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5日电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9月29日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航天科技集团、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当前我国转基因问题的性质、形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指示非常重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13亿中国人的吃饭及其安全问题,要靠一大批袁隆平式的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解决。

　　以下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佟屏亚：转基因作物能增产抗虫都是骗人的 林敏根本不懂转基因应该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我一辈子就在这个研究所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材料。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农业!

　　从2004年我就感觉到孟山都在有计划地打入中国。他有几种进入方式,最重要的是人,从企业普通员工到高管人员,从科技专家到政府官员。抓住人才能解决进入。十年磨一剑,以孟山都为首的跨国集团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转基因布局。在跨国公司老板的眼里,中国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种子市场,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农业基地。跨国公司把中国种业纳入全球化战略体系,成为全球化竞争赢得全局性胜利的重要环节。

　　一是寻求企业合作。要占据中国种业市场,首先必须与大型种子公司合作。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公司率先与河北省种子公司、安徽省种子公司合资成立冀岱棉、安岱棉种公司,抗棉铃虫品种引进中国。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种集团合资成立中种迪卡公司,为杂交玉米进入中国铺平了道路。杜邦-先锋公司2002年与登海种业成立先锋-登海公司;2006年与敦煌种业成立敦煌-先锋公司。借此跳板,先锋公司成功地完成了先玉335玉米在东北春播区、黄淮海夏播区和西北地区的布局。

　　二是开展合作研究。杜邦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合作,发挥各自在应用微生物筛选鉴定、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优势,发掘有效防治重要农作物害虫的目标基因,通过鉴定新型杀虫蛋白基因促进抗虫农作物品种的研发和商业推广。先锋公司将利用分子进化、分子育种以及其他的专利性状改良技术进一步开发目标基因,并应用快速性状整合新工艺,将新性状导入高产新品种中,加快新产品的研发速度。2012年10月12日,杜邦先锋与中国农科院签署《农业基础与应用技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育种、农作物抗病虫害和生物技术等基础与应用技术领域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研究。跨国公司把其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机构全部转入中国,把中国作为全球化科研和种业发展基地。

　　三是聘任高级顾问。上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科研人员留学、进修、合作研究的出国潮,受到国际咨询机构和跨国种业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资助,陆续回国的学人多数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学会乃至政府机构任职,有的已擢升院士、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在国家科技政策方面有一定话语权,在社会活动中有一定执行力,甚至能左右媒体的宣传导向。跨国公司通过长期铺垫,进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或资助科研项目,或进行合作研究,或聘任为高级顾问,对加速跨国公司本土化发展,顺利建立进入政治、经济、科研决策领域的链条。

　　四是培养专业人员。杜邦公司在国内重点大学设立“杜邦奖学金”,覆盖全国的十多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每年投入10万美元,累计受资助大学生已达2000多名。2010年10月,通过中国农业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启动“孟山都奖学金项目”,包括孟山都奖学金、孟山都助学金和孟山都最佳论文奖三大奖项,年度奖励金额人民币30 000元,优先资助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别强调学生立志从事农业生命科学与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或实业。请注意,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硕士博士陆续进入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担任要职。

　　跨国种业公司顺利地完成中国了本土化布阵,其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土地种满转基因种子。

　　五是推动转基因渗透到产业中去。由于上述链条,我们国内2011年发布了全国种子发展的意见,以及落实这个意见的规划,这个规划有三个地方把培育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写了进去。它的重点任务是加强生物技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培育转基因品种,十年当中培育若干,其中主要是水稻、玉米、小麦,其他作物一带而过。这个规划没有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就是以农业部科教司一些人为主搞的。现在每年都要下达项目。最近在进行的一个措施就是支持种子企业发展生物育种,5个亿,全国最后申报的种子公司41家,明确规定要是生物育种培育转基因品种,而且建立生物技术研究室。这41家当中多的获得1200万,少的获得600万,这都是有名单的。而且如果说到今年把这1200万花完了,滚动再给1200万,这样滚动三次。这就是稳步的在渗透,不仅是科研单位,中国的主要的水稻为主的企业都进去了。

　　这五项我们就可以知道跨国公司进来以后稳步地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是有钱,都知道这十年当中由张启发带头的十位专家给原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个亿就下来了。生物育种比常规育种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资金,有钱就好办,就能拉拢一部分人。农业部科教司有钱有权。农业部其他部门对这个问题几乎不发言,就是农业部的科教司以及农安会这是直接跟上边联系的,下边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有作物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以前两个为主。我是作物科学研究所的,我们所2005年还没有研究转基因的。等到这一批钱下来以后,转基因水稻成为主持单位,玉米、大豆、稻谷都分配下来。所以现在形成了一个基础,中国农科院是转基因研究的基地。他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集中搞水稻,只要进入中国水稻,孟山都就掌握了全世界的水稻。纲领就是去年和今年有人在谈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如果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搞转基因。所以他的目标跟纲领是非常明确的。

　　为什么科研单位站出来的人不多呢?不是不多,而是不愿意站出来,我如果在位的话我也不说,因为大批的钱都在我这儿呢。

　　转基因有两个软肋,第一个就是所谓“增产”。报纸上老在说转基因能增产、能高产,这是最能唬人的。事实上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它最重要的宣传目标所谓“解决十三亿人的粮食问题”完全是虚假的。有一次在农科院召集的会上,全部转基因专家在坐,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搞一个增产基因,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转基因高产是一个虚假的宣传。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没有任何报道。

　　第二个软肋就是所谓“抗虫基因”。这也是骗人的。实际上孟山都就两个基因,这是专利性很强的。比方说棉花,99年棉虫很厉害,用了孟山都的抗虫基因以后,一个是抗虫了,但是不只一个虫啊,其他虫来了还得打药。水稻有六七种虫子,玉米也有六七种虫子,所以你只转一个基因,这个虫没了另外一个虫可能又来了,各个地方每年都不一样的,所以它是解决不了生产上用农药的问题。

　　了解了这两个软肋,刚才说的问题实际是不攻自破,现在实际上是孟山都控制了美国的一些官员。有人说美国用了转基因,玉米、大豆都比咱们产量高,不能这么说,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中国实际产量并不低,我们现在黄淮海地区种了小麦种玉米,玉米一茬我们比不上他,但是加上小麦我们比他产量高。所以如果用那个理论掩盖,说他们就比我们高,那是虚夸的。

　　到九十年代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以后,我的评价是转基因可以定位各种作物的基因图、可以分子标记,这样跟常规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加快常规育种,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我们常规育种的辅助技术。如果常规技术再加上它就增加了预见性、增加了成功的几率。这是我很明确地提出来的。林敏说转基因是长枪大炮,常规技术是大刀长矛,我当时批评他说你不是干这玩意的,应该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转基因这个玩意百年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但是没有谁做长期的稳定的十年八年的研究,也没有实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社会上把钱弄到基层,转基因几乎把中国主要企业都弄进去了。再过十年下来,恐怕各主要研究单位以至各主要企业可能都有这个倾向。

　　以下为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彭光谦：若转基因不构成任何危害 心甘情愿谢罪

　　转基因问题不光我们在关心，大家都在关心。中央领导是很重视的。我个人觉得转基因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不是搞学术争论，学术争论允许各种不同意见，技术问题也可以慢慢探讨。

　　我想转基因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刻不容缓，也容不得半点闪失。一个是生命安全风险，第二是生态安全风险，再一个是国家安全风险。这三大风险客观存在,显而易见。不是几句狡辩就可以遮盖过去的。我个人荣辱无足轻重。我真心希望我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是一场不必要的虚惊。如果事实证明转基因对国家、民族不构成任何危害,那该多好!要我怎么谢罪都心甘情愿。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切切实实的正日益迫近的严峻挑战。

　　在转基因问题上存在许多谎言。比如说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搞转基因真相如何?有人说转基因提高产量、抵抗虫害、保护环境，这是不是事实?13亿人的粮食问题到底靠谁来解决?转基因到底有没有“内鬼”，有没有利益集团问题?我们转基因要不要纳入立法程序管理，如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如何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希望各位专家指教。

　　以下为中央电视台节著名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崔永元：农业部应精确公布转基因作物种植种类和地区分布以便监督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国家在研究和实验方面加大投入力争领先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而转基因技术的实际应用则不然，一定要慎重，这关乎国家安全和公众的生命安全。

　　法律意义上，也不能将转基因作物简单归于生物学突破和农业新产品，更不能因此为公众质疑设置障碍和为部门利益屏蔽信息。

　　有充分证据证明，社会上的商业化种植和销售规模远远多过农业部发布的转基因作物声明。“黄金大米”偷偷入境和非法实验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质疑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人遭受网络水军的谩骂和围攻。这种行为的一致性和共同化，清晰可见是团队行为，这更让人担心这个利益集团自上而下的规模和危害性。农业部关于国内转基因作物种植种类和地区分布应精确公开以便监督。进口的转基因食品除公布种类和数量外，还应公布批准人员名单和就职岗位，应公布国内重复实验数据和实验程序。应允许第三方和相关部门同时进行实验和公布数据。政府和有良心的科学家及社会人士应该敢站出来，不计个人荣辱，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