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对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格观》的评论（发言整理稿）

文章我都看过了，我认为论述的相当系统。刚才有专家讲到，说是提出了一个好的问题，但给出了一个坏的答案——不管怎么说，潘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深入讨论。

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关注几年了，2004年有一次讲座讲的跟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哲学、思想史、文化理论、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共同研究的综合性的课题。首先，我把潘维的文章放到我的视野里来理解，把它看作反思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讨论的深化。关于改革开放的反思，这些年来提出了一系列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外资政策、贫富分化、出口导向、战略产业、国家安全等等，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但是，核心价值观应该说是一个更深层、更本质的问题。在我看来，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问题当中真正的症结所在。所谓政治腐败、国企低效等等，说到底，都是精英阶层缺少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抵消外部的各种诱惑。所以，是一个核心价值观或者一个精神世界崩溃的问题，当前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精神层面。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两三千年以来，中国有一套完备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信仰体系，如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这些东西支撑了历朝历代，使中华民族延续了3000年，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之一。这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近代以来，因为屡战屡败，这个核心价值观经过八九十年时间被打垮了。到五四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就自觉自愿地放弃这一套实践了两三千年的价值体系。五四时期流行的是进化论的价值观。但进化论在知识界占主导地位没有多长时间，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确立了马列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个核心价值观或价值体系延续了四五十年，一直到70年代。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精神世界崩溃的局面同马列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衰落是直接相关的。这个价值体系的衰落有这么几个关键点：

第一，1971年的林彪事件，这是使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叙述中断，革命故事讲不下去的一个大事件。

第二，1981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加剧了革命叙述的中断，使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逻辑都出了问题。

第三，接下来就是八九事件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使得政治精英的信念崩溃了。

前段时间，有一本香港杂志《海岸线》上发表了前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的文章，其中说到，苏联解体给许多党内高层官员打击非常大。从那个时候起，腐败全面铺开了。腐败，本质上就是缺少一种精神力量平衡各种现实诱惑。如果有一种精神力量存在，就会有一整套相应的文化，让人们平静地面对金钱、美色、权力等等，就不会有这么普遍的腐败。

这是我对潘维文章的意义和有关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看法。下面我对他文章里面的一些逻辑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他提出了七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精神动力学的结构。但是我认为，在七个层面的价值观之外或者说之下，应该还有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力量。我认为，还存在一个人与他自身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更根本的，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最终目的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应该是七层价值观下面的最基础的东西。这是我提出的第一点意见。

还有，七层价值观的划分可以简化为四层甚至两层，就是个体和整体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他所有价值观可以追溯到——或者可以从这两种关系中推演出来。

关于七层价值观的互动关系，不同历史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潘维最后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问题，怎么样生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并且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重建核心价值观？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知识精英论证研讨就能形成的，而是需要一个契机。核心价值观的生成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整个主流社会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共识需要什么条件呢？比如说，中国的革命价值观或者革命信仰体系支撑了几代中国人完成了几件大事，比如赢得国家独立，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大国，等等，这些是在革命信仰体系支撑下完成的。革命体系作为一种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它建立的前提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屡战屡败，是亡国灭种的现实压力和危机感。在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中国灭亡之后的问题，所谓“筹办亡后之事”，包括湖南省要在中国被瓜分之后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在创剧痛深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才会激发出这样一种可以起到支撑作用的信仰体系或核心价值观。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现在还缺少这一契机。

我就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