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之一
江 涌
编者按：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该定义明确了国家安全是一种状态（没有危险和威胁），更有一种确保没有危险和威胁、处于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应当是客观状态、主观感知以及主客观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保障能力的集中体现。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理解国家安全，在此基础上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有效维护与积极塑造国家安全。为此，江涌同志为本网撰写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
这十大关系是：一、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二、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四、和平发展、动荡危机与战争革命的关系；五、党的领导与资本主导的关系；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七、东南与西北的关系；八、实体与虚拟的关系；九、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十、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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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动工兴建，1956年夏天毛泽东来到武汉，第一次（经由在建桥墩）畅游长江，面对初现轮廓的大桥，即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不仅展现出浪漫主义诗人的豪迈气概，也刻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气势。武汉大桥1957年10月15日通车，在实现“天堑变通途”的伟大计划后，毛泽东便有了“高峡出平湖”的想法。但是经过认真调研，毛泽东在多快好省、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近乎势不可挡情形下，还是放弃建设三峡大坝想法，他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三峡大坝建设被搁置，可以说是涉及发展与安全重大决策的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在原有的“四个现代化”基础上，郑重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与安全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畸轻畸重，都失之偏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盖言因发展不足而导致系列安全问题。不发展、缓慢发展、不科学发展，或发展遭遇挫折，安全问题就会凸显。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而言，发展是解决诸多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可以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开放，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强国之路。但是，过犹不及，那种认为发展了即可解决一切安全问题的思路也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和其他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发展成绩有多么显著，安全问题往往也会多么突出，甚至会更加突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下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中国威胁论、美西方不断强化对中国的遏制，中国国内因为“三期叠加”而矛盾愈发凸显等等，不是中国不发展而落后的产物，恰恰是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果。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事实上，在取得初步发展之后，关于安全的道理应当更硬。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与“安全是头等大事”的辩证关系之所在。
发展与安全这一对矛盾，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同一又相对立。在稀缺性约束条件下，用于发展的资源往往不能用于安全；抑或考虑到安全的刚性约束，国家往往不能一心一意、勇往直前地发展。有鉴于此，国防现代化与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矛盾一直存在。但是，发展与安全并不总是对立的，中国的军民融合、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等机制安排，即可很好地实现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增长。就世界发展史以及当今国际关系实践来看，一国的发展成果并不当然地属于该国人民。20世界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相关国家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即被洗劫；内乱或外患将伊拉克、利比亚等国一步步推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然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人民安居乐业，普遍过着优裕生活；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资本积累受到（外部社会主义和内部工人运动）有效节制，美欧西方国家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级，男丁一人工作即可体面地支撑起五口之家。然而，到20世界90年代，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工人运动走向低迷、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资本实力势力不断增强的情形下，美欧西方国家诸多家庭夫妻两人都去工作，且家庭平均负债不断增加，也仅仅勉强维持过去的生活。因此，一国发展成果只有（通过斗争甚或专政）不断巩固，抑制国内资本无限积累以及国际垄断资本无度扩张，才能使该国人民安享发展成果，才能确保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安全。发展与安全统一于巩固，巩固是发展与安全的桥梁。
发展有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安全则有安全的逻辑与规律。发展通常要求水平更高、速度更快、力量更强；安全则有不可突破穿越的底线、边线、红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过程艰辛，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必须勤勤恳恳，撸起袖子加油干；必须持续不断，一代接着一代干。这样，久久为功、日积月累方能由量变到质变，摆脱落后，实现先进。安全则不然，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的财富，可能因金融危机而毁于一旦。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泰国、马来西亚等“五小虎”，一夜之间财富被洗劫，迅即成了“五病猫”。道理很简单，炸毁一座桥梁比建设一座桥梁要容易得多。发展的成绩通常是说得清、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一些列的硬指标、硬约束，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赤字率、国际收支状况等等，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庄”只能糊弄一时。安全则不然，安全具有特殊性、隐蔽性、不确定性，因为相关风险因素可以纯粹臆想（如杞人忧天）、可以威胁恐吓（如核威慑与暴力恐怖）、可以无中生有地捏造（如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通过舆论渲染夸张（如“中国威胁论”）、可以借力而推波助澜（如从市场动荡到经济危机）等等，使可能性危险变成现实性威胁，甚或危机。正因如此，美国在积极奉行硬实力、软实力之外，还努力施展各类“巧实力”，搞各种阴谋诡计，以此搅乱地缘政治，捣乱中国周边，甚或不惜世界大乱。
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保安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不会改变，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依旧是发展，发展集中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发展主要靠竞争，即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每一个经济人的积极性，让一切能够增进效率的力量充分释放，让所有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广泛地造福于人民。鉴于国家安全问题更具有敏感性（如政权安危）、紧迫性（如“颜色革命”）和系统性（如金融风险），维护以及塑造国家安全正在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与发展所要解决的矛盾相对缓和所不同的是，安全面临的矛盾更具有刚性、对抗性，所以安全主要靠斗争，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不仅是遏制敌手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团结朋友的有效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采取不同立场和策略。安全靠斗争，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把每一个社会人组织起来，构筑起固若金汤的人民防线，维护好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维护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3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求是》2016年第1期。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