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纪委加大了对官员瞒报个人有关事项的曝光力度，特别是6月以来，在对省部级官员的“双开”通报中，8度点出违纪者隐瞒不报个人事项，并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
记者梳理近半年的相关案例发现，官员对本人因私出国（境）、个人资产的隐瞒率相对较高。随着抽查核实比例的提高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官员瞒报个人事项的风险进一步提高。
今年8名省部级官员被通报瞒报个人事项
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在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中，至少有8人被中纪委通报“隐瞒个人有关事项”，包括孙鸿志、廖永远、杨卫泽、赵少麟、王天普、余远辉、周本顺以及奚晓明。
6月15日，中纪委指出孙、廖二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纪委针对省部级官员的“双开”通报中，这种表述还是首次出现。此后的4个月内，中纪委又公布对16名省部级官员的立案审查结果，其中瞒报个人有关事项的就有6人。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广东省国资委原党委书记刘富才、新疆民政厅原副厅长莫涓、天津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家星、广西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唐成良、湖北黄冈市人大原主任龙福清和山西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等地方官员，也被查出对应如实报告的个人事项有所隐瞒。
在高校系统，南方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平，山东聊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兰雨，也上了瞒报个人事项官员的名单。
在国企系统，武钢有3名领导人员瞒报亲属违规办企业。贵州电网公司副巡视员王和在填报的2013年和2014年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均隐瞒了儿子经商办企业的情况。
瞒报出国出境及个人资产相对高发
根据2010年7月起施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领导干部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包括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隐瞒不报和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4种情况。
在违规报告个人事项的官员中，隐瞒不报最为常见。
《规定》要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需每年如实向组织报告14个方面的个人有关事项：涉及“家事”的有8项，主要包括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涉及“家产”方面的有6项，主要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投资等情况。
在对上述8人的通报中，中纪委对孙鸿志、廖永远、杨卫泽、王天普、余远辉、周本顺和奚晓明，只指出“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未有进一步所指。而对赵少麟则点出具体情况：隐瞒个人因私出国（境）情况。
记者梳理近半年的相关案例发现，官员对本人因私出国（境）、个人资产隐瞒率相对较高。
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汤东宁是瞒报因私出国情况的典型。10月9日，中纪委通报显示，汤东宁存在未经批准获取英国永久居留权，一直未向组织报告；未经组织批准、未履行请假手续多次因私出国，事后隐瞒不报；长期违规持有个人因私护照等情况。
此外，报道显示，新疆民政厅原副厅长莫涓为本人和其儿子办理假身份证，随意出入国境；山西汾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王利强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隐瞒身份，未依照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出国旅游。
今年7月，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通报，该部领导干部瞒报的事项，主要集中在本人或其配偶名下的基金、股票和房产。有人未报告本人及配偶名下多达4套房产和车位共计235.06平方米，还有人未报告配偶持有基金市值高达167万元。
中纪委此前分析，有些干部认为自己工作内容不涉密，利用节假日出去玩几天，“没必要”申报；还有人觉得不报不一定能被查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纪委指出，这种行为是不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是党性观念不强、党纪意识淡薄的体现，归根结底是对党不忠诚。
官员瞒报个人事项风险提高
今年以来，随着抽查核实比例的提高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官员瞒报个人事项的风险进一步提高。
2014年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在全国正式启动抽查核实工作。自2015年开始，对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的抽查比例从3%—5%提高到10%。
除扩大随机抽查比例外，今年还突出抓好重点抽查。中组部表示，从2015年1月起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必查”制度，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一律进行核查核实。
2015年8月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中，增加了“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这一新方式。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正是中央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受到严查是拟提拔干部。2014年11月以来，江苏拟提拔干部中有39名干部因瞒报被暂缓任用或取消资格，其中2人被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交通运输部1名局级领导职务考察对象和12名处级干部考察对象，因瞒报个人有关事项被取消考察对象资格。
在任领导也会因违规报告事项影响职业前途。今年4月初，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玉清，因未如实申报个人有关事项等原因被依法罢免县长职务。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认为，类似李玉清因个人事项申报不实而被罢官，是从取消提拔到直接罢免，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凸显制度的刚性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