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做了一个专题，“编者按”称：“近来，各地接连发生多起记者正常采访遭遇阻挠、记者被殴打围攻等暴力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记者正常采访缘何屡遭阻挠？《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结合热线电话维权情况，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采访，探寻问题根源，寻求解决之道。”从总体倾向说，这个专题还算比较公允，但我还想做点补充。
    记者不受欢迎或遭遇阻碍，总体状况不必一一描述，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该报道首先强调的原因是：社会矛盾尖锐，以及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还不习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我认为，这个结论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把视角只放在中国，它可能的确如此。当社会矛盾较多，记者要去报道，总有人不愿意，因此，记者往往会遭到冷遇甚至一些威胁。但我对这个结论有一定的保留。在我看来，记者不受欢迎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事实上，在世界很多地方，记者都越来越不受欢迎，否则也不会出现“狗仔队”这样的称呼。新闻集团窃听事件发生后，当大家发现记者从事的很多是默多克手下那种窃听行为时，谁还会对记者有好印象？虽说记者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人们反感记者已日益成为常态，在中国老百姓那里，通俗地说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国外，就是对狗仔队的不屑。
    那么，国外出现的对记者狗仔队的不屑，是否也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这也是部分事实。因为西方民主简单说就是分赃的一种方式，它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的博弈、争夺、较量。比较而言，当今中国不过是表面化一些而已，所谓民主成熟的地方，无非是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藏得更深一点。所以，记者不受欢迎，总体来说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必然。其中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总是认为记者和媒体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是，当西方民主制度导致媒体私营化，在追逐利益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它就难以保持客观公正，人们对于记者的排斥，几乎是必然的。中国社会对于记者的排斥，与“不习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关系就算有也不很大。西方社会也许更习惯“舆论监督”，但是，常常虚以委蛇，拿一些虚头八脑的话对付一下，或者说一点对自己有利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社会向西方学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彻底，记者只能越来越不受欢迎。看看《太阳报》之类就知道了。
    《中国新闻出版报》这个专题还用较大的篇幅针对记者本身展开了讨论，明确指出要“提高记者媒体素质”。其中指出，有些记者业务能力差，摆不正记者在采访中的位置；有些记者报道失实，影响媒体信誉；有些记者唯利是图，涉嫌敲诈；还有假冒记者招摇撞骗；还有记者胡编乱造等。我觉得，在记者为何不受欢迎这个问题上，从记者自身找原因也有道理。上述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今天是8月31日，14年前的今天，英国戴安娜王妃死于车祸。据报道，车祸惨剧的发生与记者狗仔队也有关。甚至戴安娜死后，有狗仔嚎啕大哭，他并非悼念，而是因为戴安娜死了，断了狗仔的财源。这位狗仔偷拍戴安娜10年，卖出的照片赚了14辆跑车和3栋别墅。
    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记者的素质的确值得担忧。然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新闻出版报》的这个专题并没有抓住根本。在这个专题的最后，编辑指出：支持记者采访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只是一个说法，把它放到戴安娜身上，我们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戴安娜身前就对记者有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当人人崇拜戴安娜，人们也像戴安娜一样不欢迎记者就很正常。这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即使有关，其负面作用，也使正面作用抵消了。
    要解决，根本还在于媒体及社会。前面说的那个靠偷拍戴安娜而发财外国狗仔，他之所以历经千辛万苦，大搞偷拍乐此不疲，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能将偷拍的照片卖出去。如果没有媒体愿意花大钱买他的偷拍照片，这个狗仔也不会如此烦人和无良。所以，媒体也是有很大责任的，光怪记者，记者也挺冤枉。然而，媒体可能也会觉得很冤。如果不是那么多读者疯狂地关注戴安娜的绯闻，媒体又怎么会出大价钱买那些照片？因此，说到底，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记者讨人厌，根本原因还在于读者的低级趣味催生了记者的无聊和低级趣味。在这个问题上，媒体不过是因为要借助低级趣味来赚钱，与大众的低级趣味互相发生推动作用而已。
    要改变记者不受欢迎的局面，加强被监督意识、提高记者素质、公民借助记者保护自己之类，只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作用不大。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媒体的认识。媒体在社会中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生存？如何与社会建立关系？尤其是媒体的所有制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照着西方的方式，想改善记者与民众的关系恐怕很难。
    换一个角度说，当个人权益也要受保护、受尊重时，每一个公民都有拒绝记者的权利。当然，作为政府部门，不能像普通民众那样对待记者，但是，向美国学来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于是帮政府合法地封了口。既然有了发言人，其他人就没必要再接待记者了，由发言人统一口径即可。总之，中国如果真正要改变记者与社会的矛盾，让记者发挥真正有益的作用，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找出中国自己的办法。沿用西方那一套，记者必将日益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