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交待一下本文由来。读到《海岸线》杂志上的令狐安《释诗》一文（2006年秋季号），正值陈良宇案公诸于众，稍后又有邱晓华一案被揭露。作者令狐安是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释诗》以作者的一首旧体诗为缘起，剖析并回顾了前几年轰动全国的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其中除理论思考之外，也包含了若干重要细节。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此文引起海内外的特别关注和议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歧义和误解。《释诗》引用当时中纪委领导的话说，李嘉廷回云南工作后，“眼红、手痒、跟着干”，是他坠入罪恶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岸线》主编周（良沛）老师电话里告知，这段话被人引申追问道：李嘉廷所“跟”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其实，在我看来，对于根治腐败而言，追问李嘉廷所“跟”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仍然只是在治标，而非治本的层面上思考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与腐败相关或者导致腐败漫延的那种特定的风气、氛围和伦理。李嘉廷案被揭露后，他的情妇徐福英曾交代说：“我和李嘉廷常常一起出去玩。每次出去，陪着李嘉廷去的不少领导干部也大多带着女人，那些女人基本都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并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可见这种风气、氛围或伦理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如果说腐败是时代的病症，那么我们必须区分症候与症结，必须追溯腐败现象背后深层的病因。正如没有灵魂的肉体必然朽坏，在我看来，导致腐败大面积漫延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瓦解。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曾经“高尚”了两回。一次是在1949年以前，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身先士卒，到建国前夕，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人数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人数有姓名可稽者亦达370万。中共因此而夺取全国政权（这当然只是原因之一，但作为弱势的政治集团，这很重要）。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中共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共同践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级以上干部曾三次降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亦降至行政3级。这种同甘共苦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社会剩余被高消费阶层所消耗，这是旧中国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中共从建党伊始，就是一个信仰团体，以“共产主义革命”为理念。实际上，也只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平衡随时可能袭来的死亡、艰险、困苦以及权力、金钱等等世俗的考验和诱惑。这里只说诱惑——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压力，随时可能坍塌，然而革命领袖们却在巴黎枯树街吃22个苏的饭。1918年，苏联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因饥饿导致昏厥，而他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在更加漫长而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史上，这样的事例更是不胜举引。信仰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国革命乃至一切革命的灵魂。
　　与此同时，从延安整风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尽管不少人受到伤害，但是，这些针对中共精英集团内部的整肃活动，即批评、清理和吐故纳新，对于保持竞技状态，激励团队士气，也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这种机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挥到极致，整肃活动发展为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在晚年推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政治权利，参与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一次艰辛的努力。这种尝试如果成功，国家社会主义将转型为人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将获得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支持。但是，1971年林彪事件造成了严重挫折，接下来文革全面失败，今天看，对中国革命或中国社会主义的打击是灾难性的。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叙述渐渐中断，直接导致了精神世界的动摇和瓦解。
　　从此，“革命”的理念被置换为“现代化”的理念，而这个“现代化”又被转换为“小康”标准以及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等等。在中国对新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规划中，所设想的几乎全是纯经济指标，例如，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万亿美元，人均超过3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00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8000元，恩格尔系数低于40%，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城镇化率超过50%，等等。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似乎只有对经济的规划，对财富的憧憬，而失去了更加丰富的政治的、文化的想象。理想是什么？不就是对某种特定的未来的想象和追求吗？因此，缺少对未来的政治和文化的想象，归根结底，仍然是理想失落或者精神世界动摇和瓦解的结果。
　　如果中断了过去的记忆，失去了未来的视野，那么剩下的便只有狭窄的、平庸的、赤裸裸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平衡因素，面对财富、金钱、美色等等的诱惑，权力就必然发生倾斜。反过来讲，由于失去了理想、信仰、事业等等精神性因素的支撑，人所能追求或捞取的也就只有一点现实的好处和利益了。制度、舆论和法律等外在的监督制约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缺少内心精神力量的支撑或平衡作用，这些因素便都不产生不了决定性的效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精彩论述：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段针对资本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失去了信仰力量的权力。
重建信仰，恢复精神世界的支撑作用，是根治腐败的基础或前提，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博弈的内在依据。只是这种重建极为艰巨，并且需要等待一个契机。
　　以上是笔者的一点粗浅看法，在此就教于令狐书记、周老师和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