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华西村的“特权社会”
前面对《华西村真的是天堂吗?(李俊 凤凰博报)》一文的结论“凡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大”和结尾“华西村真的是天堂吗?我看不是,说它是地狱还不差不多”说了点看法。此文中还有下面这个说法值得说一说——
“华西村是一个特权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聚集在一起,这迟早会出问题。不要以这些奇迹,从而掩盖这些问题。”
大于是非常痛恨“特权社会”的,所以想弄清楚华西村特别是吴仁宝是怎样搞“特权”的,结果发现不少资料,摘录几条如下——
1981年,吴仁宝被免去中共江阴县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回到华西村。回到华西后,他也让他的子女们一个个回到了华西,共同建设华西、服务华西。
三年自然灾害时,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因家贫辍学当了木匠,在江西做木工活。华西重造山河、搞农业起家时,活又重又累又苦,吴仁宝一封电报把协东召了回来,参加战天斗地。二儿子吴协德入伍参军转为志愿兵,转业后被安排到县机关工作。当时,华西工业化正起步,条件还很艰苦,一些华西人仍想跳农门、进城门,吴仁宝却动员协德扔下“铁饭碗”、重捧“泥饭碗”。女儿吴凤英从小就吃苦能干,是当年的“铁姑娘”之一。华西创业初期,她理解父亲带领华西人创业的难处,动员在澄西船厂当技术员的丈夫缪洪达跳进“农”门来华西创业。三儿子吴协平1979年高中毕业后当了国家工人,他见二哥放弃比他还好的工作回华西,也主动回到华西工作。小儿子吴协恩参军复员后,本来也有机会走出华西,但最终却在华西当了一名驾驶员。吴仁宝的大孙女吴洁学成后,选择了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工作,现任华西幼儿园园长。长孙女婿孙云南是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一直没离开华西,如今是华西外贸、服装、毛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二孙女婿李庆是美国留学生,如今已是村党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吴仁宝的长孙吴昊从新西兰留学归来,被安排到钢厂工作,而且从最基层做起,如今已是华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尽管如此,吴仁宝还经常要他向村上一位哈工大的毕业生学习,那位年轻人25岁就当上了村党委委员。
尽管吴仁宝把子孙们一个个召回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但我们无法否认,如果吴仁宝不是把华西村带成了“华夏第一村”、“天下第一村”,让子孙们都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那么,当初把他们一个个召回来,是不是会扼杀有着聪明才智的子孙们的大好前程?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答案,因为吴仁宝用时间和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也为子孙们创造了通向成功的机会。他的子孙们在华西的这方土地上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都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捍卫了吴仁宝的脸面,也实践了吴仁宝“管三代”的理论。
了解了这个情况,也就好理解复旦大学那个什么教授说的“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的问题了。原来华西村是人家一家人这样冒着风险带头干出来的,本来就是这个集体的骨干和功臣,现在能力不差,大家又愿意选他们,多几个在领导班子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然,即使是骨干和功臣,如果担任了领导搞贪污腐败也是不容许的。但是人家端正得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例如,村民们都住进了别墅,可是人家吴仁宝住的,还是上世纪70年代造的两层楼房;最爱吃的,还是青菜面条;身上穿的,全是村里的产品,甚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被发现毛衣袖子上有一个大洞;家里用的,还是最简单的家具;出门公干,再远都爱坐车去,还称一路颠簸就如同按摩,有利于身体健康。
“他每天都忙,夜里要10点多钟才到家,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有一天睡到5点多,他一看钟,连声说睡过头了、睡过头了。在他眼里,这不像一个家,倒像是宿舍。既然是宿舍,是好是坏有什么大的区别?”后来,还有人为吴仁宝找到了一条不肯搬家的理由,因为他的房子后面,就是原来的村党委会议室,吴仁宝什么时候想到开会,一个电话就能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对于夜行不便的他来说,会议室离家越近越方便。
吴仁宝不陪客人吃饭,也是广为传播的事情。199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到华西访问,受到华西村的盛情款待。席间,吴仁宝热情洋溢,与来自塞北的贵宾亲切交谈,向他们频频敬酒。但不一会儿,他就“失踪”了。宁夏华西村的负责人韩国才很觉奇怪,便悄悄向华西村的陪同干部打听老书记的去向。村干部告诉他,老书记说不定是回家吃饭去了。一句话,引起了老韩极大的兴趣,他连忙放下酒杯,一路询问,找到吴仁宝家去,要亲眼看一看吴仁宝到底在家吃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来到吴仁宝家门口,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这样的情景:吴仁宝和老伴面对面坐在一张矮方桌前,一人捧了一大碗面条,正埋着头大口大口地吃呢!
1998年10月初,华西村在北京华苑宾馆举办知识扶贫新闻发布会。会议结束时,适逢中秋,吴仁宝便请记者们在宾馆欢度佳节。晚间,秋高气爽,皓月当空,餐厅里摆了好几桌酒席。吴仁宝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笑眯眯地举杯,一桌桌敬酒,谈开了华西的新规划。酒过三巡,吴仁宝依然笑眯眯地站着,毫无入席就座的意思。正当宾客们纳闷之时,一位餐厅服务员端着一个大盘子径直走到酒席对面一张空桌前,把一碗米饭、一碟月饼、一盆青菜、一盆炒肉丝、一罐鸡蛋汤摆放在桌上。吴仁宝同大家打个招呼,坐在桌前开始用餐。餐厅里突然静了下来,大家仿佛都明白了,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停下筷子,深情地注视着吴仁宝。不知谁说了句“应该向老书记敬酒”,大家情不自禁地排起队来,鱼贯向前,依次向吴仁宝敬酒。吴仁宝端着借来的酒杯,频频点头,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望着这从未见过的敬酒场面,不少人眼眶湿了。
1992年吴仁宝视网膜严重脱离住进了医院, 面对潮水般涌来探望的人流,心里很不安,他对华西的干部下了道死命令:“无论干部群众,不谈工作上的事,不要进我的病房。在家干好工作,努力生产,就是对我最好的关心。”按照医嘱,吴仁宝眼睛开刀后需要休息半年,可这个闲不住的老人身在医院,心一直在华西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只在医院住了14天,刚一拆完线,他就迫切要求出院,回到了华西。有人为吴仁宝算过一笔账:以他工作50年计算,从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实际已多干了22.06年;以每天工作时间12.5小时计算,与8小时相比,每天延长工作时间4.5小时,60年实际多干了29.81年。两者相加,这50年中,吴仁宝实际已总计延长工作51.87年,50年干了超过100年的活。
吴仁宝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子女也从来不肯放松。1996年因为采购人员贪图便宜从一个个体户那里进了假酱油,吴仁宝对此十分生气,当即责成一位党委副书记查处此事。副书记对采购员进行了处理,没料到吴仁宝在听到处理结果后,立即通知召开村党委扩大会议,严肃批评了副书记的处理不力,同时提议:南苑宾馆总经理、他的三儿子吴协平,因对员工要求不严、进货把关不力、作风不踏实,特别是事发后没有主动反省,应当停职检查;停职期间,在宾馆厨房洗碗、搞卫生。
事后,吴仁宝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告诉对他有怨言的子女们:“这事要是放别的干部身上,是不会处理这么重的,但是,我吴仁宝的儿子犯这样的错误,不这样处理是不行的。因为华西村民和员工上万只眼睛注视着我们。你们说这次错误是首犯,可以下不为例,可我说不行。为什么?华西有100多名干部,每人搞一次下不为例,就是100多次错误,这还了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仁宝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1999年至2004年,华士镇人民政府按责任制合同、贡献绩效,批给吴仁宝的奖金累计达5000多万元,他都留给了集体。上级领导和华西集团公司的总账会计、现金出纳会计都找过吴仁宝,劝他说:你是华西村的掌舵人,最辛苦,应该拿最高的工资、应该拿最高的奖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吴仁宝总是微笑着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还是留给村里,留给老百姓,作为华西的发展基金和流动资金吧!”
上面这些说的只是吴仁宝个人的严以律己,对华西村的“官”吴仁宝也有他一套要求。他说:
我们华西搞的是“一村两制”,即村民可以搞集体,也可以搞个体。但干部不能搞“一家两制”,更不允许“一人两制”。否则,丈夫在企业当厂长,妻子开饭馆,丈夫厂里经济交往的客户都引到这个饭馆吃饭,吃一百,付一千,甚至不吃也付钱,集体的“肥水”就不声不响地流进个人的“田”;父亲在厂里搞供销,儿子却搞个体加工,父亲联系到好的业务,很可能给儿子做,结果是“富了和尚穷了庙”。
一个共产党员,为民利益的一面旗帜。过去,人们常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古往今来,很多人往往是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而我们不同,提倡的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既能共患难,又能同富贵;既能见困难就上,又能见荣誉就让。少数地方是“有福官享,有难民当”。当今社会,有少数单位为什么搞不好?为什么人心涣散?为什么难以改变面貌,难以发展呢?实践证明,凡是一个单位“有福官享,有难民当”的,就难以有向心力、凝聚力,就难以发展。凡是一个单位,能够做到“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的,组织就有战斗力,干部就有权威,经济就能发展,老百姓就能得到真正实惠。说到底,就是党员干部要淡泊名利,要有奉献精神,真正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实上,只要我们做到“有福民享”的,老百姓也不会让我们做干部的穷到哪里去。只要我们“有难官当”的,当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百姓也一定会支持我们,共同挑起担子,共同克服困难。
在多年前,吴仁宝就提出对村干部在村内不要称职务,而要称司机。因为干部是管人的,司机是为人民服务的。
对自己的孩子担任村里的领导,吴仁宝说得也很清楚也很坦然——
华西31个正副书记,其中,有5个是我子女。这个书记,他们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是群众当中公认的,上级党委对这些同志信得过。现在社会上的舆论,我吴仁宝搞家族制,子女全是“官”。但在华西的历史上到现在,有过6任主办会计,我们一家没有谁担任过主办会计。华西的帐,从1961年开始的,都可以翻出来查。可以这么说,我这个家族,都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个人牟私利的。要求老百姓做到的,我一家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我一家首先不做。如果都象我吴仁宝一家,这样的家庭还是多些的好。如果像我的这一家多一点,中国会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家这5个书记,现在解决了3万人就业,有的人还比我们富。这也反映了社会上还有一种旧观念,也就是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前的那一套思想还在脑子里。所以,我不在乎人家讲,而且不是哪个讲了,我就改变。如果哪个讲了,我就改变了,那就改变了我的意志,也就改变了华西走的这条路。
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领导干部敢像吴仁宝这样讲这种硬话!
原来在华西村“当官”是为了“当司机”;是要“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要“要求老百姓做到的,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首先不做”;还要“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这样的“特权社会”对那些贪官色官懒官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特权”对那些想以公肥私的来说还有多少想头呢?要是“特权社会”是这样“特权”,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全国各地都是这种“特权社会”这样的“特权”,中纪委和人民法院就轻松了。
李俊说“华西村迟早会出问题”,可以理解为现在华西村还没有出问题。现在没有出问题就好,至少说明它前面的探索是成功的。至于以后出不出问题当然很难说,不过即使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影响他们现在的成功。“李俊”们之所以煞费苦心,鸡蛋里面挑骨头,应该不是担心他们会出问题,而是耐不得他们现在的成功,盼望他们快点出问题。对华西村来说,这是好事,因为有这样的“监督”,也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