嚷嚷着此时此刻“与病毒共存”的,无异于彻底投降
风 雷
最近,全国第二轮新-冠流行已经进入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巧的是,最近国内部分专家和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地讲起了“与病毒共存”。
声浪之大,和去年年初的“时代的一粒沙”有的一拼。
这种“共存”的声音,当然有市场。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时不时的封城或流动性的减少,让许多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更加焦虑,大家都渴望早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既然都封不住,干脆向外国学习,能否“活下去”就看运气吧。这是共存论在部分群众哪里有市场的心理基础。
但是,这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在普通劳动者中占比是非常少的。要知道,在国内,绝大多数普通人,为了亲人的健康和平安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可以想一想,在极为艰难的时刻,有多少人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治病卖房乃至举债的?
每一条人命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健健康康的活着,这才是最大的民意。
当然了,那些以美西方的行为为一切准则的人不在此例。
耐人寻味的是,这“共存论”出炉的时机。
这正是高致病性的毒株德尔塔、拉姆达开始在全球显露峥嵘,德尔塔也成功突防中国防线之际。
这就好比,那边正在抗日,这边汪精卫看到实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然后说我们共存吧。
问题是中国和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共存的,到目前也是,可是在抗日的关键时刻,鼓吹在中国共存的,那得是什么人?
这就涉及到对“与病毒共存”的两种理解:
一种是根据生物演化史和流行病学史,得出结论,一人类永远无法消灭病毒,二从长周期来看,烈性病毒要生存下去最终的归宿都是低毒化,但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的行动能够有效降低烈性病毒对人本身的伤害,在“动态清零”的过程中,促使病毒早日低毒化,对个别病毒甚至能成功将其消灭,比如天花病毒。
另一种理解是,既然永远无法消灭的话,只需要通过疫苗或感染来建立免疫屏障即可,其代价是不可控的死亡,只需要使得人类的死亡率维持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可,这叫真正的“与病毒共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躺平式的群体免疫假说。
至于沪上的张医生是哪一种理解,反正他从来都不把自己的话给说透,但结合他一直以来“流感化”,称赞美国不严格隔离措施的合理和有效,及早日开放国门的主张,大体上可以猜到一二。
今年4月10日,张医生在重庆医科大学有个演讲,其中回答了国内疫情病死率的最低容忍度是多少?中国为什么必须满足这一条件才可开放?人家给出的答案是0.45-0.5%。
好嘛,就按0.5%算,极端情况下,14亿人,得死掉700万。
真是好家伙!
笔者参照彻底躺平搞群体免疫的瑞典的死亡率,再打个对折算(因为中国有防控),是100万。
相比之下,还是笔者太胆小了。
谁来当百万分之一?
别看张医生一天天悲天悯人地讲,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早日开放,整个世界缺乏流动性,最终受损的一定是穷人。
可问题是,按这种死亡率来看,首当其冲的又何尝不是穷人?
目前不时封控,流动性降低,收入大幅缩水,是事实。可再艰难,毕竟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反正全球的贵人们享受着大空间,天然就容易与人隔离,疫苗优先打,.真被感染了,还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包括极为有效的抗体疗法救命。
对他们来说,门大开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关门后缺乏流动性,反倒利益受损;相反,对穷人而言,自己大概率就是代价的一部分。
这才是“共存论”、群体免疫的立论依据。
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在死亡率在0.45-0.5%的时候放开,这些被感染的人救还是不救?救的话,是自费还是医保基金?普通家庭能否支撑起ECOM或抗体?医保基金又有多少可以往里填?
不过人张医生的确很会说话,从来不把话给说死,从来都是四平八稳两面讨好,他到底想说什么,自然会有人去帮着解读和往回圆。唯一一次说漏嘴大概是在某次医药资本财团办的会上,他亲口承认“让共产党员先上”是话术,信任建立起来了,之后说什么都好办了。
有些人可是很明确地,笔者善意地揣测一下,他们与张医生没有任何关联。
人BBC贴心地称我们为“成功的受害者”,大意是中国的劣势正是因为此前的成功,目前面临压力测试(这话张医生也说过),之后还是要考虑放弃清零,与病毒共存。这里的共存显然是张医生所设想的那种,只不过他说当下时机还不合适。
中国新闻周刊直接来了一篇《欧美各国选择与病毒共存:放开了,会怎样?》,其大意就一个,好像也没怎么样。
南方系的某媒体人也出来发话,考虑下群体免疫嘛,别再搞“焦土抗疫”了。
彭博社今天发文称,“世上越来越多国家已认知到可能要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处的事实,并就此展开学习,中国若仍专注于长期消除、清零的目标,反而会使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在未来几年沦为与世隔绝的孤岛”,“从严格控管疫情,转变成说服人民接受确诊及死亡病例为日常的一部分”。
连久未现身的方不圆也跑出来说,“防卫有点过当”,“实事求是,这个社会才能成熟”。怎么叫实事求是,怎么叫成熟,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沪汉合流?内外合流?
这些一副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样子,一上来就算经济账、算穷人的人命的,恰恰是最不在乎穷人性命的。
至于经济账,西方反复封控放开封控放开的实践表明,放任自流,不光防控搞不好,经济也会大受影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他们,在乎的仅仅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所以才着急推疫苗护照,才着急忽悠中国早日完全彻底地放开。
对垄断资本而言,最有利的是类似1918大流感那样。1918-1920的大流感,莫名其妙在1920年就突然消失了,代价是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2000万人以上(后世的估计在5000万-1亿),而那时的人口约19亿。以最保守的2000万来算,死亡率也得在1.05%。这相当于传遍了当时可以传的地方,靠人口的大量死亡阻断了病毒往烈性方向的变异。
在科技发达,社会组织化提升的百年后,真的要这么来一次吗?
说来好笑,几个名不见经传地在自媒体写了几篇文章批评那种美国式的“与病毒共存论”,之后,一个退休老人写了篇《“与病毒共存”可行吗?》
那些整天鼓噪“与病毒共存”的不乐意了,大叫道,台下何人,怎么敢质疑专家和学术权威?
问题是,才屁大点的反对声音就大叫被迫-害了,完全不对等的发言权怎么就那么理所当然了?
公众人物、公共媒体,说出来的话,不就是要接受人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吗?还容不得一点点不同声音了?
精准防控、动态清零,这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经验。
如果真的有一天,新冠变得和流感类似了,倒是可以再说什么彻底放开不放开的。
在这之前,动辄叫嚷着与病毒共存,全面打开国门的,和抗日时期,敌未出国土前言和的,有什么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