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综述
程恩富 丁晓钦
2006年3月10－12日“全球左翼论坛”（Global Left Forum）在纽约库柏联盟（Cooper Union）召开[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丁晓钦博士有幸受邀赴纽约参加此次会议。
此次论坛由左翼论坛、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社会学系和研究生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了许多社会组织和媒体的支持，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美国国家律师学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布莱希特论坛（Brecht Forum）、《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 Science）、《新政治》（New Politics）、《激进的教师》（Radical Teacher）、《马克思主义反思》（Rethinking Marxism）、《理性》（Logos）、《社会文本》（Social Text）、《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灵魂》（Souls）。
本次论坛的标题是“危险时代：全球的抵抗和帝国的衰落”。会议分为开幕式、分会场讨论、闭幕式三个部分。
开幕式于2006年3月10日晚上7点在库柏联盟会堂举行，主题是“挑战帝国”（Challenges to Empire）。开幕式由WBAI电台主持人蒂帕·弗兰德茨（Deepa Fernandes）主持，库柏高级科学艺术联合学院院长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Jr.）致欢迎词，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经济学教授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秘鲁社会调查中心的安尼波尔·奎加诺（Aníbal Quijano）、比利时“三大洲中心”弗朗西丝·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德国ATTAC的塞宾·雷迪（Sabine Leidig）以及巴西世界社会论坛的芝科·怀塔克（Chico Whitaker）分别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闭幕式于2006年3月12日晚上6点进行，主题是“继续前进！”。
闭幕式由“全球左翼论坛”的理事艾瑞克·卡尼帕（Eric Canepa）主持，《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卡特里那·梵登·何弗（Katrina vanden Heuvel）、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加里·永吉（Gary Younge）、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史丹利·阿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宪法权利研究中心的迈克尔·雷特那（Michael Ratner）以及美国反战劳工组织的南希·罗默（Nancy Romer）分别作了演讲。
分会场讨论总共分为74个专题，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每个专题的讨论时间为2小时。分会场的组织形式是，有一名主持人，3－6人作主题发言，然后是自由提问和辩论。其中一个由《每月评论》和“全球左翼论坛”联合主办的分会场，专门用以纪念今年1月1日刚刚去世的《每月评论》的主编之一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
下面，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一、从 “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到“全球左翼论坛”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每年春天“社会主义学者大会”都会在纽约召开。“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原由美国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主办。其主要组织者是反共产主义的，但任何左翼团体都可参加会议。受邀在大会发言者会往往表达其政治倾向，因而大会从不邀请坚持列宁主义的代表发言。但唯一的例外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②]，虽然他是个温和的列宁主义者，但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大会偶尔也会邀请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因为他们是反苏的，而且在苏联解体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以工人阶级为基础。
由于内部左、右翼力量的对立，2004年大会的组织机构分裂为两支，其中一支仍然沿用了“社会主义学者大会”这一名称，但2004年未能正常召开年会；另一支即为“全球左翼论坛”，其组织形式与原来基本相同，但从受邀代表在大会的发言来看，其倾向稍稍偏“左”了。“全球左翼论坛”组委会的主要成员仍来自原“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如史丹利·阿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艾瑞克·卡尼帕（Eric Canepa）、曼宁·马罗波尔（Manning Marable）和弗朗西斯·弗克斯·毕文（Frances Fox Piven）。今年的大会便邀请了美国共产党的执行副主席贾维斯·泰纳（Jarvis Tyner）发言，他此次是代表“黑人激进同盟”（Black Radical Caucus）发言，但其本身也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领袖。20世纪90年代以前，每此年会一般有2000－3000名代表参加，但90年代以后，参会人数开始减少，今年有1100多人参加。
2006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的召开有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美国，公民自由权利被侵犯，广大人民缺乏经济安全、文化自由受到威胁。政治贿赂，虐待战俘，布什政府的丑事不断。布什政府破坏社会保障计划的失败，政府对新奥尔良人民的集体被判，家庭非法监视事件的曝光，反对武装占领伊拉克呼声的日益高涨，导致对布什政权的反对高潮，以及左翼力量的复兴。
国际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对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在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工人和农民社会运动的兴起，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千百万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将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转型。在欧洲，从对欧洲宪法的反对以及像“欧洲左翼政党”这样的新左翼组织的出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以及由其引起的各种地区性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在美国，非裔美籍、女权主义者、公民自由主义的运动受到布什政府的严重威胁，但他们正采取对策全力应对。劳工运动的分裂也给左翼提供了新的机会来恢复劳工组织的力量。
二、当代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经济学系教授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新自由主义自认为为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提供了“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的”指导方案，但由于它与历史实践的严重不符而成为悖论，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方面。当中国经济在1978年开始转型时，西方专家向其推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领导者并未采纳新自由主义的建议，而是发展了其自身的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模式。中国的转型战略主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1）逐渐取消对物价的控制；（2）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推延搁置了一个很长的时期；（3）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保留了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国家指导；（4）国家开支的扩张，尤其是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5）总体上扩张性货币政策；（6）把银行系统控制在国家手中；（7）国家控制跨境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国不是直接从旧的国有企业中，而是通过鼓励发展非国有的市场导向的新企业来催生出市场经济。
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中国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绩效可以从GDP的增长中体现出来。与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同，中国在开始推行转型之后并没有经历一个初始的经济衰退。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没有一年呈现过衰退，最差的一年是1990年增长3.8％。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3％，这是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快的增长速度。2003年的GDP比1978年多了9倍。
大卫·科茨（David Kotz）进一步指出，尽管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历史实践和理性分析同时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的战略是低效的，没有实现其所宣扬的目标。国家指导战略是推行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的唯一有效战略。是否存在着能够长期保持国家指导战略的路径呢？似乎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中才可能长期保持国家指导战略，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富有的强势精英阶层，普通民众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也就是只有在一个实行公共所有制和经济计划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框架下，才能够长期保持国家指导战略。1978年，中国的领导层开始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更快速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的确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一个新的富人精英阶层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个新的精英阶层具有放弃国家指导战略的利益驱动。这也许是成功转向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在产出分配上是非常不均匀的。这些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变得富有起来，富有者又逐渐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走向阻碍其经济持续发展和威胁其社会稳定的新自由主义未来，中国在决定其未来的经济体制演化模式时就要考虑到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构建初级社会主义的“四主型经济制度”：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它应当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目前中国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极有针对性的，应采取产权和分配上的双重措施，才能真正做到“提低、扩中和控高”的分配和谐。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现在中国讲究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就是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功能性双重调节机制，这样，容易达到社会经济和谐。第四，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应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在以往的对外开放中，土地、资源、生态、税收等一些问题上均存在程度不同的无序性和不协调，值得进一步改善。
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李民骐（Minqi Li）认为， 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1978－2004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4％，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取得如此长期快速的发展。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环境恶化，农村问题重重，城市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加，政府腐败严重，公共服务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缺乏，社会治安不好。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中国的环境危机也是世界的环境危机。但中国以及世界的环境危机不可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有效解决，要建立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制，使生产和消费从以追逐利润和资本积累为目的转移到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上来。
李民骐（Minqi Li）强调，中国经济如果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面临能源危机，粮食产量的急遽下降，可饮用水的枯竭，公共健康危机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到时，不仅中国的经济而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会崩溃，对人口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要维持并改善中国的环境质量，中国必须首先控制其能源、水、土地的消费量并逐步减少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李民骐（Minqi Li）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满足人民对能源和水的最基本的需求？历史事实和理论论证都指出，在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希望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民主计划。从这一点来讲，毛泽东时代以有限的物质资源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同样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腐败、失业、罢工、社会服务缺失、生产安全隐患、环境污染、侵占农地等。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都预言，中国引进市场改革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增加就业，带来政治自由，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正常”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原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中央指令经济会导致中央计划的非理性，劳动生产力低下，“铁饭碗”，人浮于事，商品短缺。如今的中国，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讲，取得了更为“正常” 和更为“理性”的经济发展，但与此相应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对农田的侵占，写字楼的高度建设，大量的失业和无家可归者，医疗、住房、教育的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等。老问题没有了，新问题又出现了。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是好的，因为它提高了上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它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认为，如今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因为中国有“最好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和压制工会的国家集权主义，这就使中国能够生产出地球上最便宜的商品。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中国必须像美国人一样消费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诚然，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消费，但问题是地球不足以提供让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像美国一样消费的资源。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18％，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原材料和商品的消费国。除了中国，还有印度、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它们也要消费大量的原材料和商品。如此多的资源从何而来？所有亚当·斯密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有哈佛和芝加哥的聪明人，他们对此都毫无思路，毫不关心，他们只会假设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学没有解决环境危机的任何答案。如果整个地球都在追求斯密式的经济模型，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想消费最多，都不为他人和未来着想，人类将会“行尸走肉”。
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最后提出，中国13亿人民需要提高生活水平，但不能像美国人一样个人主义、无止境的拜金主义。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食物、住房、交通、教育和娱乐等等，但必须换一种方式。中国可以走“有机农业、循环经济、公共交通”之路。
三、美国霸权的衰落及帝国主义的未来
美国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理查德·杜波夫（Rechard B. Du Boff）教授将全球霸权定义为：某一个民族国家在的组织、管理和稳定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方面具有支配性地位。武力的使用一直是“霸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军事力量最终依赖于一个国家所能支配的经济资源。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问题，还会带来帝国主义扩张的危险。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在二战期间树立，并且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现在，美国依然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内拥有强大实力，没有任何单个国家可与其匹敌。然而，连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己也意识到，它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影响并控制他国事务。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实力已经不能与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相匹配，这种军事优势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利益方面的作用值得怀疑。即使是在美国霸权的鼎盛时期（1944－1971年间），美国仍然无法避免在越南的军事失败，在朝鲜也只是打了个平手。
理查德·杜波夫（Rechard B. Du Boff）认为，在国际金融方面，美国不仅仅渐失支配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从七十年代开始就被慢慢削弱，其中伴随着若干次周期性复苏。1981年到1995年间，欧洲货币在全世界私人储蓄总额重所占比重从13％上升到37％，而美元所占比重从67％下降到40％。自从1999年欧元发行以来，新增合同中有44％使用欧元，48％使用美元，两者数目接近。欧元的发行，使得全世界从二战以来第一次拥有了除美元以外的，被普遍便接受用于支付与流通的货币。与此同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目前，美国虽然可以从国际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来弥补财政赤字，但这并不是永久的。赤字促使美元贬值，这使得原本看好美国的人们不禁怀疑，美国希望用廉价的美元来偿还不断飞涨的贸易赤字。美元贬值，外国投资者美元资产的收益也会下降。如果外国投资者失去信心，停止对美投资，并出售其美元资产，美元将会贬值得更快。美国的利率可能会上升，贷款随之愈来愈难，美国人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商品，其他商品的销售收入相对减少，整个经济都会受到不利影响。美元贬值会使得谨慎的投资者抛售手中的美国股票和债券，这将使华尔街陷入萧条。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元和欧元以及其他几种货币（日元、英国货币、瑞士法郎）相比同样具有风险。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经济学系教授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认为，2000年初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崩溃使得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彻底垮台击碎大众的希望。今天的消费水平是靠借钱花费和更努力的工作支撑起来的。经济紧张的家庭生活艰难，人们心中充满怨愤。布什政府面临经济萧条和悲观、绝望的工人阶级。在国外，执行了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外交困境使得很多国家成了美国的敌人，这体现了美国经济萧条、政治压制和社会混乱的现状。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说，“9.11事件”后，美国明显地调整了政策以解决这些问题。担心民众由于“9.11事件”而指责政府玩忽职守，布什发动了对地处遥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放弃了集体主义的努力，美国转向了一种新的军事单边主义：对“恐怖主义”无止境的动用无力。征服全球和美国绝对霸权的梦想成了现实中的政策。由此产生的爱国主义把国内高涨的不满情绪转向对付一个新的“敌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种族的外国人，同时对“美国的民主”也感到困惑，以至憎恶。布什政府的目的是使工人不认为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威胁。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指出，世界上的很多人，包括许多美国公民，越来越反对和批评这些政策。美国工人可能加入此行列，因为他们的经济和个人条件继续恶化。这样，布什继续妖魔化他国、孤立和压制批评，爱国法案、最高联邦法院、国会和司法部长阿斯克夫特也努力地减少民权。一种特别的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若隐若现，声称打击外国敌人挽救美国的自由，推销美国“万能”的价值观。
比利时“三大洲中心”（Center Tricontenental）主任弗朗西丝·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认为，美国的壮大，对人类而言是构成帝国主义者傲慢、危险、寄生及灾难性的基础性因素。在当今的世界中，帝国主义者的全球化建立在巨型炸弹之上。由于美国的霸权对于美国的壮大是必要的，因而就需要对战略性资源，诸如原材料、石油、微处理器和外太空领域实现控制；就需要对竞争对手甚至独立国家进行斗争对抗；就需要对参与全球化的所有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进行掌控；因此对反抗美国的区域发动军事控制和惩罚成为必要的手段；本国跨国公司无休无止的扩张同样是一种必要。一方面，美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矛盾推动其进一步实行霸权，如若不然，美国的无上权威将遭质疑，美国的资产阶级的收入与财富将处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与20世纪的整体发展相悖——到1990年，非殖民化以及第三世界的各个国家纷纷独立。这同样有悖于各民族抵抗的意愿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多极化及多边化的世界，源于世界人民数个世纪的渴望，现在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正在遭遇美国单边霸权的野心。
弗朗西丝·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指出，美国视中国为其头号敌人，尤其反对使中国朝着社会主义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中国发展的规模同样为其忧虑。以目前的发展差距，中国在2030到2040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超越美国。中国的壮大因而是超一流的，与中国相连的亚洲近邻同样如此。中国以及亚洲的发展意味着出现了这样一个区域，从人口和经济增长而言都可以摆脱美国的控制，那将是白宫不可承受之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不稳定的。与美国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霸权违背了各国以自由和独立方式谋求发展并获益的意愿（而非像现在，仅有一部分美国跨国公司的股东获得满意的利益）。美国视中国为社会主义的第一大力量，竞争对手，并想方设法阻止其复兴。所有这些都与帝国主义相连，并带有当今全球化的特征，这些将会使世界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导致波及全球的暴力战争。
四、全球化与新自由资本主义
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经济学教授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80个国家人均收入低于80年代末。当我们考虑人均收入的数据遮掩了其中大多数国家巨大和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贫穷泛化时，情况就更糟了。贫困正在大多数国家日益加剧：因为支付给外国金融机构的债务已占用了这些国家出口创汇的大部分；外国投资没有创造所需要的工作；以及正如那些富国日益增加的作法一样，免税和对跨国公司的激励措施耗尽了当地的社会支出预算。
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还指出，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已经下降。不但没有增强经济的稳定性，金融自由化还导致世界大多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在1980年至1995年期间，基金组织中181个成员国中的133个国家至少遭受一次包括显著金融困境的动荡。世界银行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1994年，90个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了超过100次的重大金融领域破产事件。基金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遭遇这样危机的事实不会是那么巧合，而是归结于IMF这些年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认为，这些并不真正是令人吃惊的。新自由主义的政见（或者“华盛顿共识”）要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非管制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竞争性的汇率、财政控制、减少税收以及裁减政府机构，但这些措施没有哪个能确信带来大规模繁荣。现在很显然，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增加经济稳定性方面的失败，导致了“扩大的”华盛顿共识，那些曾制造“华盛顿共识”原版的家伙又把这个新版本带给你。他们指责那些曾顺从其指令的国家实践新自由主义时失败，在这个指责受害者的剧目中，旁白就是更有效地实施原来的目标和战略，它指望当地政府应更好地履行这项计划。
美国《全球观察》（Global Macroscope）杂志的执行主任麦克斯·弗雷德·沃尔夫（Max Fraad Wolff）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鲜明地采取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1）包括贸易、生产和金融在内的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2）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的管制放松和私有化；3）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权利”的强化，如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领域；4）削减或取消国家对工人阶级和一些其他群体有利的社会计划。
麦克斯·弗雷德·沃尔夫（Max Fraad Wolff）进一步分析，与早期的有调节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相比，现行的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在关注工人阶级和其他非特权阶层的利益方面做得更少。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不仅使一般民众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它还系统性地瓦解他们的力量。每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来攫取社会主要权利，但是民众通过斗争已经历史性地享有了一些权利，如通过职业工会、政党，国家和地方政府中的公民代表，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而新自由主义则力图削弱和边缘化这些民众已经取得了一些发言权的所有机构，而把权力集中于巨型跨国公司、银行和代表他们的国际机构。
美国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比尔·迪法兹奥（Bill DiFazio）指出，新自由资本主义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已经开发出的高度发达的科技能力，与资本主义体制在满足个人和群体的人类需要方面的无能为力之间的剧烈反差进一步加剧，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抵抗运动。工人阶级的所有社会角色都受到了影响。作为生产者，工人们通过工会和政治行动，来反对他们正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与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一起，工人阶级也正在反对诸如医疗、教育和公共运输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民通过运动已经在反抗对他们的生活和社区带来的攻击；土著社区也在反抗对他们社区以及文化的侵蚀；社会改革者已经在反对商业化价值观念对社会的侵蚀；年轻人在反抗一个对他们而言有着更少希望的未来；关注环境的人们已经在抵制对大公司必要管制制度的瓦解；和平主义者在抗议当局在长期的冷战对立格局已经结束后仍然推行持续性庞大军费开支、战争以及侵略性外交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发源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主题的运动，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正义运动。这不是偶然的。各类运动中的行动者逐渐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即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
五、拉丁美洲：国家和社会运动
委内瑞拉东方大学（Universidad de Oriente）的史蒂夫·艾尔纳（Steve Ellner）说，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负面影响的逐渐明朗，到了21世纪初，在拉美，公开表示赞同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普通公众似乎寥寥无几。拉美出版的书刊和报纸上也几乎没有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言论。相反，在各种场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人却很多。“再殖民主义”、“第二次反殖运动”、“帝国主义”、“呼唤阿连德”，甚至“革命”的字眼也不断出现在左翼人士的文章和演说中。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2004年5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演讲时用明确的语言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失败了，它甚至没有力量进行自卫，它仅剩的力量就是大炮的武力威胁，然而，即使用武力也难以推行这一理论，看一看伊拉克正在发生的事吧。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垮台的时刻，南方应该发起攻势，是重新提出六、七十年代主张的时候了……从‘南方’提出恢复人性的问题对‘南方’的解放事业该是多么重要啊，因为从‘北方’已经无法恢复人性。”拉美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发展到文化伦理领域，从价值观、道德观上否定这种反人性、异化人的本质的发展模式。
秘鲁社会调查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的安尼波尔·奎加诺（Aníbal Quijano）指出，拉丁美洲具有抗议性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比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五月广场母亲”运动，智利马普切农民运动，以及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农民抗议运动。抗议运动的规模迫使统治集团正视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代表坐在同一个谈判席上。委内瑞拉、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进步政府的上台与它们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民众性抗议运动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巨大阻力，并在现行资本主义模式中打开了一个不可忽略的缺口。
安尼波尔·奎加诺（Aníbal Quijano）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民众性抗议运动形成了一些不同与以往群众运动的非常鲜明的特点。他们的行动方式已远远不是以“罢工”为标志的传统行为方式。新的行为方式不仅更引人注目，而且颇具象征意义。比如，印第安农民占领城市的行为带有“收回故土”的象征，失地农民对土地的占领具有“无名氏要求生命权利”的象征，“拦路者组织”的含义是，拦截道路是他们获得警察“尊重”的唯一方式。一些组织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据此自给自足，保证生存，逐步落实长远的积极乌托邦蓝图。比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建立了无数开展互助生产的小营地，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扩大了原有的居留地，建立起古代式的“氏族领地”，墨西哥恰帕斯印第安农民在拉坎多纳丛林建立了自己的营地，等等。这些组织从自己的边缘地位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行价值观，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公民”概念提出挑战性的质疑。他们摆脱了从外部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传统，拥有了印第安农民出身的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从被新自由主义抛到穷人队伍里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中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他们自己承担起了大众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任务。比如，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运动建立起“印第安民众民族文化交流大学”，由印第安人自己领导着三千多所双语学校。“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自己的营地建立起1500多所学校。阿根廷的“拦路者组织”也计划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制。
巴西的群众运动领导人芝科·怀塔克（Chico Whitaker）介绍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发展情况。为回应并对抗每年于瑞士达沃斯（Davos）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y Forum）中强化贫富差距、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世界社会论坛”自2001年开始每年召开，旨在提供一个开放的场所让全球的公民社会组织集会、讨论、分享、交流并相互成长，学习如何对抗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风潮，及其所拥护的资本主导的社会。就积极的方面来说，“世界社会论坛”努力寻找从人性出发、尊重多元文化、并以民主人权为基础的“另一个世界”，这也是“世界社会论坛”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贯穿会议主调的原因。随着每一年度论坛的举办，“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者不断增加，2003年和2004年会议分别有超过10万人与会，2005年有注册代表15.5万人，实际有超过20万人参加，可见“世界社会论坛”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剧增。这些与会者分别来自公民社会组织，有社会运动者、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经济学家、农民、作家、媒体工作者等等，绝大部分的与会者则是来自基层的人民，以会谈交流、上街游行、歌舞表演、街头艺术等等不同形式发出草根的呐喊，传达攸关人类生存的种种议题。
芝科·怀塔克（Chico Whitaker）认为，2001－2003年以及2005年“世界社会论坛”4次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州府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举行，这与那里的民众抗议运动基础、左翼人士当选市长有密切关系。世界社会论坛的意义在于试图引导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民众的抗议情绪，从中创造出一种真正的抵抗性文化。大会的中心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精神核心，它反映了民众的变革愿望、团结的愿望、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勇气、自信心和创造欲。第2届论坛的文件中指出，“多样化是我们的力量，多元化的表现是我们团结的基础”。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认为“新世纪确实将始于阿莱格雷港”。第3届社会论坛于2003年1月举行，当时新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和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到场发表了演说。“世界社会论坛”至今已进行了六次，每次的规模都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抵制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以社会论坛主办国巴西为首的21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在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挫败了发达国家的计划。
这样的形势鼓舞了拉丁美洲民众的斗争勇气和信心。以“世界社会论坛”为榜样，在拉丁美洲涌现出许多民众组织联合的论坛。2003年7月有1500名代表参加的第4届中部美洲论坛在洪都拉斯首都举行，这是从墨西哥南部到巴拿马的社会民众组织每年都要举行的地区性讨论会。仅在萨尔瓦多一国，2004年就将举行“水库与生态多样化研讨会”、“中部美洲农村和印第安妇女论坛”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性别歧视第1届中部美洲妇女恳谈会”等许多此类性质的民众组织讨论会。2003年11月，36个国家的350名学者出席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大会”（CLACSO）。这是1967年诞生的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包括21个国家里的150多个研究机构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此次会议的议题正是新的世界霸权、变革的出路和抗议性民众运动。许多民众运动领导人，如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应邀出席会议。
以上是这次会议主要内容的介绍。当然，这个会议远远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是西方的泛左派联会性质的，鱼龙混杂，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后现代学究派的影响相当大，这既有目前世界形势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也得从西方左派自身的思想方法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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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晓钦（1977－），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秘书，经济学博士。
[①] 库柏联盟（Cooper Union）是美国一个著名会址，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辩论如19世纪关于奴隶制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17年夏生于埃及亚历山大。1919年后全家先后移居奥地利和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全家又从德国来到英国定居。霍布斯鲍姆在伦敦圣·马里莱大学接受大学预科教育，后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学业参军服役，战后重返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霍布斯鲍姆被聘为伦敦大学拜克学院历史系讲师。1959年晋升为高级讲师，1970年为经济和社会史教授，直至1982年退休。1949至1955年，他同时在剑桥国王学院兼任研究员。霍布斯鲍姆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劳工史、农民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他的历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他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提倡并努力实践“总体史学”，即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度、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次、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或阶层的综合中，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真缔。他广泛吸取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在劳工史研究中，他强调不能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孤立的阶级去研究，不能把工人作为抽象的个人去研究，而主张通过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中，通过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状况去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和现状。《劳工们》（1964）、《劳工界》（1984）、《最初的反叛》（1959）、《盗匪》（1981）等著作，开辟了英国劳工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领域，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被认为是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