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频繁爆出明星吸毒被抓的丑闻，引起舆论哗然。其实明星吸毒并不是新发现的娱乐圈秘密，只是最近警方加大打击力度，媒体加大曝光力度，而且毫无回旋余地。如柯震东这般镜头前痛哭流涕悔不当初，也就罢了，偏有宁财神之流，从拘留所出来还高调讨论大麻合法化，呼吁对涉及大麻的量刑网开一面。
娱乐圈诸多明星卷入吸毒，是由多种因素造成。出事了，自然也有开脱的理由。卖淫嫖娼被抓，就有人呼吁卖淫嫖娼合法化，黑龙江前人大代表迟夙生甚至还发提案;吸毒被抓，就有人说国外有毒品合法化的做法，我国也可借鉴。我不知道，那些被抓的贪官，是否也有人替他们呼吁一下贪污的合法化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毒品合法化的文章，其观点是，毒品合法化后，毒品价格会迅速下降，会减少引诱吸毒，犯罪率也会有很大下降。这种纯粹经济学的视角，忽视了复杂的社会因素。他们假设每个消费者都是理性的，都是趋利避害的。但毒品对它的消费者而言，恰恰是会使他们失去理性，失去判断，不仅危害自己而且危害社会，否则也不会滋生那么多犯罪。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主张享乐主义，认为吸食大麻是一种自由，当时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也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张。后来，公众目睹了吸毒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危害，美国人对毒品和禁毒的认识趋于一致，到里根政府发动“反毒大战”的80年代中期，毒品“合法化”的呼声逐渐减弱。
我国何尝没有前车之鉴?晚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实行鸦片的贸易合法化，结果两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1930年军阀为筹集军饷，强迫种植鸦片，当时全国6%的耕地种植鸦片，结果搞得民不聊生，“东亚病夫”也由此出名。
近些年来，中国吸毒人员依然在不断增长，禁毒形势严峻。此时公知出来兜售在西方争议颇大的“毒品合法化”观点，未免有点太天真。毒品的危害尽人皆知，否则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发起禁毒战争时，就不会采取那些严厉的执法行动;联合国也不会通过国际公约以及一系列联合行动，打击跨国贩卖毒品并规定各成员国负有共同的责任。
中国禁毒的投入相比于美国而言太少了，对于反毒的宣传也不够力度，否则某些吸毒的编剧也不至于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吸食大麻喊冤。毒品有害，但比毒品更有害的，是“毒品合法化”的谬种流传带给社会大众的毒害。▲(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附文：胡释之：理性看待毒品合法化
来自：凤凰财经
(胡释之，凤凰《财知道》特约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人文经济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成立于2012年7月。目前人文经济学会共有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王巍、陈浩武、周航、岑科、胡释之、傅小永、刘业进、雒亚龙、肖知兴、熊焰、王维嘉、杨鹏、杨利川、周克成等17位理事成员。其中杨永旺、周庆治、刘轩华为荣誉理事。[1] 其中茅于轼担任理事长，周克成担任秘书长。)
一个理性的人要乐见有不同于己的声音
出现呼吁毒品合法化的声音是一个进步现象。人们不再唯命是从，唯政府是瞻，对政府禁令不敢有半点质疑。而是敢于动用自己的头脑，理性地分析利弊对错，独立思考。一个真正理性的人，要乐见有不同于己的声音出现。
财知道：近日又有明星因为吸食大麻被抓，在引发舆论一片哗然的同时，也有一些呼吁毒品合法化的声音出现，你怎么看?
胡释之：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是一个进步现象。人们不再唯命是从，唯政府是瞻，对政府禁令不敢有半点质疑。而是敢于动用自己的头脑，理性地分析利弊对错，并勇于跳出思维定势，想过往之不想，疑过往之不疑。人们真正关心起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再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托付给权威，别人说啥就是啥，而是自我负责，独立思考。这种争论对完善公共政策无疑非常有帮助，尤其是能避免错误的公共政策持续性地造成灾难性后果。试想一下，如果有思想市场，计划经济下的那些灾难性政策还能那样贯彻到底吗?这也证明，灾难性政策贯彻到底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思想市场的消失。
所以一个真正理性的人，要乐见有不同于己的声音出现，用约翰·穆勒的话说，“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和学习生活中的真理，其最佳方式就是倾听反对意见。”而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主流人群要乐于听到不同于己的非主流声音，哪怕他们的声音听来是那么另类刺耳和大逆不道，而他们的人数是那么稀少。这不是为他们好，是为你自己好。
至于毒品合法化，实际早已不是什么新思想。如果感觉被冒犯，只能证明你自己的孤陋寡闻。
禁毒反是毒品危害之源泉
提倡毒品合法化是为了减少毒品的危害。毒品合法化不是要否认毒品的危害，要鼓励大家去吸毒。而是认识到禁毒非但不能减少毒品的危害，反倒是毒品的各种严重危害之源泉。因为禁毒把一个生活习惯和健康问题逼成了暴力犯罪问题。
财知道：提倡毒品合法化是无视毒品的危害吗?
胡释之：恰恰相反，提倡毒品合法化是为了减少毒品的危害。毒品合法化不是要否认毒品的危害，要鼓励大家去吸毒。而是认识到禁毒非但不能减少毒品的危害，反倒是毒品的各种严重危害之源泉。用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话说，“别人吸毒成瘾对于我们的伤害，几乎完全来自于这样一种事实：毒品是非法的。”
比如说，毒品通常和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禁毒把一个生活习惯和健康问题逼成了暴力犯罪问题。“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这种逼良为娼效应不是毒品所特有。
竞选过美国总统的荣·保罗把禁毒与美国在1920年代的禁酒令进行了一番对比：“1920年的禁酒令带来了(与禁毒)类似的暴力、黑帮、法纪崩坏、腐败和野蛮。暴力迭起并非因酿造和销售酒类是一个本就危险的行当，而起因于野蛮的黑市。黑市同样导致了暴利，让像艾尔·卡波恩这样的罪犯变得常人难以想象的富裕，而他也会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财富。后来美国政府废除了禁酒令，此举被艾尔·卡波恩视为对其生存的一个极大威胁，而实际上，在禁酒令被废除以后，走私和黑帮暴力也顿时减少很多。今天，在餐桌上点一瓶酒是一种再良性不过的交易，而载运啤酒的卡车也可以公开和平地行驶在公路上。”
所以他认为堵不如疏，“今天的情况也很类似，与暴力贩毒网络作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把毒品交易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夺去毒贩们的利润。如果有选择，那些不幸的隐君子们不会与躲在后街小巷的罪犯进行交易，在咖啡屋风格的毒品店里交易会安全得多……”试想一下，如果政府明天开始禁咖啡，引发的暴力犯罪怕是比禁毒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正是在这种看似“政治不正确”的认识下，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实行毒品的部分合法化。比如乌拉圭在去年12月末通过了大麻合法化法案，成为全球首个大麻种植、销售、消费合法化国家。而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也因推行大麻合法化，“促进和平与理解”，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我祝愿他获奖。
禁酒禁毒取得成功更可怕
禁酒禁毒等等首先是很难成功，并会引发比瘾品本身更严重的问题。但如果禁酒禁毒等等很成功，政府禁令一下，所有人都乖乖就范，无人扑腾，那恐怕是问题更严重百倍。这表明政府有能力轻松而彻底地消灭一切他所不喜见的东西。
财知道：难道我们要对瘾君子也表示理解和包容?
胡释之：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一点。禁酒禁毒等等首先是很难成功，并会引发比瘾品本身更严重的问题。但如果禁酒禁毒等等很成功，政府禁令一下，所有人都乖乖就范，无人扑腾，那恐怕是问题更严重百倍。这表明政府有能力轻松而彻底地消灭一切他所不喜见的东西。这样一个纯净社会，怕不是天堂，而是如假包换的鬼神墓地。
我们要认识到，宽容他人实际是善待自己。我们要谨记米塞斯所言：“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