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颜色革命在中国上演
——选自司马南新书《民主胡同40条》
我相信，民主不是坏东西。但它是个变色龙，没有对错，没有高低。中国人应该带上放大镜，认真研究民主，其成败让历史去写吧。我唯一想看到的结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中国。这是我在北京观察若干年，更是阅读司马南著作后的观感。
——【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后夹道1
谁在利用投票箱和公民抗议“制造民主”
问：可不可以提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您觉得不好回答不便于回答的话，我愿意表示理解，但请司马南先生像一个君子那样，收回前边自己说过的大话（您在回答我同学×××的时候说过，您自己认识上有局限，学识上也有欠缺，但是在这种场合您不会回避问题）。
我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颜色革命？
司马南：我听明白了。
我知道你们是为这位同学求真务实的态度而窃窃私语。
让我先说几句话，大家要是觉得中听、有理，再为我鼓掌不迟。
第一句话，令部分人着迷的外力侵染之下的民主运动，貌似“自治实则受制”，其与小平同志力倡的社会主义民主南辕北辙。
第二句话，1989年的那场风波是颜色革命在中国的第一场正式的播出版带妆彩排。
第三句话，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颜色革命或者叫政权变更是中国人民的灾难。
第四句话，“通过投票箱和公民抗议来制造民主是如此有效，这已经成为一种赢得他国选举的成熟模式。”
这最后一句话是艾恩•特里纳讲的，出处是2004年11月26日英国《卫报》。
……
只有稀稀落落的几片掌声啊。
看来我的观点需要有更详细的阐释，思考这个问题需要一点时间，我很理解。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颜色革命的内容，有一个人大家应该认识一下——威廉•恩道尔先生 。此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长期旅居德国。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研究已逾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硕士。
恩道尔先生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先后在美国和欧洲工作。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除金融、能源和地缘政治外，还包括世界农业问题、粮食交易垄断、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第三世界债务、对冲基金和亚洲金融危机等。恩道尔先生还经常应邀在一些有关地缘政治、经济、金融、农业、能源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定期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许多国际出版物撰写文章，还经常为欧洲主要银行和私募基金经理提供咨询。
恩道尔写了一本新书《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在本书中，他将颜色革命幕后的肮脏作了较为新鲜的披露：在恩道尔先生的笔下，颜色革命是一批服务于冷战的美国心理学家洗脑技术的具体应用，是兰德公司精心构思的使用短信和手机的蜂拥技巧，是夏普将非暴力作为一种战争方式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这些年越来越时髦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反而有组织有计划颠覆别国政府行动的具体过程。其上总控部门竟然是美国国务院，其策动颠覆活动的方法，无论是1986年在菲律宾推翻费尔南多•马科斯总统，1989年的天安门动乱，还是1989年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搞的“天鹅绒革命”均系一脉相承的。
恩道尔写道：“在1989年天安门动乱期间和前后，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都掺和了进来。夏普承认在动乱发生的几天前，他到过北京。中国政府当时谴责索罗斯的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有联系，要求它离开中国。”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在美国中情局工作了25年。李洁明毕业于耶鲁大学，和他的中情局以前的同事老布什一样，都是秘密而又势力强大的耶鲁校友会“骷髅会”的成员。多年后，在瑞士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李洁明与恩道尔先生进行了一番私下交谈，老布什总统当时虽然批评了中国对天安门动乱所采取的行动，但在最初却表现出犹豫不决，李洁明因此对老布什总统极为不满。因为他在这次动乱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
有关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惹出的乱子在1989年的《华盛顿邮报》上有所报道。
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传授所谓的“非暴力战争方式”技巧，在培训从前的华沙条约国家和亚洲各国的青年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乔纳森•莫厄特研究员的研究表明，除其他来源之外，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部分资金来自索罗斯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在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机构网站上，该研究所承认曾积极参与在缅甸、泰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主组织和反对派进行的抗议活动。它选择的目标国家与美国国务院在不同时期要进行政权更迭的国家完全一致，这并非巧合。正如古希腊寡头执政者所洞悉的那样：“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操纵民主，利用愤怒的大众的怒火来对付对手。
那个美国的，在全世界从事和平演变的急先锋——“索罗斯基金会”， 与中国×××领导的经济体改研究所关系交往颇深，1986年10月11日，是索罗斯大喜过望的日子——索罗斯与中国的某重要机构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成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索罗斯先生慷慨地承诺，每一年提供不低于100万美元的赠款，以资助中国的“改革活动”。（1986年的100万美元是笔巨款）
道上朋友谁不知道，索罗斯大哥的钱，岂是好拿的？一经签订协议，即具法律效力。索大哥的钱当然花来管用，但是，索罗斯的索，是“索取”的索，更是“枷锁”的锁。
此公从1984年到1987年，先后在匈牙利、苏联、波兰、中国建立了各种名目的“基金会”，其目的不言而喻。但是对外则有一套好听的、中性的、没有用什么刺激性的说辞：“协助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和批判性思维。”
索罗斯自己讲得更直接一些，“要用自己的钱加速铁幕后面的社会改革”。他说，“共产主义正在崩溃，我的目标是帮助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从而加速这个崩溃的进程。”
波兰团结工会大笔经费是他提供的，“大笔的经费”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在波兰首都闹一次十万人的反政府游行集会，团结工会不眨眼，当然有实力哦。苏联的索罗斯基金会的钱是他提供的，最妙的是，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夫人赖莎女士，众望所归地“应邀”担任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的主席。
后夹道2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金钱流向捆绑着颜色革命
问：恩道尔不是来过中国吗？有人质疑这个人的身份说他是中国人假冒其名。
司马南：您这两句话放到一块不矛盾吗？
所有的质疑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明知仅仅质疑是不够的，却不肯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与胡同口老槐树下摇蒲扇侃大山有什么区别？质疑者的功夫应该下在用事实证明恩道尔几本书中所陈述的事实不是事实，包括证明恩道尔本人是被别人冒名的。
其实，恩道尔先生关于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服务于美国战略目标的说法并不特别，崔之元先生转来一份材料，标题叫作《颜色革命：“美国制造”的政权变更新形式》，作为备注我把它放在这里，姑且算做一家之据、一家之言。
观点分歧没关系，资料总是可以共享的，大家高兴可以随便看看。看看美国国务院的财政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人家在为颜色革命的情报和实践忙活一些什么。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美国发展其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的主要实体，其各个部门致力于过渡计划，重建，冲突管理，经济发展、治理和所谓推进民主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结论很简单，“哪里有政变，哪里就有符合美国利益的颜色革命或者政权变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钱也流向哪里”。
1983年，美国制定了一种以推行民主为由，颠覆对其不利的国家政府的新战略。通过设立半私营的“基金”，比如，艾伯特爱因斯坦研究院（AEI），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会（NED），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国家民主协会（NDI），自由之家和后来的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美国政府开始向国内政党和海外推进美国计划的团体提供资金和战略援助。
在所有这些基金会和研究所的背后是美国国务院的财政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如今，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安全、情报和国防重要的一部分。2009年，美国正式宣布了“反暴动联合行动”，如今，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反暴活动的一部分，是美国发展其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的主要实体。其各个部门致力于过渡计划，重建，冲突管理，经济发展、治理和民主。几百万美元主要通过这些部门从政府流向政党、非政府组织、学生组织和在全球推进美国计划运动。哪里有政变，哪里就有符合美国利益的颜色革命或者政权变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钱也流向哪里。
2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很多的钱来自美国，不过，香港凭借其特殊地位往往中间转上一道手，那些钱便极其隐蔽地以香港市民赞助的名义流了进来。
当然，仅仅有钱进来不符合USAID的战略目标的总要求，所以，那时候，“美国之音”汗流浃背最卖块了，对中国的华语广播播音时间加大到24小时，他们大量散布、重复广播各种谣言。
小布什的爹地，老总统布什干脆直接上阵，动辄发表关于天安门的讲话，当然话是要捡好听的说了，床帏之间的事情，拿钱策动中国内乱的事情，USAID的战略目标的事情当然是不能讲的啦。小布什的爹地说：“全世界都在关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自由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着具有想象力的全世界男女”……“美国将做它所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的年轻的追求自由的人们”。
什么叫“美国所能做的一切”？我不全知道。
但是，应该包括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动乱首领方励之夫妇被美国人不惜动用最先进的手段和精干的特工将其接到美国大使馆供养起来保护起来。
当然应该包括诸如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李录等人中国政府通缉的犯罪嫌疑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亲自组织“黄雀行动”，将其一路护送到美国，并提供优厚待遇豢养多年怂恿其给中国捣乱。
当然应该包括老布什气急败坏地表态，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军事交往，煽动鼓励赴美留学生滞留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洛费曼公司撤退40名在华专家，美方承诺由该公司执行中美间最大的军事合作项目——歼8-2歼击机性能的改进。
若干年之后东欧的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是什么样的呢？
与1989年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每次都是换汤不换药。学生和青年运动的新面孔打头阵，吸引其他人跟风参与进来。
他们总有一个标志，一种颜色和推广策略。
在塞尔维亚，领导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抵抗组织”（OTPOR），用T恤衫、传单、旗帜充斥街道，上面印有黑白色的拳头，那是他们反抗的象征。在乌克兰，标志是一样的，但是颜色变成了橙色，格鲁吉亚的是个玫瑰色的拳头。而委内瑞拉的变了一下，没有用紧握的拳头，而是黑白的张开的手掌。
颜色革命总出现在有战略资源、自然资源的国家。天然气、石油、军事基地和地缘政治利益都在其列。他们也总是针对有社会主义倾向，反帝国主义的政府。美国在那些国家推行的是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倾资本主义、倾帝国主义的运动。
他们总是在竞选前后或其过程中发动抗议造成动荡，以加剧紧张气氛，质疑可能的欺骗行为，也以没有反对派为由质疑选举（通常情况事实也是如此）。同样的机构在那里提供资金、培训和咨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会（NED）、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国家民主协会（NDI）、自由之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研究院（AEI）和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AEI和ICNC提供专家培训，引导“非暴力”变革的青年运动，并引以为豪。
这一战略旨在削弱和扰乱国家的权力支柱，削弱安全部队，制造一种混乱和不稳定的感觉。这一战略创始人之一、AEI的主管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上校，解释说目标不是摧毁武装部队和警察，而是“转化他们”。说服他们离开现在的政府，“并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今后的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他们用青年去试着削弱安全部队，并让安全部队更难参与到公众抗议活动，塞尔维亚非暴力学生运动“抵抗组织”（OTPOR）的创立者波波维克透露赫尔维教他们“……如何在体制中选人，比如警察，然后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受害者，他们和我们都是，比如警察的职责不应是逮捕的抗议者……”
这是一个针对安全部队、公职人员和普通大众的精心策划的战略。它包含有心理战和街头抗议，给人一种国家即将爆发人民起义的感觉。
2003年，艾伯特爱因斯坦研究院（AEI）来到委内瑞拉。赫尔维上校亲自给委内瑞拉反对党教授了9天的课程，教他们如何在国家“重建民主”。AEI年报显示，反对党、非政府组织、激进主义者和工会参与了讲习班，并学习了推翻独裁者的方法。那是他们领导的反对查韦斯总统政变失败的后一年。AEI的干预出现了一年的街头暴力，持续的破坏稳定的企图，和针对查韦斯的重新公投。反对党以40∶60溃败，但声称选举存在舞弊。他们这一指控是毫无意义的。几百个国际观察组织，包括卡特中心、美国国家组织，可以证明选举过程透明、合法，不存在舞弊行为。
后夹道3
颜色革命炫色褪去，东欧人民发觉自己被愚弄了
2005年3月，委内瑞拉反对党和AEI再度联合，但这次,以前的政党及其领袖换成了经过挑选的学生和委内瑞拉青年。Slobodan Dinovic和Ivan Marovic以前是“抵抗组织”（OTPOR）的领导人，他们从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首都）来，训练委内瑞拉青年如何发起一个运动去推翻他们的总统。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会（NED）给委内瑞拉团体的资金飙升至900万美元左右，自由之家首次在委内瑞拉开店，和USAID以及NED一道帮助巩固反对派，为其在2006年的大选做准备。自由之家前主席Peter Acherman领导的ICNC，也开始训练青年反对运动，为他们提供政权变革方法的密集课程和研讨会。
那一年，新训练的学生发起了他们的运动。目标是阻挠寻据过程，制造一个舞弊的局面，但是他们失败了。查韦斯以64%的选票压倒性地获胜。2007年，他们再次发起了运动，以反对政府决定不予更新一家代表反对派声音的私人电视台RCTV的广播执照。学生们拿着他们的标志上街，并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
一些人由美国机构选出并于2007年 10月被派往贝尔格莱德再次训练。学生领袖Yon Goicochea从华盛顿右翼智库卡托研究所获得50万美元的奖励，以在南斯拉夫国内建立一个反对派培训营。
如今，那些学生成了反对党。这不仅表明他们过去与政治有明显瓜葛，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自己的运动的欺骗性。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慢慢褪去，那些国家的人民不再着迷于看起来通过“自治”获得政权的运动，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愚弄了。
颜色革命不过是美国机构的红、白、蓝颜色，是美国企图寻找新的创造性的方式去强加帝国的计划。
……
后夹道4
NGO酝酿颜色革命的培训，说白了就是传销洗脑
问：关于颜色革命，为什么要听外国人什么恩道尔之类的讲法，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判断吗？直到颜色革命20年之后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我们的见识，我们的警惕是不是太晚了？
司马南：也不尽然，事实上在颜色革命问题上，清醒的人一直是清醒的。许多国内媒体在这方面都有报道，网上的明眼人更是话说得十分明白。2005年新华社《瞭望》杂志署名张西明的一篇文章讲到颜色革命问题，讲得很细，该说到的都说到了，因而在网上遭到一些立志在中国呼应西方颜色革命的人的谩骂。
文章认为，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与十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又有许多新特点。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正在实现美国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权更迭和政权改造。发生在东欧和中亚的“颜色革命”与十多年前苏东剧变的“第一波”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1）都发生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2）反对派均获得了美国势力的支持；（3）都是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
这次“颜色革命”背后的“美国化”手段，有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特点。
一、美国加大了在这些国家民众当中开展基础性工作的力度，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对于驻在国的领导人或重要政党特别是反对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大使或公使以及高级外交官往往亲自出面，或经常性进行拜访，或举行招待会、宴会，通过长期接触，选择和培养美国的代理人，在条件成熟时推他们出来竞选或发动政变，把他们扶植上台。
文章特别之指出，对于基层民众，美国主要是通过帮助他们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多年间，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其中，美国在中亚国家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更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以司法制度为突破口，通过“帮助”有关国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达到动摇其政体、推翻现政权的目的。美国一向认为，司法制度是一国政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司法制度变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就变了。过去美国无法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机构，但近10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的机会，不断加强所谓的“司法交流”、“案例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使其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合理性和执行力。
大家不妨循此回顾一下，看看中国法学界的现状，那些致力于用西方宪政理论，用“大于天”的法律来格式化中国的西崽法学家们，看看这些人的表现是不是也很说明问题？ 还记得某位法学家的西山演讲吗？他忧心忡忡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在民政部登记，故而“疑似非法”，故而“欠缺合法性”。
他偏偏就不去读宪法，装作没有看见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地位。
三、以经济援助和加入北约等作诱饵，迫使有关国家允许成立反对派和民间反对现政权的非政府组织，从而使美国支持的反对派能够合法地开展活动。通常的做法是，美国政府出面施压，迫使有关国家政府提出“民主化”的时间表和具体步骤，然后美国步步紧逼，在现政权周围建立各种屡次的反对派组织。这些“合法的”反对派组织一旦存在，就可以步步为营，伺机而动，或在议会积聚力量，或直接冲上前台开展“街头政治”。
四、在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具体方式方法的培训，由此策划出来的“民主”和“革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一方面，如苏东剧变前后一样，美国始终没有放松通过各种渠道从价值观念上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另一方面，利用原苏东国家如今对西方“门户洞开”的便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及成员在发动“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训练。在教练当地反对派参加选举的方式上尤其下功夫，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其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提供竞选经费及电脑、传真机、印刷机等各种设备。
五、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近年来，针对有关国家，美国每年都组织数以万计的短期访问交流项目。邀请对象多为反对派中的中青年骨干，他们到美国后，通常都受邀参观美国先进的科技文化设施和各种政府机构，有时还让他们现场观摩美国的各级选举或是政府、立法机构的会议，使其亲身感受“美国民主”，并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组织各种座谈会，比较系统地向他们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这些人结束访问后，组织方就建立档案，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些“交流”项目，有些是美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更多的是由许多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手操办，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一样，有的小知识分子，聪明孩子嘛，本来不错，淳朴且有正义感，嫉恶如仇，长于著文，渴望出人头地。美国人看准了，把这个孩子弄到美国，一通给忽悠 ，又给普世价值糖豆，又给民主巧克力，外加每天三杯人权咖啡，没多久，孩子脑子就糊涂了。跟我们今天大学里有的同学被传销组织洗脑一样。这个政治洗脑过程更厉害。今天在中国领头公然藐视法律，以闹事为职业的年轻人，有的就是在美国呆了半年，拿了一点钱，人家给了什么奖，见了什么要人，于是乎，数典忘祖了，于是乎，利令智昏了。
本文选自司马南新书《民主胡同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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