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起源就是个政治问题！
寒 彻
前段时间，面对帝国主义政客和媒体的舆论攻势，国内比较常见的反击说法是，“病毒起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
“不要政治化”这个句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类似病毒起源的这种说辞，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科学无国界”。去政治化之后“普世”观念便大行其道，“One world，one dream”。于内是阶级视角的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阶层融合”;于外则是民族国家视角的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全球化”。
于是，便以“去政治化”的视角孜孜于所谓的“纯技术性”问题(注：这里的技术不单指自然科学的技术，也包含社会科学的技术问题)，所有关系重大的社会政治都被遮蔽。这种现象背后正是内外合谋之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东方以及全球的高歌猛进。
而所谓的“去政治化”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化”的开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实质上已经把西方反共意识内化到新自由主义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当中，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客观”的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存在，新自由主义对于市场和国家的一系列假设，将无产阶级的能动性限定于资产阶级的“xian政”框架之下，全力抹杀阶级视角以及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
回归到“病毒起源”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纯技术性”问题，讨论所谓的“病毒起源”还是为了“追责”。
“病毒起源”的追责牵扯到两个方面：一是病毒是怎么来的，即究竟是自然起源还是人造病毒;二是病毒从哪个国家或哪个地方传播出来的。
关于第一方面的责任，如果病毒是人造的，那么就有可能是非主观行为的实验室泄漏，或者是生化武器攻击(这方面纳粹和美帝国主义都是前科累累)。前者比后者罪责要轻一些，但这都涉及到道义和伦理问题，即便是“普世”语境下，也牵扯到“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如果病毒是人造的，那么对人造病毒来源研究和指控都是与政治高度相关的问题。
哪怕病毒是自然起源——此前的说法是“食用野味”，这也同样涉及到对一个地域、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不良饮食风俗的指控，相关的指控还包括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等一系列与政治相关的问题。最终也不可能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最后必然涉及到对制度和文化的批判。
70年代，《人民日报》曾多次刊文痛批美帝国主义的环境问题，如1971年1月26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文《空气污染居民遭灾，污水四溢河流有毒：每年排出有毒废气二亿多吨，污水四十五万亿吨》：
文章痛批“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不顾人民死活，盲目扩大生产，疯狂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正在美国各大工业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造成烟雾弥漫、垃圾成山、污水遍地的严重环境污染现象。”直接点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不是把环境问题归结于一个所谓的“纯技术性”问题，“羞羞答答”地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产阶级不讲政治就等着资产阶级来讲政治，社会主义不讲政治就是放任帝国主义讲政治。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
关于第二方面的责任——病毒从哪里传播出来的，最主要的就是这里的政府有没有及时发现病毒的大流行，对信息进行及时、全面的披露和对外预警，并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遏制大流行，最大限度阻止病毒对外传播。
西方帝国主义的政客及媒体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赔偿论”，鼓噪“对中国追责”，正是围绕以上两方面责任展开的。
然而，大量的事实正在一步步戳穿帝国主义政客及媒体的谎言。
首先说说第二方面的责任——病毒传播的责任。中国在一月初就开始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最新情况，在大流行的第一时间就采取了包括“封城”、“社区封闭”在内的极其严格的管控措施，与中国往来的各国也立即关闭了国门。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对外输出的病例，还不及美、英、德等在最开始进行“躺倒式”抗疫的国家对外输出病例的零头。例如，意大利北部的重灾区主要是德国输入病例导致的;澳大利亚的病例则主要是美国及英国输入的。所以，谁在病毒传播方面的责任更大，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躺倒式”抗疫的本质原因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不希望严格的管控措施打击他们的经济、损害大资本的利益，因此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做法。这个问题，中国的民间舆论和自媒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遗憾的是，主流媒体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去批判西方垄断资本的罪恶。
关于第一方面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事实正在佐证病毒不是起源于中国、不是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或“中国人食用野味陋习”这样的指责自然也就立不住脚了。
当前围绕这场病毒大流行的舆论战，与当年的“西班牙流感”的舆论战极其相似。
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起源于美国军营，随着一战被带到欧洲，进而传播到全世界，造成四千万人死亡。美欧诸国一方面忙于战争无暇防疫，另一方面不允许负面消息打击士气;“受害”的西班牙因为没有参战，及时公布了信息并采取了积极防控，反而为这场流感背了百年的黑锅。虽然因为一战的混乱西班牙不需要被“追责”，这却也使病毒真正的起源地美国被免于了道义谴责。
中国是在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例病例，12月底发现疑似人传人的情况，从其他省份后来的确诊病例情况看，大流行是到2020年1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的。而现在西方国家发现的最早病例都比中国的这几个时间节点要早：
意大利马里奥内格里药理研究所主任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网(NPR)采访时表示，意大利可能早在去年11月和12月就已经出现了高度疑似新冠病毒肺炎的不明原因肺炎。
美国媒体2019年7月17日报道GreenSpring老人院发生不明严重肺炎疫情，2019年7月18日美国CDC勒令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病毒实验室关闭。
最新论文显示，美国俄勒冈州检出一个去年12月患上严重肺炎且被检测有新冠病毒IgG抗体的人。
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加里的最新研究显示，武汉的那个海鲜市场“不是该病毒的源头”，触发此次大流行的另一种可能是，这种病毒早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前就从动物传播至人类，最终获得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并导致严重的疾病。
……
最新的“纯技术性”问题研究成果，是4月8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的一篇由英国和德国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第一作者为剑桥大学的Peter Forster博士。
论文内容显示，研究人员按照进化关系，将新冠病毒变种分为A、B、C三类，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更多的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受感染者，研究人员称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B类毒株是中国境内的主要类型，C类在欧洲大规模传播，亚洲地区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出现此类型。
令人惊讶的是，在武汉居住过的美国人身上发现了A类病毒，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病患体内也发现了大量的A类病毒。最后一种C类病毒，是欧洲的主要类型，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早期病患中都有发现。160个样本中，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出现该类型病毒，但在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地区有发现。
从论文给出的传播路径网络图与专家的结论看，与原始毒株最为相似的A类病毒，在武汉虽有出现，但并未广泛流传;A类型真正扩散地区，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论文作者们研究中发现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最初感染人类的时间则大致在2019年9月13日至2019年12月7日这个区间。
这个论文算是对2月21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期以预印本形式发布论文，论证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毒是从其它地方传入的观点的又一个有力旁证。
遗憾的是，国外主流媒体根本没有对Peter Forster博士的研究进行广泛报道。
也就是说，包括亚非拉国家在在内的其他国家民众接受到的主要信息仍然是西方国家炒作的“中国病毒”;而赵立坚发了个推还被大使说代表不了中国。
帝国主义的媒体和政客从来没有把“病毒起源”当作一个“纯技术性”问题，尽管很有“还中国清白”的研究还是他们本国科学家作出的，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操作舆论选择性报道——屏蔽对那些不利于他们“政治攻势”的研究结论的报道，给全世界民众看他们希望被看到的“技术性”问题。
笔者之前的文章说过，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只有利益，没有道义。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大部分的小国基本都是风派，“谁赢他们帮谁”，吃不着肉，跟着蹭口汤喝也可以。7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被“抬进联合国”，也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在朝鲜和越南两个战场先后击败了美帝国主义。
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政客和团体已经开始将“追责中国”付诸行动之后，我们大力援助的非洲也出现了“排华”的苗头，尼日尼亚不过是冰山一角。
形势岌岌可危，中国该着手“病毒起源”的政治全面反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