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今时代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思想，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197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时，比耶迪奇说，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所有的人都在为防备这种可能而加紧自己方面的准备工作，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它发生。毛泽东回答，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堵死另一条路。邓小平在强调战争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同时，一直强调要看到战争的危险性。如果认为邓小平只是强调和平，强调埋头经济建设，不讲战争危险，就如同认为毛泽东只是强调战备，不讲和平，不讲经济建设一样，二者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也都是片面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强调和平因素增长的同时，邓小平也总是强调要看到战争的危险性。1981年4月30日，他在会见赛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指出：“国际事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晓得哪一天会出现一个疯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一些小问题而爆发起来的。尽管我们要争取和平，但对战争始终要保持警惕。”[1]进入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了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新形势。1984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说：“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但是，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2]此后，邓小平虽然多次强调“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3]“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4]但也都同时强调，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不无惋惜地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5]

1992年年初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也十分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提醒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6]

冷战结束之后，很多善良的人们热切盼望“让世界充满爱”，“快步走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事实的发展与善良的愿望恰恰相反，美国一跟踪记录战区研究机构认为：1999年“在世界上193个国家中，1/3的国家陷入战乱，几乎是冷战时期水平的两倍”。“1999年发生65起冲突”，“1995年创记录为71起”，“与此相对照，冷战结束尾声时年平均为35起”。[7]冷战以后，战争的危险之所以依然存在，主要因为：

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列宁讲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邓小平讲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列宁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的思想是对列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霸权主义是一种对外政策，它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当然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有人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搞霸权主义，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的反映和要求。但由于各种缘由，在具体的内外政策也会犯错误。有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时对别国实施霸道，这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是一种霸权行为，是其对外政策的扭曲，尚不能称为霸权主义。然而，当这样的国家对外政策演变为霸权主义时，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对内政策的蜕变，从而促使其走上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背离的道路。事实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改变，也正是经历了由这种对内对外错误政策的相互作用，由渐变到部分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面质变的过程。这一问题不是本文所论述的重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她决不能也决不会搞霸权主义，搞霸权主义的就一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1980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要称霸，那么世界人民应该联合起来，把它打倒。如果要称霸，中国本身也就改变了名称，不能叫社会主义，而只能叫社会帝国主义。邓小平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搞霸权主义的就一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强权政治与干涉主义。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曾对强权政治作了如下诠释，即认为：“战争和准备战争是各国间典型的正常行为；作战有愈合和再生的作用；当战斗爆发的时候，‘胜利就是一切’。即使肆意蹂躏，如果它可以导致迅速胜利，一般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8]爱·麦·伯恩斯接着引用了德国冯·毛奇陆军元帅的虔诚信念：“战争是上帝敕定的世界秩序中的固有成份。”[9]德皇威廉二世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士兵训诫：“要使用你们的武器，让一千年后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藐视德国人。”[10]约翰·罗斯金宣称，他发现所有的伟大国家都“是从战争中得到滋养，在和平中虚度岁月；从战争中受到教育，在和平中受到欺骗；从战争中受到锻炼，在和平中遭到背叛。”[11]强权政治代表性的警言多如牛毛。在这里，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毫无踪影。在这里，赤裸裸的实力、武力即真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一代接一代，什么时候也没有断了香火。

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惨败，直到1983年，美国对外仍不敢轻易言武。但到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大规模扩充军备，不断对外使用武力。冷战结束之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所抬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急于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真空，更是无所顾忌。克林顿总统明确强调军事力量是维护美“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手段，对美“战略取得成功至关重要。”[1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插手世界及地区事务，动辄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制裁，恣意侵犯别国主权，甚至公开推行新的军事干涉主义。美国国外驻军在欧洲仍保持10.9万人，在亚洲保持10万人，在中东保持2万人，并正在世界主要战略地区建立浮动武器库。美国空、海军还实行全球到达战略的作战方针，频频对外用兵。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的1946年到1989年，美国对外动用军事力量约125次，年均2.8次；而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至1999年6月，美国则对外动用军事力量高达46次，年均5.4次，出兵的频率远远高于两极格局时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经济本质就是掠夺。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20多，但却消耗着世界1/4的资源和能源。地缘政治之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说：“我们这个地球太小，它只能为一个国家真正提供足够的空间。”[13]1994年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辞世前不久写的《超越和平》中说：“漫长的和平时期往往是发展缓慢的时期”，“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大多是战争时期的总统。我们生产力的急剧提高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都发生在战争时期。”[14]不难听出这位美国前总统对战争的真诚怀念和虔诚的颂扬。

列宁曾明确指出：“战争并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在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方面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与和平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形式。”[15]当今世界，是国际金融资本逐渐形成垄断的时代。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必须获取巨额的金融垄断利润。巨额的金融垄断利润，必然孽生出企图统治全球的野心勃勃的霸权主义。由于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遥遥领先，特别是高科技武器使美军在对弱小国家作战中，可以少死人甚至零死亡，这便使美国发动战争的门槛降低，使美国动武倾向有所发展。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政府即推出“克林顿主义”。这一“主义”的提出表明：一是美国重大安全利益的范围扩大到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二是美国可以用战争行动解决所谓“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三是落实“克林顿主义”可以不受国家主权和联合国的限制。这说明，美国的军事战略更具侵略性、进攻性和危险性。外电还纷纷报导美国白宫已制订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为其在一系列所谓麻烦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依据。就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克林顿还特意撰文：“美国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准备承担在任何地方作战的责任。”[16]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仅要维护现有的这种极不平等的经济、消费秩序，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谁要稍有反抗，在用其他方式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即用低强度战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美国已经和将来经常大量采用的手段。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垄断资本在追逐超额利润时的不择手段的扩张性。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存在，就必然决定其根本的经济利益矛盾竞争的最终不可调和性。因此，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这就必然存在战争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而且还总是企图通过战争摆脱垄断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资本主义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持续五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2600多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也只有1700多亿美元）。这次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了46.2％，居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冠；大批企业破产，美国有140000家以上，德国为60000家；国际贸易急剧萎缩，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比1929年缩小了2/3，其中德国下降了76％，美国为70％，成千上万工人失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美国采用“罗斯福新政”，清理、整顿银行，防止挤兑风潮；停止金币流通，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贬值；兴建“公共工程”，调节劳资关系；对七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控制，“消灭”农产品过剩；除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等。“罗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约35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这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数十亿美元。但是“新政”中得到好处的是大垄断资本，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新政”未能消除美国的经济危机。德国在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更换了四届政府，最后捧出希特勒，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则大肆进行侵略扩张，以寻求摆脱经济危机之路。希特勒的下场众人皆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且成为最大的战争暴发户，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除两面大做军火生意直接赚钱外，还凭借“租借法案”，扩大军火销路，为其过剩的农产品打开市场。美国的出口在战时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两倍；其工业生产，在战争高潮的1943－1944年期间，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有一半以上被掌握在美国一国手中，当时的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1/3，并把世界黄金储备的3/4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库之中。[17]

已经到来的21世纪将是高新技术大发展、知识创新大发展和全球经济大发展的世纪，但是这种大发展只是掩盖而绝没有改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调节而绝没有消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迟而决不可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惩罚。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1986年6月间说过：“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不容我们对未来十分乐观。……危及民主和和平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仍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多年来困扰南方和北方的大规模失业同样是一枚定时炸弹。”[18]

应该看到，当今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基本的还是东西、南北两大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南北问题。从这两大问题中，又派生出其他一些问题。

首先，南北之间、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1999年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曾撰文指出：“在过去的15年中，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减少，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又把大约1.5亿人推入贫困之中。”[19]现在，世界上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已达13亿人，有人甚至估计达20亿人。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说：“从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是原来的50倍。”但是，这些巨大收获的分配却十分不均。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别从1960年的30:1、1991年的61:1扩大到1997年的82:1。[20]世界上前3名巨富的财产，居然超过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21]在当今美国，财富的两极分化也是史无前例的。占人口总数1％的巨富者拥有的财富比92％的人口拥有的财富还要多。美国45％的人还不如计算机企业家比尔·盖茨一个人拥有的财富。[22] 有人说，尽管全球范围内贫富悬殊仍在扩大，但是最贫穷者生活水平相应也有很大提高。事实绝不是这样，这种说法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便是有意的粉饰。1998年9月30日，德国《商报》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目前非洲的人均收入仍然比1980年的水平低25％。”“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经济政策，非洲国家重新达到70年代中期的收入水平可能需要约40年时间”。[23] 1999年8月号的美新署的《经济展望杂志》也说：“到90年代中期，非洲的实际人均收入比1965年的水平下降14.6％，多数非洲黑人的境况比刚独立时还差。”就是在当今世界最富有的美国的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也在绝对贫困化。“从1969年至1997年，即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迅速增加的时期，从25岁到34岁的白人男性中学毕业生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中等收入下降了将近30％”，“1997年他们的收入低于众所周知的、工资过低的欠熟练黑人工人在大约30年前的收入”。[24] 1997和1998年，“人口中最贫困层的10％的人群的实际收入比1979至1996年工资较高时期下降了18％。”[25]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在20世纪初，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还比较有人情味。那时垄断企业被分割，是限制的对象。今天共产主义的挑战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真正的丑陋面貌也就暴露出来了。”[26] 欧洲一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年纷纷较大幅度削减公共福利就是例证之一。有压迫、有剥削、有两极分化就必然有反抗、有斗争、有革命；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化，就必然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严重下降、市场严重萎缩和最终的经济危机。当经济全球化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肆意扩张，使全球各种矛盾特别是最主要的矛盾双方无法共生存之时，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到来。

其次，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潜伏的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如前所述，应当看到，美国经济仍有很大的潜力，近几年可能仍是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一是美国股市已有严重的泡沫成分。1983年道·琼斯指数只有1000多点，当时19％的美国人持有股票。1992年1月达2000点，10年间才增翻一倍。但从1992年后直线攀升，1998年6月间达到1.1万点，6年间上涨了5.5倍。持有股票的家庭占48.2％。到1999年的中期，其股市价格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80％，而1929年美国金融大危机的前夕，其股市价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美联储多次提高储蓄利息，想挤压股市价格的泡沫成分，但收效不大。更多人持股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但是，若股市崩溃，则会使更多人受害，会使社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动荡。二是1994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有近3000亿美元。三是美国有近6万亿的内外债。1997年，美国的国债已达到5.4万亿美元，1997年财政年度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高达245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拥有的资产总值为5.46万亿美元，美国在海外的资产则为4.24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美国的净外债已达1.22万亿美元，[27] 四是美元具有国际货币的性质，有2/3近3000亿美元在境外流通，若遇金融货币危机，人们将会纷纷抛售美元。五是近几年美国消费者掀起借贷消费热潮，美国家庭现在的全部债务几乎占全部可供支配的年收入的98％，而80年代只占80％。私人部门储蓄率下跌，1999年第二季度储蓄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5％。六是企业效益下降。美500强企业1998年效益下降1.8%，而飞机制造、农业设备、石油化工、军工部门则下降了30％左右。公司借债用于回购股票和兼并收购数字十分庞大。金融机构的债务由1989年的2.4万亿上升到1999年的7万亿美元。七是财政预算盈余水分大。美国1998年财政盈余500亿美元，但实际是运用了145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部门的资金。这笔钱本应用于美国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在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金，却被美政府用来冲销其1998年的财政赤字。八是到2010年前后，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美国人将陆续退休，他们将成为较庞大纯消费群体，而其养老基金被政府挪用能否归还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基于此，能不能说，美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内，必然会遇到严重的问题呢？2000年4月4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市的纳指曾大跌575点，跌幅达13.6%，创造了纳指跌点和跌幅之最。[28] 世纪之交，美国股市几次剧烈动荡，这正是美国潜伏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具体表现。美国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近30％。美国经济出了大的问题，也必将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带来严重的后果。战争往往与经济危机相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在世界性范围内的某些便于转嫁危机的地区引发战争，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当然，那时想通过战争以摆脱经济危机者有之；想通过战争去填补其他大国衰落后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真空者有之；同样，想通过正义战争去维护民族权益和争取民族独立者也同样有之。

第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正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历经种种劫难依然在曲折中继续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继续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永恒性，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无时不想摧毁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本质是要和平的。共产党人绝不是西方所说的“好战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便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29]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共和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在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经过几年包括战争相加的生与死的较量，社会主义苏维埃逐步站稳了脚跟，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与苏维埃国家“共处”。但这种共处一直是不稳定的。鉴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帝国主义，列宁又同时认为由暂时的相对均势状态而形成的和平共处极不稳固，很难持久，因而和平共处原则只能是一种策略步骤。“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30]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戒备帝国主义者的入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政府在1954年适时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但是帝国主义者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威胁。1989年6月，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31]1989年9月，邓小平又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32]按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构想，1999年，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战而胜”。按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构想，“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大失败”，“支配21世纪的将是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剧变前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确有席卷全球之势，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但是，按照西方强国开出的“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加上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贫富悬殊的进一步加剧，近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和幻想日益动摇和破灭，并促使更多的人回归马克思。特别是几个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顶着苏联东欧的剧变浪潮的冲击，不但巍然挺立，而且进一步发展壮大。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还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有的已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这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当年所没有料到的。近几年，有“见识”的西方政治家又在重新忧虑共产主义的卷土重来。

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和中国依然被认为是其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1999年的空袭南联盟的战争，其实质是冲着俄罗斯的。这主要因为：美国担心俄罗斯渡过难关，重新坐大；更担心叶利钦改革彻底失败，俄罗斯重新踏上社会主义之路。苏联解体后，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连续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发展潜力更大。中国还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有能力有资格推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敢于仗义执言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解决众多的国际争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是美国把中国视为实现其独霸全球战略、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张到全世界的最大障碍。毫无疑问，我们愿意实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和平共处，也正主要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做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要和利用中国的大国地位，因而与我们有协调合作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会十分清醒地看到，西方国家与中国协调合作是有限的。因而我们不会自我麻痹，更不会屈从于西方国家的压力，接受无限协调合作而有损于中国发展与稳定的苛刻条件和无限要价。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3]

1991年6月，在谈到海湾战争问题时，江泽民同志强调：从整个国际形势来讲，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总是无时不想摧毁我们。江泽民同志的话意味深长。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本质上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它们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因此他们在本质上从来就认为“美国和中国永远不可能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34]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内部在摧毁社会主义中国的手段上不少人主张以遏制，即封锁、制裁、恐吓甚至必要的干涉为主，有人主张以接触，即“和平演变”为主，有人主张采取“接触+遏制”、“接触而不抱幻想”的政策。具体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手段有分歧，且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但是在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原则和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不会改变的。美国总统大选前，其候选人往往对华采取“强硬”姿态，绝决不仅仅是其竞选需要，而且更是他们敌视中国本质的显现。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十分清楚中国不仅现在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伦敦战略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杰拉尔德·西格尔的话来说：中国“确实被高估了”。中国在经济上“对世界，特别是对亚洲以外的世界来说无关紧要”；“中国在军事上是个二流国家”，“它远没有同美国较量的能力。”[35]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竟敢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什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并加强对台军售与军事合作，企图向台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通过所谓的智囊机构宣称，若台宣布独立，美可能卷入两岸军事冲突。为什么美国竟与日本签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和美日联合研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巩固美日战略同盟，试图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核心，建立美日韩“亚太战略联盟”这样一个“小北约”。为什么美国与澳大利亚重订同盟条约，使美军重返菲律宾，获得使用新加坡军事基地的许可，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军事演习从不间断，并不断挑唆一些国家在中国南海制造事端。为什么美国在印度洋拼命填补原苏联留下的真空，试图建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以瓦解所谓“俄－中－印轴心”的假想反美联盟。为什么美国对中亚一些国家和蒙古加紧进行军事渗透，并纷纷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加大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1997年5月26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重视亚洲，旨在建立“中国包围圈”。这也充分说明美国无论接触派还是遏制派，其根本目的是共同的，即是想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想把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强国特别是美国的附庸。冷战结束后，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首先在美、日等国家的新闻媒介中出现，而后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究其目的，一是掩盖它们自己争夺区域和世界霸权的图谋；二是制造借口，妄图用武力“遏制”中国的发展，进而“遏制”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的存在和复兴。

第四，军备竞赛再度复兴。战后，美、苏两国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军备竞赛，使美苏的军事扩张都极大地超过了必要的程度。美苏争霸，带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增加军费开支。1949年世界军费总额约为2000亿美元，到1988年已多达10800亿美元，世界军费平均每小时开支1亿多美元。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增加特别是美苏的军备竞赛直接导致了许多局部战争的发生和加剧，而且孕育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苏联和华约解体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军费一度曾有所减少，但随着世界新格局的显现，特别是1999年北约侵南战争的爆发，促使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防开支。目前世界上出现了新一轮加速发展军备的新动向。美军虽减裁了一些常规部队数量，淘汰了一些陈旧的武器，从1991到1995年，美军费平均递减率为5.7%。但提高军备质量的势头却在加强。美军增加了海、空军力量，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限额内，尽可能地保留了生存能力较强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继续更新更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并在加速现代高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方面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为有效对付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威胁，美国防部专门制订一项为期15年、投资500亿美元的“导弹防御体系”预算案。近几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和扩充军事人员的预算又呈逐年增多的趋势。1999年美国的实际军费开支为2879亿美元，相当于欧盟、俄罗斯以及中国军费总和的1.5倍。1999年10月美国总统批准2000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额为2888亿美元，比1999财年增加120多亿美元，实际开支将达到3000美元。[36] 今年2月7日，克林顿在向国会提交的2001年度国防预算中，又将国防开支增加了165亿美元，达到3054亿美元，恢复到“冷战”时期水平。另外，克林顿还批准今后6年国防预算总额增加1120亿美元。其2000年度的预算即包含着1982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军饷增长；“人员优先”计划在要求增加的1120亿美元预算中占365亿美元。[37]

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75%的部队、50%的武器装备、80%的战略核力量、70%的军工企业。尽管俄经济十分困难，但其在裁减数量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拨出军费，以建立一支与俄罗斯大国地位相称的职业化、现代化的军队。1999年10月，俄新军事学说出台，特别强调“保持核大国的地位”，重提俄武装力量必须保持在“够用的水平上”，以“遏制对俄联邦及其盟国的侵略”。叶利钦二度出任总统后，明确要求将军费开支的最高限额控制在占GDP的3.5％以内，北约入侵南联盟后，俄有关部门建议2000年度军费上限提高到占GDP的5.5％以上。

欧盟各国军费开支也纷纷回升。日本军事力量猛增。它屡屡突破宪法的规定，不断提高军费比例，1995年日本军费近500亿美元，军事开支占世界第二位，海军力量居亚洲第一，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日本1996年至2000年军费预算将高达2500亿美元，其2000年的防务预算将比1999年增加1.6％，日本实际上已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在1999－2000财年，东盟国家的防务开支总额增至200亿美元，比冷战时期增加了4至5倍。1999年韩国增至170亿美元；2000年2月29日印度财政部长宣布，印度下个财政年度（2000至2001））的国防开支预算为约合136.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比上个财政年度增加了28.2%。这是印度有史以来军费增加最多的一年。台湾年军费已达120亿美元，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又增添“补充预算”。据2000年3月1日《解放军报》报道，1979年至1999年，台湾当局仅从美国采购的武器装备就达250多亿美元。在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的军备费用也在纷纷增加。

第五，核化生武器威慑力量加强。自从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实验室问世以来，美国用于核武器的总开支已达5.5万亿美元。从1946年至1996年，美国用于核武器的开支占军费总开支的29％，几乎占政府全部开支的11％，美国人平均每人承担了21646美元。[38] 美俄核裁军谈判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各国并没有因此停止核武器现代化的步伐。美国不顾违反国际禁止核试验条约精神和多方抗议反对，于1997年7月2日进行一次代号为“反弹”的“亚临界”地下核试验，截至1999年11月9日，美国曾进行8次这样的核试验，以完成耗资总值为400亿美元的“不具爆炸弹头”的核试验计划。即使如此，美参议院于1999年10月13日通过投票，也拒绝批准克林顿政府签署的、已有全世界154个成员国参加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各核大国特别是美俄都把陆基洲际导弹核武器系统的重点，放在发展机动导弹，以增强其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积极发展隐形战略轰炸机、巡航导弹，增强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不断改进和完善现有的战略武器系统，以使其更安全、可靠和精度更高；积极发展新一代小型核武器，主要有中子弹、冲击波弹、感生幅射弹、钻地弹等。其中中子弹在爆炸时产生大量高能中子辐射为杀伤因素的低当量小型氢弹，可以有效杀伤敌方战斗人员，特别是集群坦克和装甲车中的有生力量，对附近的建筑及其他设施破坏作用很小，美、法、俄已先后研制成功。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核化生武器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据估计，在最近10年中，可能有20-3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目前已有30个国家拥有化学武器，10个国家有能力部署生物武器。随着掌握核、化、生武器国家的增多，常规局部战争的核、化、生阴影就更加明显。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各有核国家又不敢也不准备轻易使用，但是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始终是现代常规战争中有关国家的威慑手段。美国这样一个核大国，始终不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1962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针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一事曾在电视里发表重要演说中说：“我们不会过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决不畏缩。”海湾战争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对多国部队进行化学武器威慑。美国前副总统警告说：假若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英国首相梅杰也发出了相同的核威胁。在普京任俄罗斯代总统批准的《俄联邦安全会议1999年10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构想》中明确指出：“在必须对付武装侵略时，在解决危机局势的所有其他措施已经用尽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动用俄罗斯现有的各种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39] 世界上现有核武器的爆炸总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60万倍，全球俄、美、法、中、英五大核强国共拥有核弹头3.6万枚，约有2.2万枚还处于运行状态。仅美俄两国掌握的全世界核武器库中95%以上的核武器都有毁灭对方40-60次的能力，并可以把地球毁灭十次。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使企图成为正式核大国的印度受到鼓舞，也将使更多处在核门槛的国家仿效印度。另外,美国在冷战时期至少在23个国家贮存过12000件核武器。[40] 又有谁能说，美国现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贮存核武器呢？美国的NMD和TMD研制计划，将打破世界战略力量的旧有的平衡，进一步刺激战略核武器、导弹武器及太空武器的竞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将是对世界和平的新的严峻挑战。

第六，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暴露激化。两极格局解体后，因美苏争霸而压抑、掩盖的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原有的制衡因素的消失，日益明显暴露。如一些新诞生的民族国家按照民族归属提出重新划分疆界要求，目的是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地理和政治版图，有的则变成用武力修改疆界的实际行动，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宗教矛盾也更加公开和尖锐，一方面是宗教与非宗教矛盾，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甚至发动圣战建立宗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宗教内部派别因对教义解释不同引起纷争。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派别和权力斗争加剧。一些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争端突出。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十分稳固，且主导着各种超国家的国际组织，限制着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而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在不断分裂出新的国家。1990至1998年，全世界每年有3.1个国家出现。美国原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未上台之前，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曾：“如果我们摸索不出一些不同各族能在一个国家和睦相处的办法来，……那么，未来世界将会有五千余个国家，而不是现在的一百多个国家。”[41] 这些新国家的出现，是各种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激化的结果，也是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不断衰弱的重要标志。不断弱化的国家非但解决不了旧有的问题和矛盾，而且会使新的问题和矛盾也接连涌来。新老问题和矛盾的交织，不仅酝酿着纷争，甚至酝酿着战争。

综合以上六点，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人类有很多制止战争、争取和平的有利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是国际关系中也潜伏着许多新老动荡的因素，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整个世界也有可能极不平静。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整个国际形势紧密相连。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积弱积贫，屡受侵略，内乱丛生，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周边安全环境存在着诸多不稳定、不安定、不确定因素，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首要的是企图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活动猖獗，“藏独”、“东突独”特别是“台独”势力膨胀，活动空间增大，气焰日渐嚣张，出现一些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危险动向，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其次，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仍存在着较大面积的陆海疆域争端，那些在非法侵占行动中获取既得利益的国家正谋求使其侵占行为固定化、合法化，有的还加紧对中国海洋资源的掠夺，同时还纷纷扩军备战，力图使双边性质的争端“国际化”，以在其背后的超级大国支持下，形成联手对中国的局面，使我们维持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斗争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再次，邻近中国的一些地区性热点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周边的某些强邻未来政治、军事走向尚有不少未知数。第四，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综合国力逐渐在增强，加上我们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便使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又从心里十分惧怕和仇视。正因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是在欧洲腹地，而是在亚洲，在中国周边的朝鲜和越南，不惜耗费其国力，直接出兵，打了两场较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周边环境有着十分有利的一面，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我无举国迎敌大规模全面反侵略战争之虞，但是我们也应同时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周边在某些方向上面临着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且目前这种可能性正呈增大的趋势。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

美国颇具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夫妇的一部重要著作，即《未来战争》。该书扉页上引用了托洛茨基这样一句话：“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42] 其夫妇在该书中甚至预言：“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未来战争和反战争都在其中进行的竞技场，即21世纪的全球体系。”[43]

白云苍狗，今是昨非。当人们迫切盼望和平与发展的时候，是否还应记住：当今世界，战争仍然是困扰着人类社会，同时也是困扰着社会主义的梦魇？

（谢谢关注，未完待续）

注释：

[1]《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3页，八一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4]《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11页，八一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344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页。

[7]《世界上1/3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联社华盛顿1999年12月29日英文电。

[8]（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8页， 1983年，商务印书馆。

[9]（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8页， 1983年，商务印书馆。

[10]（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8－469页， 1983年，商务印书馆。

[11]（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69页，1983年，商务印书馆。

[12] 武桂馥主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第139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

[13]（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475页，商务印书馆，1983。

[14] （美）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第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1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页

[16]《全球安全面临的挑战》，1999年12月22日，英国《简氏防务周刊》。

[17]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第227、250、279、284、286页，北京出版社，1984。

[18] 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第82页，时事出版社，1987。

[19]《穷人的境况》，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5－6月号。

[20]《人文发展报告》，路透社联合国1999年7月12日英文电。

[21]《另一个世界》，阿根廷《号角报》，1999年7月1日

[22]《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第20页

[23]《尽管有国际援助非洲的贫困化仍在加剧》，德国《商报》，1998年9月30日。

[24]《使强劲经济受损害的五个问题》，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1月4日。

[25]《美国：在繁荣的光环笼罩下贫富差距拉大》，日本《世界周报》，1999年11月16日。

[26]《2020年构想》，日本《每日新闻》，2000年1月10日。

[27]《经济日报》1998年7月7日。

[28]《纽约股市剧烈动荡》，《人民日报》2000年4月7日。

[29]《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9页。

[30]《列宁全集》第40卷，第78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34]《中国的愤怒不仅限于大使馆被炸事件》，美国《今日美国报》，1999年5月17日。

[35]《中国重要吗？》，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年9、10月号。

[36]《199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人民日报》，2000年2月28日。

[37]《1999－2000年度军事力量对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部分）新华社伦敦1999年10月26日英文电。

[38]《美国进行亚临界核试验的战略意图》，新华社华盛顿1999年11月12日电。

[39]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1999年12月3日。

[40]《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2月14日。

[41]（美）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的战争》第285页，1996年，新华出版社。

[42]（美）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的战争》扉页，1996年，新华出版社。

[43]（美）阿尔文·托夫勒等：《未来的战争》第294页，1996年，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