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频发的严重“生物事件”，使得国防已经突破陆、海、空、天、电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生物疆域”是一个国家为了保护生命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权益空间，应该具备的生物安全保护和生物威胁防御实力的范围。“生物疆域”安全与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战略，作为国防和军事博弈的制高点。我国正值经济发展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更需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全球生物安全形势，充分借鉴先进生物安全管理经验，构建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为实现富国强军目标保驾护航。

　　一、全球生物安全形势严峻，我国面临严重生物威胁

　　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由地缘环境、利益争端等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愈加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牢固树立“生物疆域”意识，切实认清面临的生物威胁。

　　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全球生物安全形势呈现影响国际化、危害极端化、发展复杂化的特点。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令难行，生物武器研发屡禁不止，生物战的威胁仍然存在;病原体跨物种感染、跨地域传播，造成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由自然灾害、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造成严重生态环境破坏，基因资源流失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均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生物安全问题。

　　新型生物威胁特点明显变化。受国际政治斗争持续进行、武器装备高新技术化、人为故意行动等因素的影响，新型生物威胁的特点发生明显变化。未来生物威胁主要表现形式可能是突发的人或动、植物疫情，与自然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难分清;病原体可能趋于低致死、高致病、易传播、难追溯的特性;实施手段可能是合成和施放新病原体制造可疑疫情等;危害范围不仅指向生命健康，而且重在威胁社会和政府，以达成政治、经济、军事目的。

　　我国生物安全威胁种类增多。我国作为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处于世界复杂格局的中心、大国博弈的漩涡，面临多种生物威胁。一些国家或组织利用病原体实施生物威胁的风险不断增加，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食源性疾病、动物疫病增加等问题，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基因组学、合成生物技术应用，以及生物实验室泄漏事故，存在着潜在风险。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物种灭绝速度加快、遗传多样性丧失、生态环境破坏趋势不断加剧。据201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消息，我国几乎所有生态系统均遭入侵，已确认544种外来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

　　二、生物安全地位重要，我国生物威胁防御能力急需加强

　　我国需要强化“生物国防”意识，借鉴国际先进的生物安全管理经验，尽快弥补生物威胁防御能力的不足。

　　生物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保证。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生物安全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到民众健康、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例如，2001年美国炭疽事件，虽然只有22例患者、5例死亡，但仅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就达3万多人，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因传染病暴发流行，对交战双方的战争胜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做好生物威胁防御工作，涉及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必须加强。

　　生物安全是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柱。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建立以军队相关机构为主的生物防御体系，并从国防和军事角度积极抢占战略制高点。美国先后制订颁布了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并围绕这三个计划部署了一系列明显具有国防和军事意图的项目任务，在生物反恐和疫情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德国将传染病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这些足以证明生物安全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生物威胁防御能力建设急需加强。我们党和政府密切关注生物安全问题，提出要加快发展生物安全技术，构建先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目前，我国逐步建立了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生物防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支撑平台，并把军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已经构建了初步的生物威胁防御体系，在非典型肺炎、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与发达国家先进的生物安全管理经验相比，我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科技支撑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需从战略规划研究、组织管理体制、科学技术研究、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建设。

　　三、生物安全涉及面广，急需构建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

　　我国生物安全涉及部门较多，急需以深化改革为契机，强化国家意志，制订战略规划，构建统一指挥、军地互补、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

　　建立权威高效的生物威胁防御组织管理体系。打通条块分割的生物安全管理格局，在各级政府建立权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机构，实施统一领导、协调和指挥。强化军队在国家生物威胁防御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发挥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科技实力较强、应急反应较快的明显优势，以军队相关专业力量为主体，构建平战一体衔接、军地融合发展的国家生物威胁防御体系和应急反应网络，建立军地联席的会商研判机制，以及多部门联合处置的分工协调机制，同时加强相应的法规制度建设。

　　建立军地互补的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按照“军地联合、优势互补”的原则，构建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在摸清我国生物威胁防御能力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进行补缺配套，提高整体水平。针对全球生物安全形势以及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物威胁，系统论证生物威胁防御的科技需求，前瞻部署国家和军队生物威胁防御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基础研究等方面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在生物两用品安全管控方面加强对策研究。

　　建立多元分层的生物威胁防御教育培训体系。把生物安全知识纳入国防教育体系，建立以军事医学科研和军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骨干，以国家相应机构为依托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物安全宣传教育，使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军队要始终发挥好“前哨”的作用，时刻追踪全球的生物安全动态，重点从反生物战、反生物恐怖的角度，深入研判我国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生物威胁，坚决捍卫国家的“生物疆域”安全。

　　(作者:贺福初，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锁，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