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信任转基因
钱贺进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已习惯进入办公室后就拔掉电话线。否则，种子公司、媒体以及网友的电话会接连不断，让他难以正常工作。
49岁的蒋高明发表了许多博文，对转基因技术提出种种质疑，自己也因此陷入争论漩涡。观点鲜明的博文和知名植物学家的身份，也使他成为中国反转基因活动中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支持者与谩骂者都曾到植物研究所打听他，但这些并未影响蒋高明继续质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风险。
戴着厚厚眼镜的蒋高明打开电脑，告诉记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九成多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反对转基因粮食在中国商业化种植。
蒋高明说，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正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表达质疑。“这令事件一步步接近真相，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将越来越多。”他对此充满自信。
十余年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小众学术问题，是如何发酵，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的?
在有害、无害的辩论之外，这也是一个令中国科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思其行为方式的过程：既然旨在造福人类，转基因技术为何遭遇蜂拥而至的质疑?
美梦还是噩梦
2001年底，一本叫做《美梦还是噩梦》的书传入中国。
它入选了当年《中华读书报》和《牛顿科学世界》举办的年度“科普图书奖”。而后来，方舟子称其是“一本站在反科学兼伪科学立场攻击遗传工程的著作，有违科普图书评奖不得混入反科学、伪科学著作的底线”。
《美梦还是噩梦》引发了中国人关于转基因的第一场公开辩论。
作者是英籍华人侯美婉，2000年曾主持起草过一封致各国政府的反转基因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她当时是英国自由大学的高级讲师，从事遗传学、进化和有机体支撑系统物理学科研。
出版于1998年的《美梦还是噩梦》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存在潜在危害。比较重要的是，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论。
“科普图书奖”一经公布，《科技日报》、《中华读书报》等科技、读书类媒体先后刊发对《美梦还是噩梦》的书评，褒扬、贬斥之声兼有。
其实，这本书中，并未过多涉及转基因是否有害的判断。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科学不能脱离道德，有“好科学”与“坏科学”之分。这大约与西方社会对克隆技术的争论相当，涉及科学伦理范畴。
当时参与《美梦还是噩梦》之辩的，多是来自科学、哲学圈的人士。
不过，2004年的一则评论则直指这场辩论的核心，也像是在给科学界“预警”——今天的科学家再也无法指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研究生活。
来自科技媒体的评论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博士吴燕评论说：科学与技术事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政治生活反过来也正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公众的知情选择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要使公众投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票，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必要。
事隔近十年后，吴燕对记者说：“因为这不仅是实验室的技术性问题，它的商业化推广将极大地改变公众的日常生活，种植者、消费者都是受影响的人，都会关心转基因，都有资格提出意见，无论怎样，首要的是知情权。”
在她看来，《美梦还是噩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科普书，因为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要普及多少科学知识，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对于科学活动真相的揭示，虽是一家之言，但其立场有启发性。
《美梦还是噩梦》掀起的风波已逐渐消退，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宣传，又掀波澜。
“绿色和平”频频“揭黑”
“绿色和平”是一个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北京、广州设有联络处。
2002年，“绿色和平”宣称在香港的食品中检出了转基因成分。
“绿色和平”农业项目部主任张菁告诉记者：“我们从2002年发布《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开始，一直关注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发展动态。”
“绿色和平”至今已发布了23篇转基因在中国的调研报告，几乎每篇都能刺激公众神经。
特别是2005年初，“绿色和平”4次到湖北调查，在武汉、荆州境内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抗虫汕优63”，并证实这种稻米已流入武汉、广州的大米市场。这一调查结果当即掀起轩然大波。
最终由农业部派员调查，销毁了非法转基因大米和种子。之后几年，农业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多次派员调查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
此时，“绿色和平”的转基因调研报告已经出到了第八篇。
最新引起轰动的是2012年衡阳“黄金大米”事件。同时，“绿色和平”也曾调查过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背景。
他们发现，2005年湖北“抗虫汕优63”的稻种来源于湖北“松滋兴农”种子公司。而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有关：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张启发是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委托“松滋兴农”制种。
张菁说道：“我们无意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转基因本身。建议科研单位能否从专业角度关注转基因可能的危害，而不只是宣传转基因有多么好多么优良。而这可能是公众最想了解的。”
经过一系列事件，中国人心目中开始有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未定论，并已在我们身边”的印象。
“绿色和平”的“反转”运动，没有激起学界的公开回应。
2006年，方舟子称“‘绿色和平’是伪环保组织”。
“反转基因事业尤其要感谢方舟子，他是社会名流，有着科技‘打假’的桂冠，他的加入将转基因变成社会热点，成也方舟子，败也方舟子。”蒋高明说，由于方舟子的公众身份，把转基因的话题持续带入公众视野。
“人民的力量”
2010年4月，“绿色和平”与方舟子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中狭路相逢。
方舟子拿出一份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念道：“生物技术有助于解决粮食危机等困难。”
“绿色和平”时任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辩驳说：“相同机构也出了别的报告，转基因技术并非解决未来农业最好的办法。生物技术包括很多种，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我们担心的是，在技术前景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是否该把主粮推到危险的境地。”
中国转基因管理审批流程也是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罗媛楠质问：“整个审批流程中消费者的声音在哪里?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信息公开出来，消费者很难接受某几个科学家的权威。”
方舟子回应说：“这个流程沿用了国际惯例，如此专业的流程，普通消费者参与起不到什么作用。普通食品药品都是这样的。转基因更严格，杂交水稻没有这些流程就上市了。”
方舟子话未说完，现场已满是晃动的“反对牌”。主持人胡一虎找到一位举赞成牌的女生，问她为何赞成方舟子。女生欠身说道：“不好意思，我拿反了。”
对于这次看起来略显下风的辩论，方舟子曾在博客中专门提及：这回观众素质差，绝大部分显然是“绿色和平”等团体的人有组织地找来的。他还说，在他讲话时，背后一个人不停地用指头戳他背部，要往他背上贴美元标志。
两年后的“黄金大米”事件中，有媒体询问方舟子的看法，方舟子说：“这(黄金大米)是验证维生素有效性的试验，无任何安全风险”，“联合国支持的人道主义项目，已有12年的历史，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等反科学组织的阻挠，推广受到影响”。
在2010年的那次“一虎一席谈”现场，方舟子的“战友”还有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院长罗云波。开场时，他以低调恳切的语气介绍了两大段转基因的基本常识，被主持人称赞专业。而随着节目的推进，双方很快进入唇枪舌战，方舟子成了支持方的主辩。
这天现场，也有一位观众引人注目。“先是做自我介绍，引来一阵掌声。”方舟子后来在博客上说，“‘揭露’我有关Bt蛋白安全性的说法是‘误导’观众，声称他有很多文献表明Bt蛋白对人体有毒性，并举了几个研究为例，显得很专业的样子。”
这位观众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他对这期节目的深刻印象在于“第一次亲身感觉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回忆说：“我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支持和赞成我，我很高兴”;“节目的最后，有位年轻人说，‘不应该把社会活动家王月丹说的话，当做权威’大家都力挺我，一致说，‘王月丹是免疫学家!’我真的很愉快!因为，这是有人第一次说我是‘社会活动家’。”
电视大辩论
与大多数著名的“反转”人士一样，方舟子与王月丹在转基因问题之前就有过交锋，那是特仑苏、碘盐风波。
王月丹告诉记者：“我从2009年张启发团队研发的含转基因抗虫水稻获得安全证书，开始关注此事。”
他的看法是：既然发放安全证书，为什么实验分析、科学检索都找不到?安全委员会的组成也看不到?都不够透明。“他们连做科学研究的人都说服不了，还怎么让公众信任?”
不过王月丹也说：“我对转基因技术是支持的，对安全的转基因食品也不反对。反对的是在尚不确定是否安全的情况下，大规模地推广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不能笼统地说安全不安全，得具体到每一种食品，是否经过安全验证，对人体有没有害。”
他强调，转基因产业里的科学家们，“他们以往只专注于如何取得技术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对西方食品安全标准的关注，以及公众是否接受。现在算是对安全问题的补课。我内心希望他们做得好，用科学方法早些证明是否安全”。
在方舟子的那场电视辩论之后数月，“绿色和平”的另一位主任俞江丽与几位哲学、经济学学者再次登上“一虎一席谈”，辩论对手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等人。
从2005年“抗虫汕优63”非法种植事件到这时，已经5年过去了。辩论并没有得出专业判断，也没能让专业知识更多普及，而“非法”、“有害”等一系列词汇，在公众心中已经与“转基因”深深纠缠在一起。
当在科学界拥有话语权的转基因支持者们终于走进聚灯光下的时候，四下环顾，已经满是在超市中搜寻非转基因标识食品的民众了。
前述这场电视大辩论中，支持方主要由林敏掌控。他几乎与每位反方嘉宾及发言的大部分反方观众都进行了辩论。
林敏讲话深入浅出，思路清晰。但也有观众称他充满专业的优越感，不等对方说完就进行辩驳，不如现场的“反转”学者显得质朴真诚。
节目中，林敏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再次互指对方“背后有利益集团”。
“钱一开始花，就停不住了”
蒋高明在网上被称为“反转基因的急先锋”。“我主张主粮转基因化必须慎之又慎，声音多了，就被定义为反转派了。”而蒋高明自认为自己并不反对转基因。
“我起初不关注转基因，200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动地被卷进来。”当时他招了个来自“银棉之乡”山东夏津的研究生，聊天中，蒋高明得知她老家的转基因抗虫棉没少打农药。
蒋高明疑惑：这不是抗虫棉吗，为什么还打那么多农药?他就让研究生下去调查打多少种农药、多少量、除什么虫。
学生调查后，他们合写了一篇《转基因抗虫棉缘何也要打农药》，发在《科学时报》上。
此文“发出去后就引来方舟子的恶骂，缠着你。从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叫方舟子的人是无条件地支持转基因的。”蒋高明说。
在之前的交锋中，蒋高明并不知道方舟子对转基因情有独钟。本世纪初，他当时正参与一场针对草原恢复“该造林还是靠自然力”的“林草之争”，当时方舟子也参与其中。
在“林草之争”中，蒋高明以每周一篇的频率撰写博文，提倡依靠自然力恢复，但他从未回应过方舟子。
蒋高明说：“我的确是质疑转基因抗虫棉，既然种了就应当减少农药用量。另外，从生态学角度讲，害虫不会轻易被杀绝，它不吃棉花吃别的，这个虫子治住了，别的虫子又可能出现。”
质疑夏津的抗虫棉之后一年，蒋高明只有几篇文章与转基因有关，他仍将主要精力放在“林草之争”上。直到2009年底，他接受中青报记者电话采访，畅谈转基因问题。
他请求公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名单，认为该名单一直不公布，有“暗箱操作”嫌疑，说明他们对转基因水稻“自己也没底”。
2004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公布，“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被列为重大专项之一，总预算超过200亿元。
蒋高明称，从那时起转基因“变成了非常热的研究领域”，“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不会停，因为钱一开始花，就停不住了”。
底线要求
蒋高明的高调质疑也引来麻烦上身，曾有公司寄恐吓信威胁他。
研究所领导要他少接触媒体。数年前，他参与一场有关“死鸡走向餐桌”的争辩，也曾被谈话：“咱是搞植物的，不要说动物的事。”
他说自己并不想图虚名，“有些同行私下里肯定也有恨我的，我们说多了会影响决策，他们担心国家缩减这块经费。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要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历史会有个交待。”
蒋高明的言论，也在学界与社会上激起千层浪。
方舟子说他批判转基因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生态“高产田”。对此，蒋高明回应：“山东的生态农业试验，迄今为止，是课题组自筹经费搞科研，科研成果已被农民利用，至于‘推销’，他们根本没有专门力量，技术推广应当是国家的事情。”
2013年，凤凰卫视曾邀请蒋高明与方舟子公开辩论，他拒绝了。“方舟子不是做科研的，一个学生没带，啥都懂，我理他干嘛!院士、研究员，我很尊重他们的学术涵养，大家可以交流。”
包括学界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也在博客中批评蒋高明。
2011年，一家南方著名报纸发表署名柯贝的文章，点名批评蒋高明与留美学者曹明华。
蒋高明说，他给这家媒体也发去一篇文章，没有被采用，于是发到自己的博客上。打开博客，他的转基因博文已有上百篇。
蒋高明又从书架上翻出一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所长钱迎倩的著作集，找出一篇《转基因热的冷思考》，说：“老所长就是研究转基因的，他很早就提出了转基因可能会污染环境，发出善意的声音。他去世了，也没人理他的忠告了。”
针对转基因主粮问题，蒋高明说他的三个底线要求是：一，介绍转基因好处的同时，也要客观介绍该技术的弊端;二，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要求开展独立第三方长期动物试验;三，对转基因食品实施严格标注，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
最近，蒋高明正关注转基因食品中的草甘膦残留问题。“草甘膦会破坏蛙类生殖系统，要是有成果，我们会通过学术论文公之于众。”
严重不对等?
蒋高明等专业人士的介入，使质疑转基因的声音进一步被公众接受。
有主张“反转”的学者告诉本刊记者，反转基因从2004年起声势渐涨。
在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须取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通过几项审批。据称，2004年底，农业部曾打算给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发放安全证书，因舆论激烈而未发。那次辩论很深刻，虽然影响范围不太大，却让农业部等机构行事谨慎起来。
蒋高明也认为，“张启发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变成了一个公众热点”。
等到科学家和官员们在2011年前后纷纷站出来反击“反转”观点的时候，转基因的负面形象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农业部与主流学界的一次次辟谣，在反转基因人士看来并未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蒋高明则认为，“反转”者与“主流科学家”们是严重不对等的，“对方掌握大量经费，话语权在握。”
2010年7月，农业部官网开通了“转基因权威关注”的专题，开始对流传已久的社会传闻进行辟谣，并解释转基因常识、法规等等。
官方媒体也开始邀请主流学者进行科普，到2013年达到高峰。而翻阅几家知名门户网站的跟帖发现，疑者甚众，信者寥寥。
真假难辨的晦暗丛林
随着一些在人们眼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网站介入，对转基因的态度升级为思潮之辩。转基因之辩，从科学论证变为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裹挟进来。
在另外一些明星人物的辩论中，更掺杂了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等诸多话题，在相互指责中，“阴谋论”重重涌现，勾起了人们的关注。至于专业观点之外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也未断绝。
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总部设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孟山都是全球最大农业转基因生物公司及草甘膦除草剂生产供应商。通常被认为是转基因商业种植的最大受益者和推动者之一。
不过，2013年有一位评论家分析说，如果采取转基因技术，中国的国产大豆不仅产量提高、质量也会有飞跃，因此，一旦拒绝采取转基因技术，“首先受益的是孟山都公司”。
一片难有定论的争议声中，自2006年以来，农业部仅发放了番木瓜、抗虫水稻、转植酸酶玉米等几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生产证书，其中商业化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和番木瓜。
2012年，首部《粮食法》意见稿规定，主粮不得擅用转基因技术。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出现在转基因争论之中，一些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军事评论员也提出，“警惕以转基因物种为武器的新型战略打击”。
这令转基因问题更为复杂，众说纷纭，难以停歇，越来越多的公众正迷失于真假难辨的晦暗丛林之中。
王月丹认为：“现在大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都太过极端，力推转基因食品或者全然反对，都是不理性的行为。总之，现在公开安全测试结果是不小的进步。”但是他也批评说，现在用动物试验90天就断言安全，“跳过了很多必要步骤，急着推广，是非常危险的”。
王月丹说，自己没有和主流科学界谈过，“非常愿意跟他们交流，希望推动转基因的研发，而不是帮倒忙”。
吴燕则持续关注着转基因科学传播的研究，她认为，转基因问题在社会上存在广泛争议，靠几位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发表权威意见，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公众理解科学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