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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现象
也就在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或米开朗基罗时代，我们中华民族古老躯体内部也在孕育着划时代的变化，长篇小说《金瓶梅》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不同于李卓吾的标榜“童心”和汤显祖的张扬“情”，它以标榜箴诫“酒、色、财、气”的形式露骨地宣扬市井众生对于“酒、色、财、气”的向往、艳羡和追求。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看，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所标志的转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的群体为表现对象，淋漓尽致地描写他们的生活，渲染他们的情趣，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第一部。在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在以西门庆为中心的那一社会环境中，新的人物群体、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追求、新的观念、新的道德准则在潜滋暗长，在迅速崛起，传统的生活模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现象在长篇小说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一现象我把它称之为“金瓶梅现象”。这里，拟以书中几个人物为标志，试加以陈述。
西门庆现象
西门庆有句“名言”：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
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西门庆的这段“名言”，自经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之后，早已经脍炙人口，但对其意义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无耻”、“黑暗”、“腐败”之类。其实这不够全面，它是一个市井之徒的豪言壮语，是特定的社会小环境中一代“天之骄子”的心声，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钱势力的扩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官商结合的暴发户那睥睨一切、不可一世的气概。 西门庆亦官亦商，但他首先是商，是山东屈指可数的大富商。他以商起家，成为千户之后仍然以商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他的显赫的社会地位，不是来自他的“权势”，主要来自他的“财势”。
西门庆是他那个时代的“大款”。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是金钱的化身；而金钱，又是他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他的力量，是金钱的力量；而金钱，正是他的力量之所在。
西门庆的一个“哥们”在丽春院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妓女院请泥水匠打地平，因招待不周，泥水匠故意将阴沟堵死。遇到雨天，满院是水。主家花了钱酒解决之后问及这水是“那里的病”?泥水匠回答说：“这病与你老人家的病一样，有钱便流，无钱不流”。是啊，在金瓶世界的涌起的商品大潮中，世间的一切都是“有钱便流，无钱不流。”
西门庆不过是个市井浪荡儿，既无高贵的阀阅，更无可以称道的学问和令德，他无非是有几个臭钱，给当朝太师送点像样的生辰礼物，一下子就成了五品的掌刑千户，轻而易举地跻进了上流社会，周旋于抚按科道、府尊县令之间，转眼之间，一个市井恶少变成了山东一省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以自己的发迹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西门庆模式”，在他大红大紫地暴亡之后，张二官也以同一模式成为他的继任。在这一模式面前什么“学而优则仕”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啦，“立德、立功、立言”啦，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失去了光彩。西门大官人以自己的发迹变泰向人们宣布：“有了钱，便有了一切；有钱，才能够有一切。”金钱，散发着铜臭，俗而又俗，向来为清高的士大们所讳言的“阿堵物”，在到处肆虐，无孔不入地亵渎着传统的尊严。在“金瓶世界”里，官爵、伦理、亲情、体面、良心、官司的输赢、女人的贞操，无不可以买卖。钱与性，《金瓶梅》的两大主题，西门庆虽然是二者“得兼”，但他总把“钱”放在第一位，以之为根本。他物色小老婆，固然讲究色相，但更看重金钱。而“少女嫩妇”的孟玉楼，也放着举人老爷的正头娘子不做，宁愿给西门庆“做小”，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为幸事。——暴发户领导着时代的新潮流，时代精神变了。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西门庆以自己的成功宣布了这一传统观念的破产。利与义，金钱与良心，西门庆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西门庆经营生药、丝绸、绒线买卖，并开着解当铺，固然是经营有方，书中也写到了他在这方面决策的眼力，可这些并不是他能够成为大亨的主要原因；西门庆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原因在经济之外，即在于超经济的原因。——他长于原始积累。
他深得官商结合之三昧，他不光长于以权谋私，而且在运用上具有战略头脑。他懂经营学，更懂关学，总是正确地把关系学摆在经营学之上。应酬往还，觥筹交错，不光是消费和满足，更是“感情投资”。没有他苦心经营辛苦编织起来的从朝廷到州县的关系网，他是无从在商海里纵横弄潮，如鱼得水的。比如，太师生辰和太尉临幸，他虽然花费成千上万，但那实际上就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也是收益最大的一次投资。
当然，贪赃卖法、巧取豪夺以积聚财富和资本，对于他来说更是驾轻就熟和家常便饭。
他贿买御史，早支盐引，以保证竞争优势；优惠签订承包合同，垄断古董贸易，都可获得超额利润。
他向钞关行贿，偷漏国税，从国家手里分割向全民剥夺来的剩余劳动。
在信用和流通方面，权力也是他经营运转的保障。即使是皇亲之类拖欠，他也能把其家人抓到提刑所，一枷三敲，不怕其不给钱。
西门庆又是流氓恶霸，他还长于运用黑社会的手段进行原始积累。谋财害命，使花子虚的巨额财产流入了他的金库；利用地痞流氓，捣毁蒋竹山的药店，固然也是为了争夺李瓶儿，但更显出了他那药霸的风采。
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中世纪的眼光来审视这位官僚、商人兼流氓的丑恶人物；不能否认，西门庆身上的确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东西。
武松现象
从春秋战国的刺客游侠，到“三国”、“水浒”中的英雄群象，荆轲、豫让、高渐离、关羽、张飞、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蔑视强暴、疾恶如仇、扶危济困、士死知己、
言信行果、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悲剧精神和崇高美，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水浒》中的武松，正可以作为这种崇高与悲剧精神的代表。他的几乎无人可及的神力，他的超凡的人格和自信，他的敢做敢为和光明磊落……都与“三国”中的关羽颇为相像，武松可以说是“水浒”中的关羽，一位典范性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可是关羽成了“武圣”和“伏魔大帝”，而进入金瓶世界的武松，却从神坛上走了下来。这位景阳岗上的打虎英雄，一落到人间就成了芸芸众生。西门庆才是真正的“虎”，是“英雄好汉”，是强者；在西门庆面前，武松变成了“羊”，是凡夫俗子，是弱者。虽然，在西门庆死后，他也终于遇赦回来向潘金莲报了仇。然而，他采取的方式是多么卑微可笑，不足为训啊。他以一百两银子从王婆手里将被西门家卖出来的潘金莲买了回家，表示要娶她为妻，然后将她杀掉，卷财逃走。《水浒》中杀嫂祭兄、仗义自首的慷慨悲歌的场面不见了，光明磊落、义薄云天的英雄，变了卑微屑小的凡夫俗子。《水浒》中颇为仗义的小人物何九叔，到了金瓶世界也变成了甘心为虎作伥的真正小人。
小市民的头脑，只迷信金钱万能。金钱，是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金闪闪，响当当，有了它，可以换取人间的一切幸福。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中的人们，他们不相信英雄，不崇拜英雄，鄙薄英雄；他们只讲利，不讲义；只讲现实，不讲理想。——要讲理想，发财，发大财，发发发，就是他们的理想。
武松的非英雄化，标志着理想主义的失落。
蔡状元现象
在俗气、臭气熏天的金瓶世界的上空，竟也划过一颗文星，它拖着一条怪异的光线，三次坠落在西门庆府邸之内。——蔡状元的出现及其表演，他的可鄙与可憎，可笑复可叹，读后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叹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学而优则仕”不光被视为“耀祖光宗”、“显亲扬名”的传统的神圣事业，而且从科举入仕还被视为各种入仕途径中的最光辉的正途。无论从雅的角度还是从俗的角度，“金榜题名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向来都被看成人生价值实现的最为辉煌的时刻。
而西门庆者，清河县一鄙俗龌龊之市井浪荡儿也，毫无清操令德可言，向为士大夫所不齿者。二者相比，多大的反差啊!
然而在金瓶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这里是状元公纡尊降贵，找门路与市井儿拉关系，套近乎，打秋风，供其驱使。蔡蕴其人当然格调不高，然而论者对他的道德批评亦多失之偏颇。比起翟谦和宋乔年们来，以权谋私此公不过是初出茅庐。一百两白银的馈赠已经使堂堂状元郎在市井儿面前恭谦乃尔，一再表示“不敢忘德”——他“太嫩了”。待他第二次以巡盐御史的身份造访西门府，西门庆向他提出早支盐引的要求时，他竟恭谦地表示：“休说贤公华扎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而在西门庆后园的翡翠轩作那为人熟知的“东山之游”的次日，当妓女董娇儿拿出御史大人赏赐的用大红纸包着的一两银子给西门庆瞧时，西门庆理解且大度地说：“文职的营生，他那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真是：状元学士斯文扫地，市井无赖趾高气昂——历史颠倒过来了!
其实何止一状元，在金瓶世界中，从朝廷显贵到地方权要，他们不都是因为钱，才按照西门庆的意志行事的吗?
金瓶世界中出现了商人做官、官商结合乃至官贫商富的现象。如果不贪污受贿，又不能经商致富，那么官僚士大夫们除了“安贫乐道”以形而上的满足来弥补形而下的匮乏之外，那就无从与暴发户相抗衡了。清河一地，如西门庆一般的千户多的是，而吴月娘的嫡亲哥哥吴千户，在上任之际还要郑重其事地向西门庆告贷30两银子以供开销，可见其余。山东合省官员招待六黄太尉一席花费千金，而他们合配的分资，不过106两。固然，他们是要存心打西门庆的秋风，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如果不是借助于这类“赞助”，以他们的薪俸，是不能应付这类开销于万一的。站在一月薪水不值一席酒的天平上，做清官的也就很难在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面前直起腰杆了。开始，是他们居高临下地扶植起了暴发户；后来，则身不由己地拜倒在暴发户脚下。
温必古现象
状元、士大夫们向暴发户俯就，传统文化贬值了。西门庆对状元公的大方施舍，不是对科举事业搞什么“赞助”，他是向官场搞“感情投资”：此公所热中的是关系学，而不是文化学。市民阶级的整体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时，曾经产生过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伏尔泰和卢梭等文化巨人，但作为个体在生活中出现时，他们一个个就分解成了夏洛克、老葛朗台和阿尔巴贡，成了浑身散发着铜臭的、粗俗的暴发户了。西门庆更不例外。
不过，西门庆也不能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人，他所锻造出来的文化人，可以温必古为代表。
秀才，或者说不第举人，充当西席而实则私人秘书。其学问人品，小说“有几句道得他好”：
虽抱不羁之才，惯游是非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已灰；家业凋零，浩然之气先丧。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尧舜的事业，及荣华显现的心念，都撒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唯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席上高其谈，阔其论，而胸中并无一物。……
他为西门庆主文，以其实用性为主人服务。在酒筵声色中，充当主人的伙伴和帮闲，成为应伯爵们的补充，情调与其主人倒十分相似。他们本来应当是十分相得的；不幸的是后来因为偷卖了西门庆的重大机密和娈奸画童事发，他被主人炒了鱿鱼。玳安不云：温必古，温屁股也。倪秀才亦云：“观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也。”西门老先生，亦只能崇尚如此之“斯文”：斯言诚不虚也。
但是，西门庆的最大爱好还是玩女人，他自己并未标榜喜欢“人体艺术”，故不必从文化角度视之；不过若从文化消费而言，倒是与此不无关系。西门庆十分喜欢听曲赏乐，应酬往还、觥筹交错、寻花问柳、倚红偎翠之际总少不了歌女、歌妓或歌童。李桂姐、吴银儿、郑爱香儿、董娇儿、郁大姐、申二姐、李铭、郑春、苟子孝、春鸿等等，是西门庆锻造出来的又一类文化人。金瓶世界中的妓女，都是既卖笑又卖艺的，她们都必须能弹会唱，色艺双全，有一定的文化修养。除了官方需要是免费服务外，其余场合都是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的。其出场价虽不过一位数，但也相当或接近于一个丫头的身价了。故李娇儿在西门庆死后虽然徐娘半老，依然“羁鸟恋故林”，大闹一场，才得重操旧业。就在这种文化市场中，什么《山坡羊》、《锁南枝》、《挂真儿》、“笑乐院本”、海盐腔等等，取代了向来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载道”诗文，蓬蓬勃勃地发展繁盛起来了。它以自己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商品性，冲击着传统文化，显示出自己的威力。 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们虽然粗俗无文，但对于此道却都是行家里手，不像刘、薛二位内相似的，对于流行的海盐腔认为是“蛮声哈剌”，听不出其中滋味。西门庆还养有家乐，扬州苗员外就送过两个专业歌童，他还请乐工李铭专门来家教练春梅等大丫头弹唱。因为师父按了春梅的手腕，还招致她一场大骂，几乎被骂“绿了头”。“小腕”按“大腕”，无怪乎其挨骂也。——春梅姐亦金瓶世界中之“大腕”也。而她的主子娘潘金莲，则是顾曲大家。“他甚么曲儿不知道，但提个头儿，就知尾儿。”不但如此，她还经常“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亲自“下海”，与孟玉楼搞个协奏之类，为西门庆助兴。
潘金莲现象
潘金莲是一个淫妇。但潘金莲决不仅仅是一个淫妇，她更是一个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发展而被那罪恶社会彻底毁灭了的市井下层女性的典型。这是“瓶”中金莲与“水”中金莲的不同之处，也是在人物的典型意义上前者高于后者之处。一个聪明美丽的小家碧玉，只才九岁，还不知生活为何物的时候，生活就开始无情地塑造她。学习弹唱供人笑乐，被老年家主“收用”，横遭狠毒主妇荼毒，随意配给武大郎为妻，同时兼做主人外室……生活对她够残酷的了，她以自己的麻木承受这一切，学会了“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她听任生活的塑造，向侮辱损害她的人那里去寻求自己的幸福。王招宣、张大户未能给她带来“幸福”；而武松则以并不损害她的方式强迫她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损害庆使她的追求变成了现实——这是通过残酷地损害比自己更弱者的方式实现的。过去，她以损害自己向生活换取幸福；现在，她开始懂得了，要满足自己，还必须损害别人。在恶狼面前，她必须是羔羊；但对于羔羊，她又是恶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本着这条原则，在人生的道路上，她一往直前地走了下去，一直走进坟墓。
“如今年世，只怕睁着眼睛的金刚，不怕闭着眼睛的佛。老婆汉子，你若放着松儿与他，王兵马的皂隶，还把你不当×的。”
“ 我老娘是眼里放不下砂子的人。”
“我若叫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
“我是不卜他。常言道：算的着命，算不着行。前日道士说我短命哩……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凌厉，枭劲，通脱，强者的哲学，强者的逻辑，强者的人生信条。在这种凌厉面前，孙雪娥、李瓶儿、宋蕙莲、如意儿，一个个落花流水，更不要说秋菊之类。她是胜利者吗?不，她失败了，一个因扩张自我而失却自我的失败者。她貌似强者，实际上是弱者。一次，潘金莲因为不付轿钱和母亲生气，骂她母亲“打嘴理世”，是关王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她曾为一件皮袄和吴月娘生气，月娘给了她一件死当的皮袄，她不满意：“有本事明日向汉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这正是她那要强心态的典型表现。庞春梅游故家池馆，因为“想着俺娘那咱，争强不伏弱地向爹要买了这张床”，心下感到惨切。要强好胜，和向丈夫争宠献媚，在潘金莲身上是合二为一的。她的追求，她的幸福，她的“性”与“钱”，总之她的一切一切，都寄托在西门庆身上。有了庆的宠爱，就有了一切；失去了西门庆的宠爱，就失去了一切。为此，妆鬟市爱，夜谈琵琶，皮肤增白，莲钩卖小……，她不仅费尽心机，而且“品玉”、“饮溺”，什么样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此，在家庭生活中，争风吃醋，拨弄是非，纵横捭阖，勃奚谷斗法，撒拨放刁，等等，便成了她的全副本事和家常便饭。真是，婢妾式的追求，婢妾式的卑贱!“钱”与“性”之间，金莲更热中于“性”。“性”，不是“情”的升华，而是“情”的取代。她也曾有过“情”的追求，但生活太“无情”，于是她只有了“性”。“性”成了她与西门庆间交流、交换、相互依赖与相互满足的纽带。你看她，“玩的就是心跳”，大有“过把瘾就死”之概。她忘却了自己，不过是“也值二三百两银子”的一次性拍卖给西门庆的“粉头”。只有最后一次，西门庆被动地被置于死地的那一次，她才是单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生活以变态的方式扭曲了她，她就以变态的方式来对待生活。私琴意，通女婿，“解渴王潮儿”，这种性解放的放荡，正是扭曲的延伸。潘金莲以强烈追求的形式失掉了自我，她的追求依然是奴性追求，不能拔得过高。
韩道国现象
古代社会尚礼治，“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至高无上。宋明之后，“礼”又僵化成了“理”，它成了宗法等级制度的象征。理之森严，于女性为尤甚。不光要她们“三从四德”，而且还要“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操之于女人，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这一切规矩，在金瓶世界中却吃不开了。“如今年程，说什么使得使不得!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吴月娘说这话时是讽刺李瓶儿的，结果却打击了一大片。在清河上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男女苟合与寡妇再醮，“三从”被修改成“初嫁由亲，再嫁由身”，“少女嫩妇的守什么!”寡妇一嫁再嫁这里并不以为怪，未见冲出“篱笆”和“网”的艰难。
西门庆的如夫人队伍，基本由再醮寡妇和从良娼妓组成，李瓶儿和孟玉楼都带着自己的财产，自己谈对象，自己拍板，一再重新嫁人。西门大官人对于小星们因耐不得寂寞而一时失足，也颇宽松、宽容，虽也严厉惩诫，但只要下不为例，也不予深究。金瓶中的女性，默守成规者甚少，而“性解放”者居多。
其荦荦者当推韩道国之妻王六儿。这是一个少见的家庭模式，丈夫给西门庆作伙计，主持分店经营和长途贩运，妻子则半公开地给西门做着粉头。通奸或卖淫虽古已有之，然而王氏夫妇之作为却有自己的特色：一，“第三者”插足并非因为家庭危机或于婚外寻求感情寄托，而是为了经济效益，女方以经营之道下海，业余操皮肉生涯，心平气和为之，无丝毫于心不安处；二，妻子之作为不仅得到丈夫的默许，而且简直是共同经营，故一面男盗女娼，一面又琴瑟和谐；三，女方对于卖身不仅泰然处之，而且“自在玩耍”，带有自娱性。西门庆死后，他们夫妇商量要拐带一千两银子逃往东京时，一贯忘八无耻的韩道国还有些于心不安：“争奈我受大官人好处，怎好变心的?没天理了。”想不到妻子却说：“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什么!”——惊世骇俗之论，其意识何其超前耶?
是的，“有天理到没饭吃”，她用极其犀利的语言，揭露了“理”的虚伪性。这“理”，要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钱”字。对于韩道国和王六儿，对于金瓶世界中人，“钱”就是“理”，就是“天理”。
既然“富贵总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西门庆可以谋财害命，贪赃枉法，巧取豪夺，那么韩道国于其失势时拐财逃遁，张二官于西门死后取而代之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铁指甲”、“坐地虎”等恶霸之所作所为，又何须大惊小怪?
既然“只好叙些财势”，那翟谦、吴典恩、应伯爵们在西门家失势后之翻脸无情与不讲信义，又何须深责?
既然西门庆把女人当作玩弄对象，只有“欲”而没有“情”，那又怎能要求被他玩弄的女人在他死后对他忠贞不二呢?
既然西门庆为满足自己可以置潘金莲的死活于不顾，那潘金莲为了满足自己又为什么不可以置他的死活于不顾呢?
既然世间一切都是“有钱便流，无钱不流”，清官难做，贪官反发，那又怎能要求官场人物保持清廉呢?
铜臭熏天，人欲横流，除了利己和发财之外，没有任何伦理可言。“自古有天理到没有饭吃”，人们要到“没有天理”中去讨饭吃了。
李瓶儿现象
比起“大观园”上空那令人神往的瑰丽美好的“情天”来，“金瓶”世界是个人欲横流的罪恶深重的“孽海”。前者以诗一样的笔调葆扬“情”，后者则刻露尽相、淋漓尽致地渲染“欲”。虚伪、势利、粗俗、丑恶、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强者恣睢暴戾、弱者卑贱麻木……这一世界太沉闷了，太令人感到窒息了。即使是强者，得意者——这世界是为他们设计的——他们也许是活得过于潇洒了，也许也是太累了，他们经常也会感到空虚，感到不足，感到失落，感到这世界缺少点什么。李瓶儿的悲剧，读后给人留下了深思和叹息。进入西门家前的李瓶儿，亦一潘金莲耳。后期的瓶儿，成了一个温柔善良、心痴意软、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女人，她最终毁灭于妻妾间的明争暗斗。西门庆是个无情的“款爷”，“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不是卿卿我我“爱情至上”风流潇洒的奶油小生。总体看来，李瓶儿在他眼中，与潘金莲、孟玉楼等并无二致。“你达达爱你好个白屁股儿”，她又有钱，又为自己生了个独苗儿子，一段时间对她特别宠爱，原因也不过如此。死后虽然大恸，而且几乎痛不欲生，但也不过“三分钟热度”，曾几何时，便于瓶儿灵前刮拉上奶子如意儿，和谋杀瓶儿母子的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热乎劲。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虽然它是主导的一面——西门庆之特别宠爱或者说钟情于李瓶儿，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他在瓶儿那里，发现了在其它女人处也包括他所生活的那一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人的感情，用金钱所不能买到的人性中固有的可贵的东西。从这里，他不自觉地发现了自己的“人”的存在，得到了精神补偿，找到了心理慰藉。
看起来这位款爷活得多潇洒啊!他挥舞着金钱魔杖，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跳舞。清河县的女人，无论小家碧玉还是世家坤眷，无论有夫之妇还是黄花闺女，只要他需要，都可以敲开其大门，让她们心甘情愿地为他献出自己的一切。是这一世界“到处充满爱”吗?不。这一粗俗颟顸的浪荡儿与他那轻薄无行的应二哥对世事都看得很透彻：在这“有钱便流，无钱不流”的世界里，有的只是弱肉强食和相互利用，是逢场作戏、虚伪无耻和全无心肝。只有李瓶儿，是一个例外。
瓶儿对丈夫一往情深，至死不渝。自己朝不保夕了，还劝西门庆不要为自己请假误了公事，不要为自己看病浪费钱财；物故之后，她的魂儿还久久地依傍着西门庆，谆谆劝他珍重自己，提妨花子虚的报复。——这在别的妻妾身上是找不到的。 潘金莲对她咄咄逼人，得寸进尺，不择手段，以怨报德；她对潘金莲则一再忍让，逆来顺受，以德报怨。对待“姊妹”行，对待亲戚，对待仆妇、妓女和尼姑，对待那些多持不测之心惯于狡诈欺骗的各色人等，她都能以温和厚道处之，她故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感念。——这也表现了一种人性、人情的美。 故尔她“热突突”地死了之后，恶魔般的西门庆，竟能一蹦三尺、痛不欲生地大哭不已，称她为“我的好心的有仁义的姐姐”。是对自己的痴情，还有她的善良“仁义”，感动、感化了西门庆，把这个色欲魔王埋藏在灵魂深处未曾泯灭的人性呼唤了出来。——她为那无情世界创造了奇迹。
同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有了钱便有了一切”的“真理”也有其相对性。任何时代都有权势力量所达不到的地方。西门庆之所以特别珍视李瓶儿，原因也在这里。 李瓶儿的悲剧表现了权势者支配的世界所共有的社会历史的二律背反：它所要泯灭的，又是它所渴望的——也是一种“渴望热”——作为一个善良的弱者，那一无情世界吞噬了她；作为一个有情者，那一毁灭她的世界又以对她感念的形式表现了自己对于他所毁灭东西的“渴望”，渴望失落的复归。
当金瓶世界行将结束之际，小说匆匆呼唤出了一个与那整个世界并不协调的女性——对浪子陈敬济痴情和殉情的韩爱姐儿，作者以这一突兀出现的匆匆过客，给那难以摆脱“二律背反”的无情世界，划下一个重重的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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