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涉华舆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袁赛男

一段时间以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又沉渣泛起，成为误导国际舆论、煽动中外关系紧张的重要推手。与以往不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主体更加多元、内容更加复杂、方式更加直白，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及时谋划有效措施加以应对。本文拟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为例，对当前国际涉华舆论存在的问题表现、基本特点、内在实质展开分析，并据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以期为有效应对国际涉华舆论提供参考。

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表现

（一）宣扬“非市场行为论”，称中国抑制全球成长。2017年11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发起了针对中国所谓“不公正贸易行为”的“301调查”和“232调查”。2018年2月21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马尔帕斯抨击中国经济政策，称中国一方面声称支持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存在“明显的非市场化行为”，“造成全球其他多数地区的就业减少”，“正在以非市场方式选择投资，这抑制了全球增长”。

（二）宣扬“新帝国主义论”，称中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塑造国际霸权。这种论调主要呈现为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债权帝国主义论”：2017年底，印度学者布拉玛·切拉尼在他的《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一文中“勾勒”了中国以主权债务强迫他国“臣服”的“帝国主义形象”。此文发表后，不少国外智库和媒体援引这一观点。第二种是“新帝国主义列强论”：2018年2月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广大拉美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他强调“拉丁美洲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列强’，他们只想为自己的人民赚取利益……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人想起过去。这不必成为这个地区的未来。”受其影响，“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列强”的论调在国际舆论中迅速传开。第三种是“新殖民主义论”：这是西方媒体用以抹黑我“一带一路”倡议，指责中国以新的方式塑造着国际霸权。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一周年之际，这种论调再次被炒起。

（三）宣扬“打桩者论”，称中国对国际自由秩序构成挑战。除了美印之外，欧洲也是宣扬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参与者。2018年2月17日，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在出席一个国际会议时提出：“美国的变化动摇了西方秩序‘大厦’的根基，这个时候，‘别人’就开始在这座大厦的地基上打桩了”，“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加布里尔认为，中国正在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着力构建一个区别于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的国际秩序。加布里尔的观点并非孤例，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也公开表示：“美国还是在继续退出国际舞台，而中国正在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如果说以前我们担心的是大鱼吃小鱼，那现在危险的是‘快鱼’吃‘慢鱼’”。

（四）宣扬“锐实力论”，称中国严重威胁西方价值观。“锐实力”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17年11月的美国期刊《外交》上，后被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引用。2017年12月5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了一份题为《锐实力：日益增长的威权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在硬实力（军事力量、经济胁迫）和软实力（文化影响力）方面成绩不佳，但其对境外的影响力之大却前所未有。他们“明智地采取了软实力的某些形式而非本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更好地理解为‘锐实力’（sharp power）”。此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把中国“锐实力”作为封面故事进行跟风炒作。2018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专门发表文章，“将‘软实力’归于西方，而给中俄贴上‘锐实力’标签”。

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基本特点

（一）炒作主体更加多元。从国家角度看，一直以来，站在前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但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几乎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及其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甚至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也在背后制造话题。并且，有的话题还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和日本来参与。从主体角度看，与以往不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除了媒体、智库之外，有的国家是民间人士在前，政府则躲在背后，更有甚者，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站出来“警告”中国。

（二）作内容更加复杂。一是炒作对象有所扩充。以往我们常见的是“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此基础上向“文明威胁论”“秩序威胁论”延伸，“中国威胁论”似已实现社会各领域的全覆盖。二是主导形态有所转变。过去是“我盯美”，中国紧紧盯着美在东亚的战略行动。而现在，则呈现为“美盯我”，美国紧紧盯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倡议和具体行动并做出应对。美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炮制的各种话题，即是生动的例证。三是论调论据发生变化。过去，西方人最担心的是中国崩溃以及对世界可能造成的威胁。而现在，“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成分是“中国挑战”或“中国渗透”。

（三）炒作方式更加直白。此前，无论所谓的“黄祸论”“红色威胁”，抑或是冷战后的“威胁论”，基本上属于对中国未来的一种主观判断，是在强调一种趋向的可能。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则有由宏观转向微观、由虚转实的趋向。展开而言，美炮制“锐实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入侵以及所谓‘不可告人的中国政治阴谋’”。“债权帝国主义论”，意在勾勒中国通过债务强迫当地国出让主权的负面形象；“新殖民主义论”，意在攻击中国另造中国版势力范围；欧洲政府官员诬称中国为“打桩者”，意在指责中国破坏国际自由秩序。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已经从过去的“论述”层面正在向“实践”层面转化。

三、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在实质

（一）“深层自我焦虑”是西方社会的集体征候。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西方社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新词频出、炒作一波接着一波。这一现象的实质在于，面对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西方国家非常不适应，流露出挥之不去的深层次焦虑。这种恐慌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将不可阻挡地赶超发达国家，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号召力，中国的政治模式对欠发达国家具有前所未有的内在吸引力，这让西方社会意识到“西方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失落、焦虑、恐慌随之而来，挥之不去，于是转化为对中国的防范、诋毁、诬蔑，继而生成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西方“呐喊”背后的这种焦虑和恐慌，不是浅层次的，而是深层次的；本质上不是担心中国威胁，而是“自我焦虑”。在这种深层自我焦虑“指导”下，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反扑、反弹是极其强烈的，对此，我们不可不防。

（二）“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是西方社会新的行动策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把中国定位为西方共同的“假想敌”，进一步促成西方的再团结。比如，美国舆论不停地控诉中国“锐实力”对西方价值观的巨大挑战，旨在中西之间制造紧张气氛；英国媒体则通过春秋笔法，指责西方正在用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和民粹主义这“三份大礼”“神助攻”中国崛起，意在激将西方重新联合；德国政府却用“打桩论”来警告欧洲需要警惕中国对“自由世界秩序”的破坏，呼吁欧洲内部要有凝聚力。这些手段都是在刻画中国入侵西方文明、窃取西方利益、破坏西方秩序、促使西方社会在放弃对中国“民主化”意识形态幻想的同时，高度警觉中国发展对其自身造成的“恶性”冲击，从而增强欧美及传统盟国的凝聚力，同时又反过来通过这种凝聚力来纠集尽可能多的国家对我形成合围之势。

（三）“遏制中国腾飞”是西方社会大肆鼓噪的根本目的。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其实是每一轮“中国威胁论”发生的真实目的，只不过这一次鼓噪地更加直接、更加赤裸，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也就更加明确。西方社会认为，未来五至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同时也是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如果现在不能有效加以遏制，那么，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重构世界秩序只是时间问题。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他上台后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开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并明确“将印度洋-太平洋作为一个地缘战略整体提出并进行阐述，揭示出了美国试图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实现战略联动，强化和扩大自己的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2018年1月，美、印、日、澳四国海军将领举行“瑞辛纳对话”，共同商量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对区域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社会的这些反应生动地说明，新“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论”那么简单，而是伴随着行动上的、实实在在的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威胁”，且呈现出致使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

四、应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对策建议

（一）在战略定力上保持高度清醒，培育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从容心态。“威胁论”其实是大国崛起必然会遇到的“成长的烦恼”，我们必须坦然面对，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心理准备。一是要保持自信。要不断增强对外部杂音噪音的抗干扰能力，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力求在搞好国内建设的同时，不断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和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二是要戒骄戒躁。从苏联、日本、德国等国的兴衰历程可以看出，国内舆论怂恿、国外战略透支，很容易导致一个国家从强盛陷入衰败。要准确把握好自身能力与他者认同两大维度，要量入为出，切忌目标过高、失速脱轨，坚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用战略的耐力办事情，理性地与世界各种反华势力斗智斗勇，确保中国平稳度过和平崛起关键期。三是要理性引导。要注意合理引导国内民意，不要炒作中外分歧，引导他们理性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培养开放、包容、平和、理性的国民心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滋长，为新型大国和平崛起树立良好口碑。

（二）在战略部署上强调聚同化异，推动对外作为更加精细化。一是对于美国，重点可放在增信释疑上。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宜多强调中美合作的协调性和非竞争性，增强双边经济互补、战略兼容和行动协同。妥善处理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和金融矛盾，避免中美因误判的扩大而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二是对于欧洲等国，重点可放在互利互惠上。近年来，欧洲弥漫着强烈的失落感危机感，我们可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各国的经贸合作，适当扩大从欧洲进口，分化瓦解美国对部分“豁免关税”的拉拢，争取欧盟支持。三是对于印度，重点可放在稀释对抗上。中印两国存在边界领土争端，印度对中国长期保持高度警惕。对此，我应多强调中印在地区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强调中印在南亚合作的合作性和协调性，同时加强民间交流对话，增进邻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和好感，淡化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和担忧。四是对于“大周边”中小国家，重点可放在平等合作上。这些国家既渴望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又害怕过分依赖中国经济。对此，我们既要加快深化落实以往承诺，通过企业合作等方式做大并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也要通过多提高“一带一路”项目实施透明度、多开展涉及医疗教育文化等惠及各国普通民众的实事，来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三）在战略举措上注重开拓创新，营造于我和平崛起有利的舆论环境。一是“向前看”。当前国内对中国崛起，高唱赞歌多、风险评估少，算计盈利多、估算损失少，对此，必须保持足够清醒，树立风险意识、深入挖掘“中国威胁论”复杂背景，科学评估其未来走势，为有关部门采取风险管控提供参考。二是“向下看”。在西方，智库学者与政府互动频繁，常常是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在应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上，应淡化官方色彩和政府主导因素，把视角“向下看”，“充分认识公共外交的价值，积极培育民间传播力量，鼓励多元传播主体参与到对外传播工作中来”，切实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疑虑。三是“向东看”“向南看”。长期以来，英美长期垄断国际传播格局，因此，这些年我们有意在实际操作层面对欧美受众关注较多，却对“西方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关注较少。下一步，我国对外传播的视角应多向东看、向南看，把焦点对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和互动，采取有力举措积极回应外界对我“未来向何处去、如何运用力量”等问题的关切，消除“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地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