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任务

——由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引起的思考与建言

程恩富 罗玉辉

本文不进行“新冠肺炎”技术层面的科学分析，而是阐述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所彰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并以此次疫情为鉴，提出加强国家治理的若干重点任务。

一、引言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患者；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披露已有27个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进入2020年，自1月6日至17日的多次通报中，病例再无增加，且确诊病例从59例降至41例。此后，波澜变幻骤雨突至。1月18日的通报显示，1月16日的确诊病例小幅增加；其后几天开始大幅增加至572例（截至1月24日），其中死亡38例。然而，官方的通报数据引来民众的质疑，自媒体疯狂传播市民对武汉“新冠肺炎”的恐惧和医疗挤兑等现象。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政府建议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仅隔一天，24日，湖北“封省”，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等12市也宣布“封城”，各市区之间截断人员流动以避免“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又仅隔一天，25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宣布启动一级响应。刹那间，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全中国告急，全国上下一致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的行动中。截至2月28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79 251例，疑似病例1 418例，治愈39 002例，累计死亡2 835例。

在这场抗疫之战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时刻关注疫情的蔓延形势和具体工作，不断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切实做好工作，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

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产生和蔓延的几种声音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全国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国内外各种新闻媒体、自媒体、专家和民众纷纷讨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产生和蔓延的原因，经梳理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观点。

1.“天然”论

观点1：新型冠状病毒来自天然，通过人为陋习由野生动物传到人体[2]。国内大部分专家、媒体和民众持此看法，认为“新冠肺炎”和“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一样，是一场人为陋习引发的祸乱，是中国人不文明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中华民族崇尚美食，这点没错，但错在没有科学卫生的吃法。国家明令禁止非法捕杀食用野生动物，但少数人价值观念扭曲，拜金主义、显摆之风和奢靡之风盛行，导致吃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过分。2003年，“非典”暴发，全国人民一片恐慌，工厂停业、学生放假、出入检控；经过半年的艰苦抗疫，我们虽然把“非典”疫情控制住，但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医治药物和预防疫苗。后经科学家研究认为“非典”的病毒原型可能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非典”之后，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曾呼吁大家不要再食用野生动物，他担心“非典”会卷土重来。2018年国内科学家在研究“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时，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毒来自蝙蝠，而蝙蝠又是多种野生动物的捕食对象，即蝙蝠体内的病毒可在多种野生动物间传播。然而，国内的野味爱好者“好了伤疤忘了痛”，这么一种可怕的动物，他们却将之视为美味佳肴，趋之若鹜。武汉“新冠肺炎”就是“祸从口入”的一场人为陋习祸害。如果政府再不严厉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那么未来疫情还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演[①]。

2.“非天然”论

观点2：新型冠状病毒来自非天然，是通过外部因素传到武汉，再出现人传人。国内少部分专家、媒体和民众持此看法，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来自野生动物，而是通过某种技术实现的人造病毒。2002年底，广东省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即“非典”），它是由一种SARS冠状病毒（SARS-CoV，下文称“非典病毒”）引起的，能致人死亡且传染性极强。关于“非典病毒”的来源，许多科学家认为来自蝙蝠，人们食用带有这种病毒的中间宿主，导致病毒传染给人类。但十多年来，这种病毒的真正来源一直没找到，有学者认为其不太像一种自然产生的病毒，有可能是一种利用“逆向进化”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人造病毒[3]。“非典”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的疑虑还没有彻底消去，2020年“新冠病毒”又在人员流动极大的春节前暴发了，这种病毒和“非典病毒”一样都是新生的，且传染性比“非典病毒”更强。十几年间，中国遇到两次重大疫情。人们不禁要联想，是不是某邪恶势力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政府的一次谋害？其依据如下[4]：2003年“非典型肺炎”和2020年“新冠肺炎”都发生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以“恰当”的方式传播。“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都发生在农历新年前后，把准了中华民族节日迁徙的时间节点；广州市和武汉市都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广州站是中国人流最密集的大站，武汉市是九省通衢、水陆空的重要交通枢纽，并且不久前举办过世人瞩目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都是呼吸道疾病，具有传播快、防控难、杀伤力强的特点，用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可以达到邪恶势力的预期目的。

“非天然”论人士提出了诸多为什么：一是如果引发两次重大疫情的病毒都来自野生动物，但农村地区也有人经常吃野生动物，为何不暴发疫情？二是为什么疫情发生在广州市和武汉市这样的国家级交通枢纽城市，而不是无关紧要的中小城市？三是如果说这种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而不是人为制造，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的疫情（以前也吃野生动物），而现在在短时间内暴发两次大规模疫情？四是为什么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的自然之源，只是怀疑来自某种野生动物？五是为什么 “非典型肺炎”和 “新冠肺炎”都发生在中国重大金融改革的重要时间节点上（2003年是中国汇改之年，2020年是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之年），会不会是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通过疫情恐慌引发公共危机进而打压中国资本市场价格以谋取他们垂涎已久的利润？

“非天然”论尚需科学论证，但“非天然”论者忧国忧民、时刻警醒国人保持高度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民族安全意识的初衷是好的。联想世界上已发生的多起生化恐怖袭击以及当今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才能完全排除这种嫌疑。无论怎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未来的民族安全，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14亿人口的中国不能是一个生物安全不设防的国家。

3.“考政”论

观点3：对于世界各国，面对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怎样应对和处置都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国内外理性的专家和民众持此看法，认为面对湖北“新冠肺炎”的突发疫情，中国各级政府也必须接受重大考验。地方政府怎么接受考验呢？各级政府的职责包括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应对疫情，有的地州市政府紧急应对有力，但人们发现，也明显存在“慢作为”和个别“不作为”的行为，才导致疫情的大范围快速蔓延[5]。其理由如下：自2019年12月3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以后，在一个多月内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未及时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在此期间，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相继召开“两会”，湖北省未报告一例新增病例，而且武汉市卫健委多次通告“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湖北省“两会”结束以后，“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激增，大量疑似病例挤兑武汉医疗机构，武汉告急。而事实的真相是，2019年底已有相关媒体报道，未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女子被丈夫传染。一些参与治疗的医院多次向武汉市卫健委送检患者标本，较长时间内没有收到答复。直到2020年1月20日，曾经抗击非典的斗士钟南山院士前往武汉市指导抗击疫情，并宣布“新冠肺炎”有人传人现象、有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市卫健委才改口承认。但是，此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错过了最佳的隔离时间。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武汉市宣布“封城”的前夕，当夜离开武汉的市民有近30万之多，加上春运期间回家过春节的人员，离汉人数高达500万，不少疑似病例和潜在的高危人员的流动加大了其他地区的疫情防控难度。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明显对此次疫情警惕不够，理性的专家和民众认为是武汉市政府的“慢作为”和个别部门的“不作为”导致了此次疫情蔓延与失控，应对其严厉追责。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突发疫情，早期的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在接受考验中的表现受到了严厉批评。

我们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无论是来自天然，还是来自非天然，此次在湖北武汉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都是对地方各级政府的重大考验。不仅如此，也是对中央政府和其他各省市地方政府的重大考验。更进一步，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对国家基本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和检验。针对此次突发重大公共疫情，我国中央政府和其他各省地方政府是怎么接受重大考验的？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怎么经受重大检验的？应该如何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这正是本文要重点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优势

在这次艰难的抗疫中，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社会各界力量纷纷加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对我国公共应急体系的极大考验。在这次重大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全经受住了考验和检验，充分展现了多种显著优势[②]。

1.党对抗击疫情的集中统一领导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自2019年12月以来，全国人民共同抗击从武汉市蔓延的“新冠肺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和部署，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尽快找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6]。在疫情突发的重要时间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览全局、协调部署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各级党组织和中国亿万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履行“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党员职责。在具体的疫情防控指挥中，国务院启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为保证医护工作者数量充足，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进驻武汉市和湖北省，同时，实行19省“一省包一市”政策，全力支持湖北省的病患救治工作。在统一规划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层层联防、级级联控，并通过加强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积极组织企业复工复产，加强重点物资的统一调度，全力满足湖北疫情防控的需求。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省、市、县、村到每个街道，责任到人，严防死守，全力阻止疫情扩散，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有效配合。而对于滞留在外的武汉市民，各地方政府开设绿色通道，提供酒店、医疗、生活的基本保障，让他们在外地也能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对抗击疫情的工作和经验所作出精辟总结：“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7]

2.公立医院再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底色

“新冠肺炎”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疑似病例，在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下，大量具有疑似症状的群众涌入医院，造成了武汉医疗资源的挤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当天（1月24日），上海医疗救援队、广东省医疗救援队等第一时间赶赴武汉；次日（1月25日），四川省医疗救援队、江苏省医疗救援队、浙江省医疗救援队、山东省医疗救援队、湖南省医疗救援队开赴武汉市；随后，河南省、天津市、吉林省等全国其他省市的医疗救援队也相继加入，甚至一些地市也派出了救援队与武汉市民一起抗击疫情，如济南市、晋城市等。各地区分批次不断派出医疗队伍支援武汉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区，这一批批队伍中有年过六十的长者，也有芳龄二十的年轻医护人员，他们放弃家庭团圆，冒着生命危险为武汉市和湖北省人民送去了希望和温暖。人民“最可爱的人”也心系武汉的疫区群众。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海海军医大队、重庆陆军医大队、西安空军医大队共计450人的医疗队赶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其他兄弟省市和解放军部队也为武汉送去优秀的医护人员共同抗击疫情。全国其他省份对湖北省各地市州疫区进行对口医疗援助服务，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28日，全国各地派出的医护人员已达4万余人，涵盖了重症、呼吸以及医院感染管理等多个专业。随着疫情的变化，还会有更多的医护人员进驻湖北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战争中，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底色。

3.国有企业发挥“国之脊梁、民族希望”的重大作用

武汉封城以后，疫情加重，病患人数以几何倍数增加，武汉城区的医疗物资告急。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在国资委党委的部署安排下，星夜兼程赶赴武汉。作为中央医药储备单位的国药集团，为武汉提供防护服5万件、N95口罩36万件以及医用物资290万盒、试剂盒5万人份，并向武汉人民保证：武汉需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新兴际华集团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药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联系国外厂商，加紧进口防治肺炎的药品和物资；兵器工业集团立即启动防护口罩的生产，全力保障疫情防治物资的供应；华润集团也提供大量的疫情防治物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化工、中国电科、新兴际华、中国诚通、中粮集团等中央企业都在各自专属的领域为湖北疫区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还有一些央企虽然自身的业务不涉及医疗物质生产和设施建设，但也走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三峡集团、中国宝武、东风公司、东方航空、中国航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都捐出现金或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产品，全力支持武汉市和湖北省战胜“新冠肺炎”[③]。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这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战争，这是一场检验我们党和政府战斗力的战争，作为国之栋梁的央企，奋勇逆行、众志成城，与时间赛跑、担民族希望。

4. “两山”医院展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急事”的优势[④]。2003年，在“非典”肆虐的首都北京，我们在一片废墟中拔起一座现代化的“小汤山医院”，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为最终战胜“非典”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武汉，举国关注，面对比“非典病毒”传播更快、路径尚不明晰、人民更为恐慌的“新冠病毒”，武汉的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在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建设类似当年“小汤山医院”的集中收治隔离点显得更为急迫。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决定按照“小汤山医院”模式，在6天时间内建设一个面积达3.39万平方米、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随着“新冠病毒”无情地威胁人民群众生命，需要更多的病床收治患者，武汉市又用10天时间另建一所容纳1600多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有效解决短时间内数量暴增的患者救治问题。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时间就是生命，“两山”医院（还有随后迅速建成的一些方舱医院）建设所体现的“中国速度”表明，我们党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所赋予的。有了这个制度保障，我们就能做到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为人民群众办大事、办好事、办急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8]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们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事实上，中国此次抗击疫情也受到众多国际组织以及外国领导人和公民的高度赞扬。

5.“封城封省”发扬中华民族“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气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点抓好防治力量的区域统筹”[9]。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是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稳住了湖北省疫情就稳住了全国疫情。在迅速蔓延的疫情面前，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实施封城，截断病毒的传播通道；紧接着湖北省其他地区相继宣布封城，隔离疫情。湖北人民为切断疫情传播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在病毒疫苗尚未研发成功之际，在缺医少药的疫区中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采取原地隔离的方式，进行分层收治管理，为全国抗疫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为防止疫情向全球扩散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武汉宣布取消其他国家的签证计划；美国、日本、韩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从湖北省撤侨，中国政府给予必要的协助和支持；中国政府密切关注海外“新冠肺炎”的发展态势，将国内治疗方法和研究成果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欢迎全球科研人员加入“新冠肺炎”的研究工作，为人类战胜“新冠肺炎”做出最大的努力，并实时将国内抗击疫情的数据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⑤]。中国人民在面对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上，向来怀着一种毫无保留的“大家”精神，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永恒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指导的根本所在。

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加强国家治理的若干任务

此次疫情产生和扩大的原因，尚有待于全面客观地分析和总结。但我们要更多地反思如何做到严密防控，再面对此类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该如何更有效地解决。笔者认为，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重视生物安全，保卫中华民族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之先进，已超出普通百姓和非专业人士的想象。2018年，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震惊世界，也让普通人哑然。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忘记历史的血腥，日本侵华期间的731部队就企图用细菌战亡我中华。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在朝鲜战争期间某大国也竟然无耻地用细菌战来对抗中国人民志愿军[10]，这种反人类反道德的行径必然遭受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⑥]。当下，世界各大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实施各自版本的生物防御战略。以美国为例，出台新版《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建立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农业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环境保护局长等组成的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明确提出要在威慑对手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确保在生物安全领域占有全球主导地位。虽然，现阶段世界各国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但仍然有少数国家视国际规则为儿戏，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秘密从事生物武器研发。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特大型城市呈现区域化、一体化的特点，海陆空交通网路交错密集，一旦发生或明或暗的生物战争，将损失巨大。我们不能用反阴谋论来切断国家日后全面调查病毒起源的国内外各种可能性。我国应尽快制定《生物安全法》，在反生物战争方面应投入更多的国家力量，这是人民群众绝对支持的事情。另外，从时间上看，生物战争有短期战争（如重大疫情），也有长期战争（如基因安全）。必须严禁外资控股和中外合作医院掌握中国人的基因信息。在转基因食品上，面对中外专家的不同实验结果及其相关争议，我国即使不像俄罗斯那样全面严禁，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贴上转基因标签就让普通民众大量消费，而应谨慎施策，尽可能地减少转基因食物的生产、进口和消费，以确保我国的食品安全和民族安全。

此次疫情对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永恒的疤痕，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国内政策。2020年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强调要把重大疫情防控等有关生物安全的内容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未来，中国构建广义生物安全体系将是一项重大任务，它将在“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人员配备。

2.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建设，严厉打击捕食野生动物违法行为

“天然”论人士认为两次疫情都是少数“恶人”吃出来的“恶果”。他们的依据是：2003年的“非典”，“非典病毒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基于科学上的基因相似度），而且最早发病的人也食用了这种野生动物；当前，“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在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里面存在贩卖野生动物的现象，最早感染的一批人包括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基于此，“天然”论人士认为当前的疫情就是人为陋习引起的。诚然，我们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了食物链最顶端。从道德角度来说，我们应与野生动物和睦共处，给自然生态一个和谐的环境，人类不能随便决定其他生物的生死，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公民更应该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文明；从科学角度来说，蝙蝠等野生动物体内藏有大量的未知病毒，如埃博拉病毒、MERS病毒、SARS病毒等，都可能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以上表明，于情于理都不应再食用野生动物。当前，我们应该修订和完善《食品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尽快制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相关法律；同时应该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共同严厉打击违法和犯罪活动。

“疫情猛于虎”。我们应痛定思痛，加强社会各界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和食品安全的知识宣传，让经营者和消费者了解相关政策和规定，自觉守法经营。应鼓励公众在餐饮服务等场所发现经营野生保护动物等违法现象时及时进行举报，并给予奖励，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还可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食品安全领域“谁敢违法违规，就让谁破产倒闭”，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重罚严惩。同时，应将完善后的《食品安全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执行情况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中，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

3.增强地方政府快速应急能力，完善高效勤政的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治理体制

疫情在早期的迅速扩大使人们和媒体的焦点转移至当时的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认为疫情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控制好，其主要责任在于地方政府。从2019年底发现第一例病例，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中间时隔约50天。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作为人民的公仆要有高度的警觉，更应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早期的武汉市政府没有做到。官方数据显示，在武汉疫情发生期间有超过500万人离汉，在宣布封城的当晚有30万人离汉。“新冠肺炎”覆盖面积如此之广、病例如此之多、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和地方决策层的认识不足、心存侥幸、不够果断有很大关联。对此，人民网评论武汉市政府“三个大胆”：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准确，“大胆”放任病人出行，“大胆”放任疫情源头营业，“大胆”让关键易感人群不戴口罩。历史上，人类在面对疫情时，最古老也最科学的方法就是“隔离疫源”。面对数量庞大的大学生和务工人员回乡流动，早期的武汉市政府错过了有效的“隔离时间”。还有报道称：在疫情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当时的武汉市竟然派送20万张免费旅游券，邀请市民和游客前往黄鹤楼等热门且封闭的旅游景点；更有当地社区组织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湖北省政府搞新春团拜联欢活动等；甚至网传有确诊病例家属绕开机场和车站，携病人自驾数小时到外地就诊，并引发输入性病例。以上都表明地方政府快速反应能力差、心存侥幸、懒政等不作为导致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建立快速应急反应机制至关重要。以此次疫情为教训，至少可以汲取以下几方面的经验：一是面对未知病毒，必须第一时间封锁病源，隔离疑似病例，将未知病毒隔离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进行科学处理。二是必须第一时间垂直上报国家卫健委，各地方卫健委不必再层层报送（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防治被地方政府压制），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团队论证后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中央政府并立即采取自上而下的防控政策。三是各大型中心城市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防生物威胁、防疫情的专业治疗医院和集中隔离点。一方面可让患病人员在当地就医，防止病员流动传染；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医护人员安全。这同筑牢生物安全防线一样，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四是加强数据的快速公开与共享，防范社会恐慌；加强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严惩散布谣言、恶意中伤等行为，对违法犯罪人员要“快抓快审快判”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稳定社会秩序。

4.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坚实力量和支柱[11]。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次疫情暴发以来，国有企业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参与“两山”医院建设的是国有企业，捐赠医用物资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第一时间冲在最前线的也是国有企业。过去，一些舆论鼓吹要砍掉或混合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主张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给国有企业扣上“腐败”“低效”“垄断”等种种帽子。诚然，国有企业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需要解决国计民生难题的关键时候，还是国有企业承担主要的社会责任。这次疫情让人民群众看清楚了，国有企业没有谋取暴利、没有讲价还价、不惧怕任何风险，始终冲在第一线，它们心中只考虑国家和群众的安危。因此，国内一些秉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该醒悟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指导中国经济建设，要为“人民”服务。正如美国一位身价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家觉悟地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促成了我这么有钱的这个经济学不仅错了，而且是学界的倒退，因为事实证明，促使经济增长的不是资本，而是人；促进公共利益的不是私利而是互惠互利；制造了我们繁荣景象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12]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3] “我们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毫不动摇。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14]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本来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15]因此，市场经济不等于私有制，市场化也不等于私有化或民营化或外资化，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我们不仅不能砍掉或者混合掉国有企业，更应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民族安全的重大领域加强和优化国有企业的发展，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之路。

5.继续保持医疗卫生系统“姓公姓社”本色，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刻，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始终走在抗疫的最前线，它们体现了公立医院“姓公姓社”的本色。在公立医院的保障下，中国人民享受医疗保险的好处。但近年来，某些舆论强调“控制公立医院的建立和发展，大力发展私立医院”，这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相悖的。警钟在疫情中已被敲响，我们应反思2019年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控制公立医院的建立（其实公立医院已有20年没有增加正式人员编制），其理由竟是为社会办医即私营医院留足发展空间。这个理由太匪夷所思，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让人民群众被迫去收费高的非公医院看病。事实上，一些民营医院并没有好的口碑，媒体曾多次报道一些民营医院存在故意夸大病情、冒充权威专家、虚假检查结果、夸大疗效等非法行为，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医疗成本。不仅如此，这些民营医院让医生的工资与创收挂钩，并以高薪利诱医疗人才，导致公立医院人才流失，还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产生误导。西方医改已经证实，被资本操纵的私立医院只会增加人民群众的就医成本，只能让少数的资本控制者获益，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⑦]。我们开办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解决看病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方向应该是不断加强公立医院和药店（含公立互联网医院和药店）。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如瑞典所有药店均为国有，就不存在出售假冒伪劣药品的问题。

在此次疫情中，公立医院和医护人员的英勇无畏，让全中国人民认清了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值得依靠的人”。疫情结束后，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必须要让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姓公姓社”，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公立医院逐渐改没了、改垮了。同时，要严格规范现有民营医院的经营行为，严厉打击扰乱医药行业规则的组织和个人；严格规范百度等搜索引擎和新媒体的医药广告；医疗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加快创新，要通过举国体制来保障重大技术攻关；还要大力发展中医药，实行中西医协同发展[⑧]，完善中医药治疗效果的临床数据，加大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逐步提高医疗卫生开支在财政支出和GDP的占比。只要精准施策，多策并举，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便能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体系的信任和赞誉。

注释

[①] 钟南山院士辩证地指出：“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钟南山：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2020年2月27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02-27/9106302.shtml）。

[②]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所赞扬的：“在中国期间，我们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投入印象十分深刻，我个人以及总干事从未见到这种规模的疫情防控投入，各个部门都为湖北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应急管理机制高度组织化。”（详见《世卫组织高度赞扬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年1月30日）

[③] 抗击疫情还没有结束，国有企业已经在大力支援民营企业。2月27日，上海市国资委称：涉及中小企业租户的34家国有企业集团已对外发布公告，市属国有企业可减免的租金合计约25亿元，惠及约3.5万家中小企业。 （参见2020年2月28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06751）。

[④] 相比之下，美国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治愈流感的药物，但私人垄断医疗系统的利润挂帅和国家无视劳动人民的严重官僚主义导致如下恶果：近期美国正遭受流感侵袭，本季度已有2600万名流感患者，死亡人数也已达1.4万人。美国CDC曾于2月14日发布“惊人”消息称，“对于这些被判定为不属于流感的病毒，有怀疑认为是新冠病毒”。至于为何美国无法掌握具体感染情况，日本朝日电视台在采访一些美国民众时得到了一些答案：“说实话，平时我基本不去看医生。即使是很简单的检查，也要花很多钱。”“保险就每月要交200多美金，去医院做检查还要交50美金……反正过几天自己就会好起来的”。对此，朝日电视台表示，在2018年时，美国有大约2750万人没购买健康保险，买了健康保险的人也有很多人因医疗费太高而在生病时基本靠自己。（参见《日媒：1.4万美国人因流感丧命？很多人死因可能是新冠病毒！》，“环球网”，2020年2月22日）。

[⑤] 正如报道《中国—世卫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肯定中国防控举措》所指出的：“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在减缓疫情扩散蔓延，阻断病毒的人际传播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已经避免或至少推迟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此外，中国也在保护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各国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参见《人民日报》2020年2月25日第4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瑞士日内瓦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参见《联合国秘书长称赞中国人民“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新华社日内瓦2月24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2/25/c_1125622783.htm）

[⑥]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499页、500页、515页、518页、556页、568页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156~157页、第192页。

[⑦] 钟南山院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医院与学校一样，都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所必需的最为重要的公益事业。既然是公益事业，就应该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来办，决不能把其主体交由社会特别是国内外资本来办。如果其主体是由国内外资本来办，资本就会很快用高薪把优秀人才从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挖走；那么，这样不用太长时间，就会把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搞垮。这样下去，普通百姓患了复杂的或难治的病就要到民营医院去看，要读高水平的学校只有去民办学校就读。如果这些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在我国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政权还会巩固吗？我们党还能长期执政吗？一句话，三级公立医院姓公，政府对三甲医院尽到主体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医改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才可能解决在世界上美国也没有破解的这个大难题。”（参见钟南山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发表的《公立医院姓“公”是医疗改革的关键》一文）。

[⑧] 截至2020年2月22日，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占比在85%以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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