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12日电(记者王立彬) 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近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记者从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正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的“人类污染图”。

　　据了解，中国正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深层样品来自1米以下，基本代表未受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学背景;表层样品来自地表25厘米以浅，是自然地质背景与人类活动污染的叠加。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得出重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

　　作为国土资源大调查重要成果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项，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

　　研究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与人类污染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元素在土壤表层明显富集并与人口密集区、工矿业区存在密切相关性。与1994-1995年的采样相比，土壤重金属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并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

　　据介绍，从1994年开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等机构就对全国土壤51个化学元素进行监测，1999年开始对中国东部农田区54个化学元素进行填图，2008年又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地球化学基准网，对含78种元素的土壤81个化学指标进行探测。数据显示，重金属等污染物指标在大的流域及局部工矿业和农业区上升较快。

　　地质学家指出，土壤一旦被污染，通过自净能力完全复原周期长达千年。为了人类健康，必须持续加大对污染行为监管和惩治力度。对已被污染土地，要把污染源搞清楚并加以切断。土壤污染物不仅有重金属，还有大量有机污染物。国土、地质、环境、水利等部门要通力合作为大地“排毒”。

　　(原标题：中国正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附文：

湖南大米镉含量超标调查：土壤污染由来已久

来源：时代周报

高映标 制图　　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湖南攸县

　　在湖南，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大量的工厂、冶金场和矿场的附近，坐落着大量的稻田。湖南是中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和重化工业云集，有色冶金、化工、矿山采选等行业占到全省工业的80%以上。

　　而现在，由于重金属污染而引发了生态灾难，这场灾难的后遗症在水稻种植上的影响正在凸显。

　　自湖南大米被曝光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以来，湖南的大米制造商和农民成了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但有关方面至今也未找到镉污染的来源，尽管湖南境内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由来已久。

　　其实仅在此次湖南攸县的大米被查出镉含量超标，位于株洲市的攸县，其几年前就是重金属污染企业的灾区。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以前的氧化锌厂等重金属污染企业，早给攸县的环境污染留下了欠债。

　　此次攸县大米被查出镉含量超标，也仅是当地土壤污染的一个缩影而已。

　　磷肥说引争议

　　对于此次被查出来的大米镉含量超标，尽管攸县方面并未指出污染源于何处，但湖南省官方则表示可能是因不合理使用磷肥造成的污染。

　　湖南省环保厅法制宣传处处长陈战军对媒体表示，环境背景中镉不超标，湖南攸县及衡东县为何会生产出镉米?他说“我倾向于认为是肥料带入的”。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与工业污染相比，由不合理施用磷肥造成的污染，同样值得重视。

　　作为最常用的三大化肥之一，磷肥被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其主要原料是磷矿石，天然伴生镉，每千克磷肥中的含量从几毫克到几百毫克不等。

　　“但在湖南的农业生产中，这一标准未得到有效的落实。”童潜明公开表示，“在湖南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从化肥店买来成袋的复合肥，按每亩地一袋(50公斤)的传统习惯施用，而非根据土壤的实际肥力调整。”

　　按照童潜明的说法，湖南为了增产，会大面积使用磷肥。磷肥施到田里去，镉不断累积，一定程度后，就会导致土壤的镉含量超标，最后引起农作物的污染。

　　相对于湖南省方面磷肥带来土壤污染的说法，外地学者则认为大米中镉含量超标，其根源在于土壤被污染。

　　浙江省农产品安全标准与检测技术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朱诚教授表示，大米镉超标，根在土壤遭污染。“水稻具有大量吸收镉的特性。重金属造成的水源与土壤污染后，水稻种植在污染土壤中，通过根、茎、叶的吸收转运到籽粒中，引起大米中重金属的积累。”朱诚表示。

　　在攸县官方的通报中表示，镉超标大米原材料均收自当地农户，企业周围10公里内无重金属企业。

　　对于此说法，朱诚则认为，周围10公里没有重金属企业也不能排除土壤污染，还得排查灌溉水源等是否被污染。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敬国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大米镉超标主要原因是土壤污染”。

　　王敬国称，不排除这种可能，湖南省的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底值要高于其他地方。加之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和排污，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就会更严重。

　　重金属污染警告早已敲响

　　多年前关于湖南大米镉超标的预警已频频响起，但官方没有予以重视。2008年的一份《地质通报》称，洞庭湖区晚稻米镉超标41.67%，蔬菜镉近乎全都超标。

　　而一份有关湖南稻米污染问题的《风险评估》更表明，“研究人员在湖南抽取了112份大米样品和稻谷样本，测定其中砷、铅和镉等重金属含量，样本覆盖了株洲、湘潭、衡阳、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和常德等10个市，样品大米中镉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仅占64%。”

　　这份报告的全称是《湖南市场和污染区稻米中砷、铅、镉污染及其健康风险评价》，由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和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4家机构在2010年共同完成。

　　此项研究还专项选出了10个当地有冶炼区域的地方，比如衡阳常宁市、株洲清水塘等地区。结果显示，这10个地区中大米样品的重金属污染率达90%以上，糙米的铅含量平均值超出国家标准4倍，谷壳的铅含量平均值相当于国家标准的近6倍。”

　　尽管攸县官方的通报称大米镉含量超标企业周围10公里内无重金属企业，但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攸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由来已久，在多年前就是公开的秘密。

　　按照攸县桃水镇一些村民的说法，该镇在数年前就存在不少提炼重金属的小作坊，后来被迫关闭。甚至包括一些氧化锌厂。

　　有熟悉那些氧化锌生产流程的村民透露，在提炼氧化锌的过程，还会产生大量的铜镉渣等附产品。

　　有消息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政府尚未要求关闭氧化锌厂之前，仅桃水镇一个乡镇的氧化锌厂，就有十数家之多。

　　来自攸县环保局的材料称，该县在2012年投入2000万元整治重金属污染，在2013年春节前关闭了24家重金属企业。

　　攸县官方承认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多、规模小，污染相对较重，已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重点地区。为加大重金属污染整治力度，攸县明确下达了“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的工作目标。

　　大同桥善胜村的一位村民透露，前些年攸县仅氧化锌厂就有不下30家。这位村民还认为，这就是贻害子孙的污染项目。当年红红火火的氧化锌厂虽然关闭了，但攸县的土壤污染暴露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治理成本高昂

　　在朱诚看来，解决“镉米”污染根本在于解决土壤污染。但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人体来说，重金属中毒的也只能在几十年后才表现出来，而农田消除重金属污染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

　　此次攸县大米被查出镉含量超标，再次引对发湖南土壤重金属超标治理的关注。回顾这些年的诸多新闻，尤其是近几年的镉和血铅事件，足以表明那些重金属污染的严重性。

　　官方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受到“矿毒”及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2.8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3%。湖南14个市、州中，有8个处在湘江流域，超过400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受到污染。

　　由于长期受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化工厂的污染影响，以株洲市的清水塘霞湾港排污口不远处的老霞湾港河床为例，其在2011年前底泥含镉量最高值达359.8克/千克。

　　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限定值，该处镉含量是该标准的1800倍，底泥含铅量最高值达1827.6克/千克，超标52倍。

　　“十五”规划实施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但在湘江枯水期的5个月，“长株潭”河段镉浓度严重超标。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早已提上议程，湖南省方面准备分10年投资100多个亿来治理，其中第一步就是堵住污染源。

　　为了治理重金属污染，湖南已逐步实施《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下称《方案》)，该《方案》在2011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

　　然而这些治理绝不轻松，以株洲为例，镉污染超标5倍以上的土地面积就高达160平方公里以上，当地在2011年决定试图用400多亿元资金，在最严重的清水塘污染区打造治污样本。然而，仅清水塘区域就聚集了180多家冶炼、化工企业，株洲需要关停、搬迁的企业更是多达175家，在2012年估算需要补偿资金就高达25亿元。

　　这高昂的费用正是株洲市治污的一大心结。根据公开消息，仅株洲市后期治理需要的费用，就需要数千亿元之多。

　　当地官员担心，一旦治污资金不到位导致治污不及时，其直接后果就是株洲以及湘潭、长沙等湘江下游地区都将持续受此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