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对茅于轼的谩骂来得更猛烈些吧
李北方 2009-02-13
其实我真的很忙，但还是决定花一两个小时写篇博客，重申一下我对茅于轼这种老王八蛋在网络上遭到谩骂的立场，还是我当他的面说过的那俩字：活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确信这样做是正当的，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目前对反动派唯一可能的斗争方式。借用已经回德洲吃扒鸡的前美国Bush总统的天才语录："I know what I believe. I will continue to articulate what I believe and what I believe - I believe what I believe is right."
昨天，偶尔到老友子恢的博客上逛了一圈，才知道茅老爷子八十大寿了，有媒体以吓人唬道的《国有一老》为主题祝他生日快乐，搜狐网也把年度财智人物的称号送给了他。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已，茅老爷子的媒体拥趸可是不少，简直太有话语权了。对茅老爷子的谩骂集中在网络上。对网络言论，我个人主张与责任结合起来，支持实行实名制，让真正的而非虚假的民意影响政策取向。（参见http://linan2048.blog.sohu.com/91452404.html）网上对茅老爷子的谩骂不一定都对，不一定都恰当，但就这个个案而言，网络的表达无疑必传统媒体的立场更接近于真实的民意。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怪现状，老百姓支持的事，传统媒体——或者说主流媒体就一定反对；老百姓反对的事，主流媒体就一定支持。主流媒体跟普罗大众简直势同水火，这说明不了别的，只能说明一件事：中国最反动的一拨小文人全都混迹到媒体圈了。
以一个半路出家鼓吹西方经济学的业余经济学家的身份（既然搞的西方经济学，那么评价标准也该用西方经济学标准吧？茅老爷子肯定不在丁学良说的五个人之内），被捧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学术上的成就。茅老爷子成名很多年了，最近这两三年江湖地位窜升得格外猛，大体是因为几个完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比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和不久前的“18亿耕地红线没必要”。普通老百姓骂得越厉害，主流媒体捧得就越厉害，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中国主流媒体的反动性在这个怪圈的形成中越发凸显。
根据捧茅者的说法，茅老爷子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主要功绩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地普及西方经济学。一个人多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多少都值得钦佩，再不济也可以称为“杠头”。但茅老爷子通过普及西方经济学的功劳真的就那么伟大么？我看未必。有些人要盖棺定论，是因为在他生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定论。茅老爷子其实很幸运，他活着看到了他多年来一直鼓吹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正是在他所迷信的市场神圣论制造出来的。这套东西现在当然也不能下结论说完全错了，至少可以认定是有严重缺陷的。鼓吹了三十年这种东西，等于自己被忽悠了三十年，同时企图忽悠别人三十年，这有什么了不起么？
可悲的是，迄今也没见茅老爷子对他说迷信的市场至上论做点什么反思，那些拥趸媒体更不要说了。茅老爷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学者，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者做研究发表观点，至少要按规矩来，可以有理论假设，但要根本实证研究来修订假设，最后得出结论。而在他身上，是看不到这个的，大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凑论据，能多凑就多凑点，凑不起来少点也能将就。最要命的是，任何真正的批评和讨论根本在他那得不到回应，他该说什么还说什么。顶着学者的名义，茅老爷子其实比政客更像政客。他的拥趸们也大抵如此。
以他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论为例：茅老爷子雷打不动的一个前提是中国人“仇富”，而“仇富”是不对的。中国人“仇富”是个挨天杀的混帐话，是腐朽的知识精英为了污名化人民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正当诉求而编造出来的伪概念，是扣在老百姓头上的一顶大帽子。这个道理一点都不复杂，几句话就说得清楚，我当老茅的面就说过这个，这里不再重复。在他的这番论调出炉之前，已经有若干篇文章在讨论“仇富”，把这个瞎话驳得一丝不挂了。按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你不同意对“仇富”这个伪概念的批评，也该对此做些回应，然后在你的前提建立在新的共识基础之上吧？但人家茅老先生呢，只当看不见。我敢打赌，现在你再去跟老茅谈“仇富”的问题，他的调调还是一样一样的。这算个什么东西啊！
再说他的“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论。有一位网友说出了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说法时的反应：怎么连这种断子绝孙的招儿都想得出来？这一次，他是弄个研究报告的，我以为，要反驳他至少得看看他的报告，然后收集数据做得深入点才行。可是等我看到老茅在媒体上的言论之后，我发现，这完全是用不着的。这是《南方人物周刊》对他的采访中的一个问答：
问：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天则所很穷，这也就是一个二三十万的小课题，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问题都搞清楚了，过去从没人看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不得不佩服老茅的诚实。“不错，是这样的。”说得理直气壮。这他妈的叫做研究？结论都有了，还研究个什么劲呢？二三十万还花他干嘛？你老茅不是要穷人办事么，二三十万能办不少事，至于那个结论，像前一次一样，写篇小短文，有的是媒体会给你发啊。
以这种水平的胡言乱语，能被抬高到熊猫一般的地位，成为“国宝”、“国”老，媒体的反动性和不要脸性可见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一篇吹捧老茅的文章的标题取为《一个真正心系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内容我没看，才懒得看），众所周知，自由派（老茅这么自称）这么多年最喜欢抬的一个杠就是‘谁是人民？’，以此来消解左派政治基础。结果一转身到了“被正确地划为右派”的老茅这里，人民这个概念又被捡回来了。自由派的虚伪，简直让人吐了又吐。
以知识分子为伪装，行政客之实，满嘴荒唐言，实乃祸国殃民。在茅老爷子那里，根本看不到多少理性思考理性探讨的影子，他却对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骂他的人“不理性，很可悲”，枉顾他自己先封闭了理性探讨的可能这个事实。对他这种人，唯一可行的抵制也就只剩下谩骂了，这是老百姓最后剩下的武器了。将老百姓的情绪表达（我承认其中有过激的部分，甚至有闲人起哄的因素）诬蔑为“不理性”和“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其实和“仇富”这个概念一样，是无良文人编织出来的遮羞布，是企图控制人们的头脑失败后绝望的哀嚎，是对天理人心进行的丧心病狂的诅咒。
我本人，北大毕业，做了八年的记者，现在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对象的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念书。简单地讲一点个人背景，目的是要告诉那些动辄以“理性”自居的人，你们也不大好意思说我这样的人完全“不理性”，“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吧？我要亮出我的观点，那就是，谩骂有理，挨骂活该（当然仅指老茅这种情况）。而且我要为这种谩骂的存在而欢呼：对歪理邪说的谩骂恰恰是希望所在，这表明，这个民族颠狂了的只是腐朽发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堕落媒体，老百姓眼睛还没有被他们弄瞎，还知道什么是天理公道。
最后，贴一张照片。这是大名鼎鼎的大学者大知识分子Edward Said 2000年在黎巴嫩境内跟巴勒斯坦青年一起，向以色列岗哨扔石头的照片。个人滋味，请诸位看官自己去琢磨。不是所有的谩骂都是坏的，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坏的。对暴力的回应，只能是暴力，别无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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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康平：
中国顶着经济学家的草冠，而早没了经济常识的那坨人到处都是！空口把白牙当剑亮的所谓专家也多，说话越来越不靠谱的人还真不少。赵本山大叔是“不差钱的”，这些人就是“不差学问”。其实他们不就是象仓鼠一样占了个好位子吗？经济学家里，有鼓吹十亿农民八亿股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有鼓吹把中国美国国债拿出一半直接分给国民的，真想骂一句这也叫经济学家。一个是十亿农民八亿赌的打麻将思维，一个是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土匪分赃思维。也不想一想，中国证券这么多年来在城市都还没有闹明白还在农村去闹，以为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呢，还雅俗共赏不成？！分钱？城市占了百姓的土地，正常的赔偿款都难以到位，好不容易到位了，不是被克扣，就是按权力多占，还直接分国债，再说连拿到手的人民币都不大让人相信，还何况远在美国的？是不是经济学家混不下去了，一定要人人手里拿一张债券想找算命先生一样找他们问值不值？经济学家因此可以转岗再就业，当这个算命先生了呢？
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半是屠夫杀猪，顾头不顾尾，那么多学家提出的一个一个改革方案开始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象走在红地毯上的章子仪，多牛啊，真抵得上一百个孔子，结果这一个一个按方案进行的改革都宣布失败了后，他们都跑得比刘翔还快！另一半经济学家恐怕只能算是解释派和歌德派，这派人什么样的嘴脸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可讲的。不过，我就不明白，新中国六十年的成果不都是靠中国农民付出了廉价的血汗所取得的吗？与任何理论或者什么人的功绩相比，这个最伟大，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最大的优势不还是在制度的优越性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命和血汗不值钱吗？现在金融风暴来了，承受这个风暴最血腥结果的还不是2000万无处打工的农民吗？以及他们含辛茹苦送到城市读大学毕业后无处就业的儿子吗？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首先就要算一算到底那个阶层付出与回报之比得到的收益最高，那些相当的性价比最高？还是那句话，谁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从教授争聘局长，从公务员招考竞争激烈的事件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我们沉默的大多数的受伤之处，有些经济学家其实就是往我们伤口上撒盐的二道盐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