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打击谣言行动，在得到社会公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可观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政治目的。
按说在任何国家，谣言都应是过街老鼠，道理很简单：谣言是真相的死敌，谣言越泛滥，真相就越远，这本应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当下，关于如何对待谣言，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简单的问题被人为复杂化，是因为一些掌握强大话语权的人一直在努力的给谣言正名，谋求谣言合法化。比如“(谣言)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些从天上遗落到人间，专辟人谣的大神，才是国家公敌。言论自由不是正确言论的自由”，都是为谣言正名的“经典”名句。但是说的最直白的，还是这段话：“我必须再次为谣言正名。.....‘谣言’在各国语言中都是指未经证实的传闻。再次强调：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对政府造谣的基本权利。不能给政府打压谣言的权力，不能给政府禁言机会”。这些说法反映了这些人对谣言坚挺的态度，在反对打击谣言的人群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些人如此不遗余力的为谣言正名，是因为谣言是他们的生命线：小小谣言既承载了这些人的现实经济利益，也承载着这些人的未来政治愿景。
谣言之所以泛滥，一个重要原因是谣言的制造和传播已经形成为利益链。这条利益链从国外延伸到国内，把各类网络营销公司和微博大V捆绑在一起，使得制造和传播谣言成为一个暴利行当，结果就会有相当多的人为了经济利益回报而趋之若鹜。目前打掉的秦火火和立二拆四的网络谣言团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造谣传谣作为重要业务的网络营销组织。他们深度介入谣言的制造和传播，主要动因是谣言里面蕴藏着经济机会和利益回报。秦火火本人只是网络的一个无名小卒，却能够跟一些公知大V互动，自然不会无缘无故，而是因为在谣言的传播链条下面还隐藏着一条利益链接纽带。秦火火自己也交代，他们跟一些公知大V有协议。也许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的由经济利益捆绑的谣言制造和传播链条会浮出水面，为我们日后分析谣言传播方式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谣言之所以泛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跟谣言承载的政治使命有关。商业谣言是为了具体的现实经济利益，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商业谣言的动机不难分析，其社会危害性也比较明显，对这类的打击反对声音倒是不大;针对政府的社会性谣言是为了激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打击政府的公信力，煽动民众情绪，酝酿社会群体事件，这类谣言的社会危害性比较明显，已引起有关方面的的足够重视，对这类谣言的打击，质疑的声音也不是很大;质疑和反对声音主要是针对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历史类谣言的打击。这类谣言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其政治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类谣言往往能得到最为广泛的转发，成为网络谣言的主流品种，对受众具有很强的误导作用，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类谣言。如果说商业谣言是为了“窃钩”，那么历史谣言就是为了“窃国”。这类谣言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载体，明确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合法性，因而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谣言品种。因为这类谣言的破坏性在短时间内往往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所以其社会危害性容易被低估。这类谣言如果长期泛滥，直接后果就是让很多人被这些谣言编制成的虚假“历史”颠覆了正确的历史观，让很多善良的公众因为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充满误解而选择相信资本宪政。正因为谣言具有为资本主义宪政在舆论上铺路搭桥的作用，推行资本宪政的人强烈反对把历史谣言也列为打击对象。
可见，围绕打击谣言的争论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之争，针对谣言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利益的对立。多数社会公众支持打击谣言，是因为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这个国家，希望社会稳定，意识到谣言的险恶目的和社会危害性，不希望这个国家因为谣言泛滥而让中国重复苏联悲剧;少数人对打击谣言颇有微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谣言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
这些力挺谣言的人为什么要如此依赖谣言?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需要先用谣言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才能够用谎言去编制一个“民主宪政”的理想国，才能误导社会公众跟着他们的指挥棒加入改旗易帜的行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公知的“民主宪政”理想，必须建立在谎言构筑的基础上才能保持其吸引力，充分说明这个“民主宪政”的虚伪性。这就好比要传销一个产品，就需要把它的功能夸大的天花乱坠。要打着“为民”的旗号来传销一个利于资本而不利于人民的“民主宪政”制度，就需要用谣言去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用谎言去塑造“民主宪政”制度的“人民性”。说的更明确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他们不借用谣言就无法否定的，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腐朽性是他们不用谎言就无法掩盖的，所以只有借助谣言，才能把人民民主对资本民主的优越性给颠倒过来;只有利用谣言，才能误导一些善良的人当他们的“炮灰”。
有多少邪恶假借自由之名，有多少罪恶假借民主之手。有些人言必称民主，口必称宪政，却像瘾君子对待毒品一样离不开谣言。他们的现实利益，他们的理想未来，都需要用谣言去搭建根基。打击谣言行动刚刚开始，这些人纷纷站出来说三道四，个中奥妙就容易理解了。
用小小谣言做先导武器来摧毁一个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国家，是有成功先例的，苏联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苏联后期，关于苏共历史的谣言泛滥在各种主流媒体上，苏共控制的官方媒体都充斥着这种阴谋出来的“历史”。从斯大林时期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都被各种历史谣言给妖魔化。用谣言给苏共编织了历史原罪，让苏共党内弥漫着不自信的情绪，让苏共党员充满着历史负罪感，让苏联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感觉羞耻。正是通过这样精心设计的舆论操作，在道义上宣判了苏共和苏联的死刑。到后来少数精英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有着光辉历史业绩的联盟。苏共和苏联的前车之覆，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之鉴。对谣言的危害性，我们也从中可以得到足够的启示。
今天有些人在故意把打击谣言与限制言论自由混淆，主要是为了把历史谣言剥离在打击谣言范围之外。他们把言论自由和造谣自由等同，无非是想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来要求造谣自由的特权。有人选择性引用“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来反对打击历史谣言，本身就是引用不当。打击谣言并不是为了限制言论，更不是为了关闭言论平台，只是为了让言论平台更为健康的运行。对于“子产斩杀郑析”的典故，这些反对打谣的人选择性无视，是因为这个典故足以说明子产对谣言的真实态度：“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所以，对待谣言，我们不能有任何姑息和迁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造谣自由等于言论自由，打击谣言非但不会限制言论自由，反而会为言论自由提供良好的环境。谣言充斥泛滥，真实言论的传播空间就会受打压。有造谣的空间就没有真相的空间，有造谣的自由就没有说真话的自由。有了随意造谣的自由，也就给颠覆势力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打击谣言，事关社会稳定，事关政权稳固，事关道路自信，对谣言进行全方位的打击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的表现，应该充满底气，而且应该长期坚持而不宜半途而废。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声音，合理的我们要听取，不合理的我们要警惕。尤其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谣言，我们需要提高到政治高度去认识，才能看清楚这些谣言的危害性、本质和目的。争夺舆论主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反击战，应该从坚决打击谣言开始。当然，打击谣言，要依法进行，做到不枉不纵。(作者尹国明系无锡社会主义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