安静的，但如果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战士脸上大多数挂着泪水。因为，他们刚刚和红三军团自长征起千辛万苦带到赤水河边的两门山炮，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有红军，就有炮兵 

尽管我们常说人民军队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但实际上，人民炮兵作为我军最主要的技术兵种，是与红军同时诞生的，曾任炮兵政委的邱创成，在《人民炮兵30年画册》序言中写道，“有了工农红军，就有炮兵”。无论南昌起义，还是广州起义，炮兵都是我起义部队手中最有效的利器。在井冈山根据地，有在黄洋界等多次战役中屡立功勋的迫击炮连。而红军名将中，贺龙和彭德怀都是有名的爱炮之人，不但重视炮兵，本人也是操炮能手。

由于炮兵在当时战场上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因此，从1930年到1934年，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炮兵都有出色表现。而在战斗中缴获的火炮和改造的俘虏兵，也进一步充实了红军炮兵。据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人民炮兵已发展到20多个连的规模，装备多门仿克虏伯山炮、37毫米平射炮和各型迫击炮。在瑞金舞阳镇，中央红军建立了瑞金特科学校，其炮兵科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炮兵人才。

在红军进行长征准备时，对队属炮兵和炮兵教导单位采取了不同的编组方式。首先，各军团下属的炮兵连或炮工营继续保留，由各部队负责组织转移。其次，将直属于中革军委的瑞金特科学校炮兵教导队以及为了建立炮兵学校而集中的人员，整编为红星炮兵营，随总部一起行动。据时任红星炮兵营政委的陈海涵回忆，他这个炮兵营政委也是从红军大学考场上被临时拉来的。陈海涵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后，王稼祥主任安排叶剑英向他布置任务，指示陈海涵与营长武亭、副营长康福照一起，将已经集中起来的1100多名指战员，编组为七个连，隶属总部直属队参加长征。由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红星炮兵营将原有1100多人中因伤病和老弱不适合参加长距离行军的人员留在中央根据地，最终编成了一个900多人的大营，其中有三个炮兵连，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

为保证在长征中既能行军，也能作战，红星炮兵营的编制中步枪比例很高。步兵连和重机枪连每连120人，分为三个排，人手一支步枪，配150发子弹。炮兵连每连150人，分为三个炮兵排和一个步兵排，主要武器为六门追击炮，每门炮十枚炮弹，此外，炮兵连有一半人员配有步枪，每支枪配150发子弹。在炮兵营营部下，还编有侦察排、通信电话班和卫生所。据陈海涵回忆，这套编制基本是依照建立炮兵学校时确定的编制小改而成的，但编组尚未完成炮兵营便不得不开始向南突围。后来，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量回忆，考虑到时间紧迫，长征出发时，武亭营长只喊了一声：“走！”并未做更多动员。

有炮兵，就能前进

1934年10月20日左右，即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前，红星炮兵营才正式完成整编。该营建立后，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曾以一个营对敌人一个保安团，一举歼敌100余人。在黎平，红星炮兵营在红四师的指挥下，于庙儿山、庙坪担任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该营以五个连作为一线部队，以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连作为预备队，硬是顶住了敌人两个旅的连续攻击。

随着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红军进行精简整编，红星炮兵营也被撤销，各连队编入红三军团。张量就是此时从红星炮兵营到红三军团炮兵营独立山炮排担任排长的。估计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总部直属的红星炮兵营只有迫击炮，而三军团炮兵营却装备山炮呢？实际上，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瑞金特科学校的特科队和原属特科学校炮兵营的迫击炮连，都在红三军团编制下参战，为便于指挥，便在胜利镇合编为红三军团炮兵营，下辖山炮连、迫击炮连和运输连。由匡裕民担任营长，罗正中任政委。据张量回忆，他所在的独立山炮营装备有一门克虏伯山炮和一门老式架退式山炮。其中，这门克虏伯山炮是1930年红军打长沙的战利品，当时被称为“克鲁伯”。红军上下都知道这门山炮是宝贝，因此专门将炮闩和瞄准镜拆下，由16岁的小战士吴嘉德背着行军。吴嘉德对炮闩和瞄准镜十分珍视，不但行军用花包袱背着，晚上睡觉还要枕着，甚至用老母鸡熬油，专门用来擦拭保养。

据吴嘉德回忆，这门克虏伯的炮身重200多斤，炮架100多斤。红军掌握拆卸技术后，将火炮分解后捆成五件，四名战士用木架子抬着行军。有了山炮，红三军团便在嘉义岭召开了炮兵连成立大会，这也是红军中最初的山炮连。红军历来强调机动灵活，之所以愿意携带沉重的山炮行军，主要还是在于火炮巨大的威力。例如，在红三军团清江城攻坚战中，克虏伯山炮首先将城门炸开，其后连续射击将敌人赖以顽抗的城楼炸塌，有力地支援了攻城步兵。

基于同样的原因，红三军团在长征开始后，也将山炮带了出来。应该说，红三军团这门克虏伯，也算经历丰富。第二次反围剿中，这门克虏伯连同其他三门山炮，成为军委炮兵团的起家装备，在江西兴国陂头镇披红挂彩。第三次反围剿时，军委炮兵团将这门克虏伯埋在官田的一处河滩上。后来它又被挖出来，作为瑞金特科学校的教具，还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垴战斗。尽管山炮使用经验越来越多，但山炮的机动问题，红军却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在缴获山炮之初，红军战士曾用碗口粗的毛竹作为抬炮的杠杆。但经过试验发现，新伐的毛竹含水量大，无形中增加了负担。更重要的是，毛竹作为抬杠很容易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在夜间隐蔽行军中容易暴露目标。据杨得志回忆，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曾尝试用战马驮载火炮，当时红军并没有专用驮架，便以被子铺在马背上。但长征开始后，红军各部队缺少牲畜，因此仍然使用人力运输火炮。

当红三军团到达云南扎西时，红军开始著名的扎西大整编。干部层层下放，军团炮兵营缩编为山炮连，匡裕民营长也变成了匡裕民连长。张量的山炮排缩编为迫击炮班，对职务变动，他没有意见。不过，当匡裕民要他“处理掉”两门山炮时，张量却犯了难，果然，他回炮营传达上级命令时，几乎每个人都想不通，张量没有办法，只能不断问大家“为了两门炮，我们用了三四百人，难道还没有抬够？”最后，干脆直接下命令：“要相信党，相信上级，坚决执行命令！”为保证处理火炮的消息不泄露，张量专门进行了相关布置，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据他回忆，跟在炮兵后面的民夫都没有发现火炮被推入河水中。 

有火炮，就有胜利 

精简之后，中央红军各部队只剩下了迫击炮。别看装备和编制缩水了，红军炮兵在战场上仍然扮演着“一锤定音”的角色。在遵义战役中，张量的迫击炮班支援红13团等几支部队会攻娄山关，由于敌军先占了娄山关，我军只能在娄山关到点金山之间与敌人形成拉锯。战斗一直打到下午，炮兵为更好地支援步兵，已压到最前线，张量等人完全可以看清敌人军官手中挥舞的指挥刀。下午四点，敌人再次反扑，关键时刻红三军团迫击炮班的炮却哑火了。张量赶紧检查，发现是装填的炮弹底火受潮。迫击炮出现不发火是很危险的，正常处理方式是慢慢将炮管向下倾斜，用手从中取出炮弹，这就是追击炮兵最危险的“倒弹”。眼看敌人蜂拥而来，张量急中生智，不等倒弹便将炮筒用力向地面上一磕，竞一下触动底火，炮弹破膛而出。不过，张量的手上也被烫出水疱。

与遵义大捷中红三军团迫击炮班的有惊无险相比，在大渡河畔安顺场作战中，赵章成指挥的红一军团炮兵连称得上险象环生。此战，红军手里只有一艘木船，却要突破一段河面宽度250米以上，流速超过五米的险滩。面对北岸敌人修筑的工事，红一军团红一团一面挑选以二连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勇士，另一面在南岸集中了四门迫击炮、五挺重机枪以及十几名特等射手。赵章成回忆，他手中四门迫击炮一共只有31发炮弹。当17勇士登船出发后，赵章成亲自操炮向对岸敌人工事射击。作为红军中一流的炮手，赵章成特别擅长使用“跳眼法”测距。由于测距动作是单手平伸，以拇指做参照物，很多红军指战员远远看赵章成测距，还以为他在拜佛。久而久之，红军上下都知道有个赵神炮手，开炮前拜佛，每炮必中。在安顺场，赵章成又是首发命中，第一炮就敲掉了敌人一个地堡，随后他和机枪排长李德才配合，一个将敌人地堡打碎，另一个则将逃出工事的敌人成片扫倒。不过，敌人并未放弃抵抗，当17勇士接近北岸时，所乘坐的渡船被敌人打漏。危急时刻，赵章成集中四门火炮，对反扑的敌人进行两发齐射，掩护17勇士挫败了敌人的反扑，成功登上北岸。红军在北岸开辟登陆场后，赵章成带一门火炮和最后仅剩的三枚炮弹坐船登上北岸。结果一上岸，步兵就给他指示了三个目标，一枚炮弹一个目标，他必须做到三发全中。赵章成经过瞄准，第一发打中小竹林，第二发射向山上正在增援的敌人，第三发砸进小村中敌人队列，敌人被这三枚炮弹彻底打蒙，红军步兵乘势冲锋，一举歼灭上百敌军。

无独有偶，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底突破嘉陵江时，炮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红军将四个炮兵连布置在关键渡口塔子山上。据老红军回忆，塔子山地势高于对岸，渡口区域又像一个箭头，我军能目视观察敌人大部分调动。这样一来，在塔子山上的20多门迫击炮有的放矢，有力支援了渡江步兵开辟并巩固登陆场，并进而占领飞虎山等高地。随后，红四方面军攻击剑门关。为摧毁敌人在关口主峰上修筑的核心地堡，指挥攻坚的王树声急调红31军迫击炮连参战。但因敌人的碉堡修筑在高峰之上，瞄准和落点修正并不容易，迫击炮连连打几发，都未命中。情急之下，王树声找来迫击炮连长劈头盖脸一通批评，最后下了死命令，三发炮弹必须命中目标。炮兵连长在赶回阵地后，亲自操纵一门迫击炮，终于将敌人地堡彻底摧毁。这一战后，王树声又找到迫击炮连连长，祝贺他立下大功，还特意强调，一方面要向他祝贺，另一方面也要向他道歉。

由于人民炮兵在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各方面军都历经千辛万苦将部分炮械带到了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和一个后方留守处。在改编中，红一方面军迫击炮连被编入第115师；红二方面军迫击炮连加入第120师；红四方面军迫击炮连编入第129师。那么，是不是只有迫击炮部队才走完了长征呢？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有的读者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见过一门经历过长征的山炮。既然我们上面提到中央红军的山炮都在二渡赤水时精简掉了，这门山炮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实际上，这门山炮隶属于红二方面军炮兵营。在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收复桑植的战斗中，我军消灭了敌58师，缴获两门山炮。后编为下辖两个连的山炮营。由于专用驮具在战斗中损坏，这两门山炮也是采用人力运输方式行军。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到1936年2月，两个军团进入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面对敌人十多个师的围追堵截，我军在一个月中转战上千华里。为方便转移，炮兵营忍痛将一门山炮就地掩埋。贺龙对于山炮营在极为困难的状况下仍然坚持携带山炮长征十分赞赏，当他见到炮兵扛着沉重的火炮，却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专门招来炮兵营的领导，赞许地说：“不错，还给我剩下一门炮。”

在贺龙的亲自关怀下，炮兵营带着这门硕果仅存的山炮渡过金沙江、翻越夹金山。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炮兵营也随之成为方面军附属炮兵营。10月，穿越草地的炮兵营到达甘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并且成为唯一一门走完长征的山炮。解放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时，贺龙专门指示部队，要将走完长征的克虏伯山炮送到军博永久保存。这门炮因此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炮兵发展历程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