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隔30多年后，张萍终于和自己的亲生母亲拥抱在了一起。自从1岁多时不慎走失后，她被辗转送到了福利院，后来被一对荷兰夫妇收养，并被带到荷兰、美国生活。如今的她已经硕士毕业，成为了一名城市建筑工程师，还嫁给了一个荷兰小伙。
这期间，张萍的亲生父母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女儿。成长在异国他乡的张萍，也因为长相的差异，意识到自己是领养的，一直想要寻找自己的亲人。最终，一家人得以团圆。
但并不是所有跨国收养的孩子都像张萍那么幸运。
同样是在今年，有媒体爆出，15岁华裔女孩奥利维亚在2004年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就在大家都羡慕她从此要过上好日子时，等待她的却是家务、地下室、狗链、殴打……直到奥利维亚不堪忍受，徒手挖穿了一面墙壁“越狱”，直挖得双手鲜血淋漓，伤口深可见骨……
这两个案例可能有些极端，但确实可以看出跨国收养在人身安全、身份认同上带来的影响。诚然，我们要对有关国家政府、收养家庭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愿望和爱心表示感谢，但随着9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调整跨国收养政策，意味着向外国敞开的这扇收养大门，也到了该关上的时候。
16万中国儿童由外国领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12月29日颁布，1992年4月正式实施。彼时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底子薄、基础弱，年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普通家庭的生活条件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健全，无法充分保障所有孤儿得到必要的关怀与健康成长的环境，再加上重男轻女等旧思想作祟，放开跨国收养成为应对部分孤儿安置问题的一种现实选择。
2024年5月19日至25日，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在四川省眉山市顺利举办两期收养评估培训班。CCCWA
得益于中国政府和儿童福利机构，尤其是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的努力，中国的跨国收养成为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成熟、最受信任和欢迎的项目之一，这也是许多外国人选择来中国收养孤儿的原因之一。美国收养中介机构“新的开始”(new-beginnings.org)就写道：
“许多家庭选择中国收养项目，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预测和无腐败的过程。”
据路透社报道，1992年以来，已有超过16万名中国儿童被世界各地的家庭收养，其中美国家庭收养了接近一半，大部分是女孩。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今年7月19日的微信推送，本世纪以来，被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儿童共有82658人，同一时期美国人领养的外国儿童总数为282921人，中国占总数的29.2%，人数超过排名第二的俄罗斯(46113人被领养)与危地马拉(29807人被领养)的总和。
也就是说，美国是收养中国儿童最多的国家。收养人中，不乏杰夫·贝索斯、梅格·瑞恩和伍迪·艾伦等名人。
美国为何如此热衷从中国领养儿童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西方国家的国内收养政策极为严格，相关的程序繁琐且费用高昂。与此同时，可被收养的弃婴和孤儿数量有限，这就催生了庞大的到海外收养孩子的需求。
其次，依据这些国家的法律，被收养儿童与其亲生父母之间的联系被予以高度重视。例如在美国，法律规定即便是在收养多年之后，如果亲生父母希望重新取得孩子的监护权，他们通常也会被赋予优先权。
此外，美国国内等待收养的儿童往往来自于问题家庭，包括但不限于毒品滥用者或性工作者的后代，这些儿童可能伴有健康问题或心理创伤。基于这些因素，许多有意收养的家庭将视线移向了国外，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健康婴儿(尤其是女婴)，而且收养过程更为经济和简便的国家，如中国的孤儿院。
当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收养一个孩子都是一项严肃的重大决定，这一过程不仅繁复，还伴随着长时间的等待——通常需要数年之久，且收养费用动辄达到数万美元。如果不是具备足够的耐心、信心与爱心，很难设想会有如此多的家庭愿意远涉重洋，前往国外收养儿童，尤其考虑到其中不乏患有先天性残疾或其他健康问题的孩子。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间，跨国收养总体而言为许多失去亲生父母的儿童在异国他乡带来了家庭的温暖与关怀。
跨国收养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然而，跨国收养毕竟并非长远之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远涉重洋，去异国他乡感受家庭的温暖。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显著减少了孤儿的数量。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孤儿人数为54.9万，而至2023年底，这一数字锐减至14.4万，十年间减少了超过73%。
民政部于2019年1月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显示，社会散居孤儿占孤儿总数的约80%，而在儿童福利机构中集中养育的孤儿则占剩余的20%。截至那时，全国共有1217家儿童福利机构，较2008年增长了四倍多，床位总数已超过10万，总体上满足了集中养育孤儿的基本需求。
诚然，中国目前依然会遇到婴儿被遗弃或无人照料的情况，主要原因往往是这些孩子存在身体上的缺陷。不过，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减少。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大大降低了新生儿的残障率，同时，关于性别的传统观念也有了很大改观，因为经济原因或性别偏好而大量遗弃健康女婴的现象已经很少了。
2007年3月7日，西班牙夫妇带着他们新领养的中国孩子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散步 CNN
由于遗弃的数量减少，我国每年的孤儿收养案例数也在快速下降。2018年全国办理的收养登记为15143例，仅相当于2009年办理量的34%。到了2022年，全国收养登记的孤儿数量更是进一步降至8432人。这一趋势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遗弃儿童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少，家庭主动送养的意愿也随之降低。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14年至2018年的5年间，全国共计完成了97819例收养登记。其中，中国公民收养85581例，占全部收养登记的87.5%;外国人收养12238例，占总数的12.5%，这其中绝大多数(95%，11468名)为外国家庭收养的残疾儿童，其余5%则主要是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在国内未能找到合适收养家庭的儿童。
“这说明我国坚持了国内收养优先，涉外收养作为国内收养的有益补充，在帮助难以实现国内收养的儿童经由收养回归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介绍。他还补充指出，国内收养呈现出一种新的积极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收养轻度残疾或已经病愈康复的孤弃儿童。
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内民众收养孤儿的愿望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调整跨国收养政策，停止向国外送养儿童的做法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时至今日，跨国收养在中国已经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留在国内，才最有利于孩子们的福祉
中国收养法颁布30多年来几经修改，中国的跨国收养政策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之中。
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公告，提高了对外国养父母的资格要求。2017年，为进一步规范国际收养流程，中国再次提高了外籍收养人的资格门槛，新增了包括家庭规模及收养间隔时间在内的多项限制条件。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正式实施，对跨国收养中介组织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起，中国暂停了跨国收养活动。直至2022年和2023年，这一计划才开始有限度地恢复，但其规模相较于以往已大幅缩减。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2023年仅有16起从中国完成的收养案例，而相比之下，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这一数字每年大约维持在2000至3000例之间。
暂停跨国收养的原因，还包括对儿童贩卖以及其他形式系统性虐待的担忧。必须承认，在过去确实存在儿童贩卖和非法收养的案例，这些事件的恶劣影响还因其涉外性质而被放大。2006年，《华盛顿邮报》详细报道了湖南省衡阳市的一起儿童拐卖案件，并指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收养法规导致了一个活跃的非法买卖儿童市场的形成”。
这种对跨国收养潜在风险的担忧并非孤立现象。韩国也曾曝出政府运营的收容所通过将婴儿贩卖到海外牟利的丑闻，据报道，每促成一次韩国儿童的海外收养，医院就能获得约1600英镑的收益。这一问题在韩国电影《芭比》中也有描绘。
《芭比》于2012年10月25日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韩国少女顺英与美国少女芭比之间超越国境的友谊，并揭开了隐藏在跨国领养这一国际制度背后秘密的故事。豆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强调了跨国收养的复杂性，指出虽然国际收养能够为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一个永久的家庭，但跨国收养系统也面临着诸如儿童贩卖、文件伪造及不道德行为等诸多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为收养中国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成员中唯一尚未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避免更多对跨国收养的过度解读和美化
这些因素，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措施限制跨国收养。2013年，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虐待事件曝光后，俄罗斯禁止了美国家庭收养本国儿童，并明确表示将推动国内收养作为优先事项，旨在保证儿童能够在本国文化和家庭环境中成长。出于对腐败、儿童贩卖以及不道德收养行为的担忧，罗马尼亚、危地马拉、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相继禁止了跨国收养。出于人口安全考量，以色列亦禁止了跨国收养本国儿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逐步减少了国际收养的数量，并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国内收养的政策，以期摆脱“儿童出口国”的标签。当得知中国停止跨国收养的消息后，在丹麦被收养的韩国人彼得·莫勒对此表示欢迎：“事实证明，跨国收养在捐助国和受援国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类收养对被收养者及其亲生家庭都造成了伤害。”他对《纽约时报》说。
今年1月，出于对伪造孤儿身份文件的关切，丹麦关闭了其唯一的海外收养机构。随后，荷兰政府于5月宣布将不再允许本国公民从国外领养儿童。与此同时，挪威的最高监管机构建议，在针对数起案件展开调查期间，两年内暂停海外收养活动。
被置于远离故土、文化迥异的家庭中收养，导致许多被收养者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这触及到了公民身份、归属感、民族主义情绪、性别与种族政治等一系列最为触动人心且具高度政治色彩的问题。”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周云(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
荷兰社会党议员范尼斯彭(Van Nispen)也表示，经过多年的观察，他逐渐认为从国外收养儿童并非是一种可持续的儿童保护方案，将儿童带离其出生地未必总是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在其本土环境中成长或许更为健康。
根据我国最新调整的跨国收养政策，今后不再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唯一的例外是血亲收养子女或继子女，这也是践行“国内收养优先”这一国际社会的共识。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中国的这一决定“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这具体指的是《海牙跨国收养公约》中所确立的原则，即优先考虑在国内范围内安置孤儿，尽量让儿童能够在自己的出生国成长。中国的这项决策体现了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共识，即确保跨国收养过程的透明度、道德性和符合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
对于“受援国”来说，跨国收养也时时触动着敏感的神经。一方面，一些被收养的孩子在国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固然令人欣慰;但另一方面，这些个案也常常被别有用心者过度解读，用作吹捧美国的物料，读来仿佛十几年前的《读者》或者《故事会》;更有甚者，他们甚至杜撰出“外国父母爱孩子、中国父母遗弃孩子”这样的极端观点，从而引发关于中西方家庭教育、文化差异等方面的争论。
总而言之，是时候彻底停止将中国儿童送往国外收养了。与外媒刻意歪曲的解读不同，这并非出于民族主义或所谓“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而是为了避免更多可怜的孩子被迫远离故土。从根本上讲，孩子应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得到来自亲生父母或国内抚养人的关爱与教育。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只有我们最能体会他们的需要，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进而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