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不可再生资源变成建筑垃圾

蒋高明

在城市垃圾中，建筑垃圾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造成建筑垃圾增大的原因，是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筑寿命过短，中国城市的建筑寿命平均30多年，一些好好的大楼以种种原因炸了重建。城市装修热更加剧了建筑垃圾的排放，这些垃圾与居民的生活垃圾堆放在一起，最终是填埋了之。政府主管部门带头制造建筑垃圾，一些地方超规标建设办公场所，一个仅有三十几人的“衙门”人均办公面积300平方米以上；有些城市党委和政府的办公楼富丽堂皇程度令发达国家都吃惊。

2008年6月，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为了掩盖超标建办公楼内幕，广西某市向上级申请建筑用地和入住办公楼单位（科室）的清单上，连“殡仪馆”也赫然在列！

超标准建筑之风从党政机关开始刮起，很快蔓延到学校、医院、科研单位和几乎所有拥有一定权力和财力的单位。你到中国任何地方，最好的办公楼几乎都是各级政府的“衙门”，其次是高校，再次是重点中学。然而，建了这么多的楼房满足需求了么？远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各级领导们的办公和居住条件提高了，北京市某区区长的办公室是300平方米；某研究所所长的办公面积是100平方米。在居住方面，原来司局领导的三居室（50~70平方米）或四居室（70~90平方米）早就落伍了，他们的居住面积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住房面积紧张的城市，也超过了200平方米，更况他们还占据着几处住房。

建筑所需要水泥、沙子、石头、砖头、木材、甚至活生生的大树、古树等基本材料，都要向农村掠夺，城市以牺牲乡村环境为代价。建筑资源中，沙子、石头、黏土等用一点少一点，如不惜用，后患无穷。

在笔者家乡沂蒙山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村里的一些有钱人，用廉价的价格将村里的河道承包了三十年，名义上种树，实际上盗卖沙子。他们雇佣了挖掘机，大量沙子比较廉价地卖给镇上，再由其它沙贩子高价出售给城市。这种破坏从2005年春节就开始了，今年更变本加厉。据村里人介绍，10亩河道地一年卖下来，能赚10多万元。就这样，这个风气愈演愈烈。

除了沙子，今年又发现改卖沂蒙山区的大石头。一路上就见贩卖石头的大卡车往来穿梭，可见生意之火爆。

中国“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带来村落的消失外，还将消失了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沙子、石头、土壤。盖高楼肯定有很大的商业利润，然而，有谁会想到，有一天，国民富裕了，再也不愿意住在这“鸟笼子”般高楼里的时候，还要推倒高楼建矮楼或者平房。因为，那些高楼本不是什么艺术品，多是些粗劣的产品。即使农民，如果富裕了，他们也不愿意继续住在缺少人气的高楼里。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走过了这样的弯路。

城市改造建筑一定要一次到位，要出精品，要成为文物，要能够坚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人均办公面积和居住面积要有个度，越节约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节约下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为后代留下一点不可再生的财富。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肆浪费，暴殄天物，甚至将石头等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做法，应当果断叫停。

由于建筑粗糙，中国乡村的房屋几乎每十年一淘汰；城市楼房每二三十年就过时，炸掉了重来。发达国家城市楼房的平均寿命是100年，而我们不到50年，个别地方楼房寿命更短，经常看到城市里崭新的高楼被炸的新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担心，今后我们的后代再盖房子，在建筑材料里，他们首先缺少的是沙子，然后是黏土，最后是石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一：城市中的“拾荒者”

蒋高明

笔者在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实验室里有一个叫石萍的北京女孩，非常活泼可爱，研究生们总爱找她聊天。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小时候的故事，石萍竟背起了儿时的一首儿歌来，因为印象深刻，我也记住了这首儿歌来，听起来很有意思。这首儿歌唱到：“星期天的早上大雪纷飞，拣垃圾的队伍排成一队，风一吹，纸一飞，拣垃圾的队伍跟着追”。

当时的北京女孩编这首儿歌，显然是嘲笑乡下来的拾荒者的。但令今天的北京人不能理解的是，今天的垃圾已经远远不是什么“风一吹，纸就飞”的纸片或破布头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垃圾了，这些垃圾足以要了北京人的命(如垃圾焚烧排放的二噁英)。这个垃圾内容之“丰富”，令今天的拾荒者成为亿万富翁也不在话下。

然而，拾荒者虽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功不可没，但他们不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垃圾问题而来的，而是想从垃圾中寻找财富，那些不能用的成分，将会成为彻底的垃圾，你最终拿它搞垃圾焚烧也点不着了，只有借助汽油。

1989年，来自四川巴中的两个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找到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当时愉快地答应了。

不久，杜茂献、许继财就被通知获准去北京城里捡垃圾。以后，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赴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多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超过10万人。随着垃圾大军的扩大，因利益而形成的垃圾分工也逐渐形成了：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最后将那些地沟油拉到城乡结合部的地下作坊；河北人不进城，只负责在城乡接合部接来自大城市里的各种有用垃圾。首都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他们中有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有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无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这帮“拾荒大军”可谓分工明确。整个军中有13个“舵”，共分成了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则运往保定造纸厂-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而在这些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发财、回家乡盖房、创办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更有2000万之众。

垃圾大军的形成，说明了垃圾中其实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以纸张举例，说明了垃圾是可以再次利用的。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至50%。北京每天扔掉的废纸达1500吨，如果将这些废纸回收利用，1200吨纸张将会重新回到书桌上。

其实，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解放初期，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1965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也严重地萎缩了。到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仅剩下了16个。城里人找工作，再也看不起那些垃圾了，留给农民去发财吧。

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可见，“垃圾大军”们从垃圾中拿走有用的成分，总体是符合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原理的，垃圾大军们充当了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是应当得到人们尊重的。

问题是，必须对这些“垃圾大军”进行管理，从垃圾中提取有用的东西固然是好事，但将餐馆中的泔水运出城市，加工制作地沟油后再运回城市餐馆，坑害别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鼓励。那些泔水怎么办？过去是喂猪，现在政府规定不能用泔水喂猪，总得给餐馆里的残羹冷炙找出路吧？然而，路又在何方呢？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二：拒绝白色污染谁来带头？

蒋高明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经常接到国内出版机构寄来的图书，许多书讨论中国境内发生的重大环保事件，并介绍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出版这样一本好书的目的旨在唤醒国人的环保意识。然而，遗憾的是，该书在出售时，每本书外却笼罩了一层毫无意义的塑料包装膜。既增加了白色污染，还增加了拆装的麻烦。

目前中国出版界，乃至学术界，为追求所谓的豪华奢侈，图书杂志塑封或塑料膜包装成风。除此之外，光盘、磁带等电子影像制品外也多封了一层塑料膜。甚至还有些出版社或杂志社，向订户邮寄杂志或图书时，使用的也是无法降解的塑料信封。

出版业之外，消费行业“塑封”现象更是触目惊心。扑克、香烟、药品、玩具、甚至袜子、化妆品等等都毫无例外地实行“白色”包装。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梳子、拖鞋、肥皂、浴帽等都大量使用塑料膜包装。飞机上，乘客吃一顿饭后，就留下来一堆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汽车修理行业，修理厂为了取悦顾客“上帝”，竟然使用大面积的塑料膜包住车座，仅使用一次就扔到垃圾堆。桶装矿泉水的水桶外依然笼罩一层塑料膜，就连农民种地也广泛使用塑料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竟鼓励这一做法。白色污染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我们不果断采取禁塑措施，我们的生存空间将会被自己制造的塑料垃圾所覆盖，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尽管中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如控制城市超市和商场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但县级以下地区依然没有禁止塑料袋使用。在农贸市场、集市上，塑料袋照样大行其道，且使用的是再生的塑料袋，造成的环境污染更大。

因自然界没有微生物能够降解塑料袋，目前对塑料膜和塑料袋的处理，一是再生使用，二是焚烧，三是掩埋。焚烧塑料膜会释放出多种有害化学气体，其中以二恶英毒性最大。它们在自然界中滞留时间很长，毒性极强，并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2004年正式生效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把六氯代苯等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持久性化合物，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这些禁限物质中就包括焚烧塑料膜产生的二恶英。但前两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后者则在长期填埋过程中污染地下水。制造塑料袋消耗许多化石资源，排放很多温室气体。签于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公民自觉抵制塑料袋这一严重的白色污染制品。

最新数据现实，目前中国城乡癌症死亡率较30年前增加了80%以上；每4-5个死亡的人中，就有一个是死于癌症；中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口接近200万人。癌症死亡率的上升说明我们生存的环境在变差，污染物在增多，其中，很可能就有燃烧塑料膜形成的污染物在内。燃烧塑料制品形成的二恶英是世界上公认的恶性致癌物，面对如此恶劣的致癌物，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减少乃至逐步告别塑料膜使用。

比起庞大的“登月计划”来，环境保护并不是什么十分了不起的难事，困难的是坚持，这要求每个公民从具体细节做起。如果中国在全世界率先消除了白色污染，这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并不亚于我们登上了月亮。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消除白色污染远比“上天”还难。

餐馆里的一次性塑料膜，一次性餐桌布，一次性饭盒；香烟盒上多余的塑料膜；磁带、光盘、精品服装上的包装膜；书本、杂志封面的塑封膜；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梳子、拖鞋；飞机和火车上塑料餐具和包装盒；商场里顾客免费取走的塑料袋，当人们消费这些产品的时候，就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白色污染。那些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塑料制品无法通过生物的作用降解再利用，多被填埋或焚烧，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人们自觉地拒绝这些物品，则白色污染可在源头上得到控制。

然而，消灭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仅靠环境志愿者有限的呼吁和带头作用其力量显然不足。懒惰是人类的天性，图省事、图方便才出现了过多的“一次性”制品面市。关键的是，在提供这些“一次性”的过程中，有人从中牟利，才使得消灭白色污染仅停留在“口号”阶段。一些明不见经传的小企业，给大饭店提供一次性洗刷用具赚足了大钱。酒店采购人员要回扣，小企业老板要效益，吃亏的是公众的生态环境。要从源头治理白色污染，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必须重点整治制造白色污染的企业，“迫使”那些企业为环境保护“买单”。具体的做法包括：一是提高生产“一次性”用品的税收，让他们无利可图；二要宣传教育公众拒绝使用那些对生态造成危害的产品；三是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对于危害公众环境健康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

从2008年1月1日起，国家开始禁止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将提供免费塑料袋。然而，两年半过去了，除了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菜市场、流动小贩依然“我行我塑”，照样大量使用超薄劣质塑料袋。菜场里曾经一度“绝迹”的白色、绿色、红色等超薄塑料袋也出现在全国大小农贸市场的摊位上。可见，“限塑令”难以改变人们“犯懒”的习惯，不从源头切断污染源是没有办法的，关键是人们根本没对其生存环境多看一眼。全社会关注环境，尤其名人带头拒绝使用“一次性”物品，让环境保护成为一种时尚，我们的生态环境就会有希望。2008年，接待“两会”代表的酒店不提供“一次性”洗刷用品，就是在环境保护具体细节上迈开了重要一步。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样好的举措何时能在全国的各大饭店、宾馆，尤其是星级宾馆实施，并形成环保制度？

出版行业是传播文化、知识、理念、时尚的产业，环境保护理念尤其值得宣传。除宣传外，在具体细节上做到不污染环境或少污染环境，出版人更应带个好头。从这一立场出发，追逐毫无意义的奢侈消费，迎合大众庸俗需求，大量使用没有任何用途的塑料包装膜，就应当果断停止。除此之外，那些时尚类的出版刊物，还具有引领社会消费的特殊功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宣传一些名人、要人绿色消费行为，逐步让老百姓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乃至告别白色污染，完全是举手之劳。

环境保护，必须从小事做起。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三：“洋垃圾”进军中国

蒋高明

2007年6月，笔者在英国做博士后的学生刘美珍博士发来一则消息：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出洋垃圾。全球最大的货轮爱玛•马士基号圣诞节后，一次就将满载的17万吨垃圾，倾倒在广东佛山南海联滘村。在散落的垃圾里，随处可见英国著名超市“特易购”的塑料袋，还有花花绿绿的食品包装袋。

中国的垃圾处理还没有圆满解决，有人又引进洋垃圾，而且是没有办法降解的电子垃圾和白色垃圾。

中国每年有价值160亿英镑的货物运往英国，然而作为“回报”，英国竟破天荒地将190万吨垃圾运回中国。过去短短8年间，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竟狂涨了158倍！这些垃圾中，以很难降解的废塑料等为主。

自然界中，由于动物、植物、微生物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基本不产生废物。分解动植物产生的“垃圾”及其尸体的，是微生物和食腐动物。但是，对于人类制造的塑料、农药颗粒以及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微生物们却“啃”不动。人们称那些自然界不能分解的有机化合物，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2004年正式生效的国际《斯德哥尔摩公约》，把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代苯、二恶英、呋喃以及多氯联二苯12种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POPs，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它们在自然界中滞留时间很长，毒性极强，并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

在洋垃圾处理现场，工人们挑拣出废塑料，把它们融化后再次利用。燃烧发出的阵阵浓烟刺激着人们的鼻腔，燃烧后的化学废物直排放到附近的河水里，把河水都染成了黑色，直接影响了下游广州的环境质量。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结，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焚烧塑料类垃圾过程极易产生上述12种POPs的至少5种，即列在清单上的后5类。可见，中英不法之徒在将洋垃圾倾倒中国的时候，同时将5种剧毒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也留在了中国。这些污染物的危害时间之久，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李国刚总工程师的话来讲，即使现在停止引进，“最早也要在未来第7代人体内才不会检出这些物质”。

将垃圾倾倒别国的做法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美国人均消费包装塑料量达23.4公斤，日本20.1公斤，欧洲15公斤，而我国最少，约为13公斤。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白色污染”的危害，采取“回收和替代”双管齐下的方式，基本上消除了其危害。但是，依然有一些国家如英国等，采取将别国当作“垃圾场”的做法，出口了之。既输出了污染，还赚取了“黑心”钱。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1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当时，英国人为了获得白银，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竟将害人的鸦片输入中国，造成了中国国力的衰弱。今天，他们故伎重演，堂而皇之地向中国输出其高消费后的垃圾，污染别国环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两次事件都是发生在广东。而烧化洋垃圾比起“虎门硝烟”来，冒出的是不同的烟，出的是不同的气。

我们是该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大举“入侵”的时候了。洋垃圾入侵中国，已为多年来的一个严肃话题。不仅英国，美国、日本等每年也将洋垃圾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而我国沿海的一些小港口，已是名副其实的“洋垃圾场”。中国的未来，决不能成为发达世界的“垃圾场”或“垃圾沟”，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拒绝洋垃圾！对于那些以牺牲中国13亿人生态环境，谋求暴利的中外不法之徒，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四：不干净的耕地

蒋高明

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繁衍并有所发明，正是因为人类掌握了生产食物的技术和方法，掌握了一年四季作物生长的规律，这就是农业的发明。畜牧业是人类直接利用动物，而作物需要在合理的水、肥、气、热、光、温条件下，才能够获得粮食，其中害虫与杂草还来与人类争夺资源。农业是一门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没有了农业，人类社会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加上史前文明，人类与作物打交道的历史有八九千年，中国农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耕地连续利用几千年不退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一个世纪前，美国有个姓King的农学家实地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如何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土壤健康；他们并没有使用大量外部资源投入，但几千年来的不间断耕作并没有让土壤肥力降低，同时养活了高密度的人口。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国家仅仅耕作几百年，就已经面临着如何维持土壤健康的严重问题，并面临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呢？中国人的智慧，让黄毛蓝眼的美国教授惊叹不已。实际上，作为普通的中国农业大学生，都知道或至少听说过中国的四大农书，即《氾胜之书》(西汉氾胜之著)、《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农书》(元代王祯著)、《农政全书》(明代徐光启著)，这些书最早的成书历史有两千多年，最晚的也有五百多年，这些书都介绍了如何用地养地，要是金教授来中国知道这些书，他也许当时就不那样奇怪了。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上世纪70年末以来，我们抛弃了传统的农业技术，引进所谓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成果，即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锄禾日当午”式的耕作方式，被机器替代了，人变得懒了，地变得馋了，农田充满了污染物。短短几十年，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农田里每年聚集着不可降解的农膜。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农业的根本。传统的有机农业能够坚持七八千年，而工业化农业恐怕连百年也坚持不下来。一百年前，美国金教授惊叹的中国精耕细作农业，跟随欧美脚步短短几十年，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当代中国所谓的农业科学家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采用工业化农业，即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无机能投入下的中国耕地污染现实。短短三十多年的变化，就能够说明笔者上述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均透露，目前我国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非常严重。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多数污染的耕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1997年仅农业部记录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

耕地一旦遭受污染，最直接、最表面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严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但危害决不仅仅如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因为有毒物质被植物吸收积累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继续在人体内聚集，极有可能使人中毒，引发各种疾病——绕了一个圈子，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比如，很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元素镉，它是一种剧毒物质。当土壤中镉的含量在非常微量甚至还不足以使植物产生任何中毒症状时，植物籽实中积累的镉就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当每公斤土壤镉的含量仅一毫克时，稻米中镉的含量就超过国家规定的食品卫生标准(每公斤粮食镉的含量不超过0.2毫克)而成为“镉米“。人吃了“镉米”会中毒，就会患上可怕的“疼痛病”，先是腰、背、膝关节疼痛，随后遍及全身，数年后骨骼变形，身体缩短，疼痛难忍，呼吸困难，最终无治而亡。

除了化肥造成的直接污染外，污染耕地的“元凶”大多是间接的，罪魁祸首是来自工矿业废水的污灌。我国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达3250万亩。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部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条母亲河已被污染所困，最终影响到黄河两岸的耕地。黄河流域污水处理量仅占排放总量的14%左右，水利部将黄河干流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4年末的水质监测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上世纪90年代末，58%的干流河长未达到Ⅲ类水标准；2004年末，黄河干流水质未达到Ⅲ类标准的河长已经占到70%，其中劣五类水质（此类水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河长占到了7.4%。再如长江，有人说现在的长江是一江“毒”水向东流，中国两万多家石化企业中有一万家分布在长江流域，另外，沿江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而全国每年大约3800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被严重污染的江河湖泊。用这样的污水灌溉农田，能不减产吗？还能指望污染的耕地结出什么好果子来呢？据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再说农膜，农膜是现代农业最垃圾的发明。人们在得到一部分增产后，并没有考虑到农膜的降解问题。在没有有机肥、秸秆等养地，脱离了传统锄地做法，覆盖一层农膜就实现了保温、保水、除草、杀虫，表面上看，这样的好事是天下再好不过的了。但实际上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是加速耕地“死亡”，无异于“杀鸡取卵”。我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农村看到，农田几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所覆盖，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都是废弃的农膜，真是“白色恐怖”。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笔者曾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有些勤快的农民将农膜从地里捡出来就地焚烧，看似干净了，实际上，低温燃烧排放的剧毒二噁英进入了农民的身体和大气中，成为难以除掉的恶性污染物。

由于耕地严重污染，加上整个社会趋利，化学合成物质不仅仅投入到耕地中，还直接投入到食品中去。无法容忍的事实是，一连串陌生的化学名词，竟然是在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中为公众所熟悉的，如牛奶、鸡蛋中的三聚氰胺，动物肉中的瘦肉精、抗生素，大米中的黄曲霉（一级致癌物），面粉中的过氧化苯甲酰，溴酸钾，禽蛋中的苏丹红，海鲜中的福尔马林、硝基呋喃代谢物，多宝鱼中的孔雀石绿，黄鳝中的避孕药，金华火腿中的敌敌畏等等。蔬菜水果中，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蟎特、噻蟎酮、三唑锡、杀螟硫磷等等，对于这些异常专业的东西，连笔者这样有生物学和化学背景的教授也倍觉陌生，更况普通消费者？

那么，为什么中国耕地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内就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乃至耕地污染呢？从下一节开始，我们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十五：农户的一笔账

蒋高明

2009年春节期间，某网站上发表了子虚先生的文章《老农春节话三农》。文章作者称，他平时很少下乡，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都是通过文件、报刊、电视了解的。只知道多年前就取消了农业税，近年来国家又反哺农业，对种植水稻等作物给予补贴，因此一直以为农民多少得了一些实惠。

春节期间子虚先生回老家，一些儿时的朋友，亦即今天的老农，不免聚一聚。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一聊起来，总离不开一个“农”字，话语中不时还来一点唉声叹气，抑或愤愤不平。子虚先生不免奇怪起来，问道：“现在种田不上交，还给补贴，政策不是很好吗？”

农民们说：“你住在城里，哪里晓得现在种田连个工钱都捞不回来，补贴同支出比起来，连根毛都算不上。” 这个话匣子一打开，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以种植一亩水稻的平均收入和支出为例，给子虚先生算了一本账，也上了一堂课。就像小学生一样，子虚先生对农民的一笔账原原本本记录于后：

表3-1 稻谷生产的投入与产出 (单位: 亩)

投入与产出	农资		质量（公斤）	单价（元/公斤）		合计（元）
投入	种子		0.75		60	45
	化肥	尿素	10		3	30
		碳酸氢铵	50		0.6	30
		磷肥	50		0.56	28
		复合肥	25		3.2	80
		钾肥	10		5.4	54
	农药		2.5		40	100
	农膜		—		—	10
	灌溉		—		—	49
	机耕		—		—	110
	收割		—		—	130
产出	稻谷		500		1.8	900
毛利						234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出，农民种植一亩水稻，毛利只有区区234元。算过账后，他们又补充算道：200多元毛利，不含人工和自备固定资产（如小型抽水机）折旧。在当前生产水平下，包括浸种催芽、耕整秧田、播种育秧、耕整大田、插秧、施肥、治虫、管水、中耕除草、抗灾、收运晒储等，每亩约需投工20个，就是说，不计自备固定资产折旧，每个工日不到12元。以每个劳动力年投工300个计（相当于种10亩田，复种指数为1.5），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年收入不到3600元，同一个科级干部稍微可以拿上桌面的月收入差不多。国家虽然对农业实施了倾斜政策，但实际落实到农民的粮食直补每亩约为80元，10亩田全部种水稻也只有800元，加上此项，每个工日也不足15元。这都是按正常年景和正常市场算的，如果年景和市场稍有不顺，就成了负数。

现在，外出打一天小工收入70元，免税又补贴，种田一天只有15元，谁还愿意种田？都说现在种田优惠多，但怎么也比不上生产成本增加多。如果真有优惠，种田的人应该越来越多，田应该越种越好。可是现在恰恰相反，青壮年宁肯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种田，种田的都是“993861部队”（老人、妇女、儿童），今后的农村，怕是没得人种田了；过去田多一年种三季，现在耕地减少了，反而不到一季半，还到处抛荒。

听了这番话，子虚先生又同他们比较了一下主要生产资料与粮食的价格涨幅，发现除钾肥、燃油等外，大多并不比粮食的涨幅更大，看来产生高额成本的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过度且掠夺性生产的农业化学化，二是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如同资本主义早期使用机器不仅没有给工人造福，反而使工人更加困苦一样，农业现代化带给农民的是生产成本的大提高和劳动报酬的大幅度降低。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又问道：“过去施用农家肥，又能节约成本，又能改善土壤，又能降低病虫害，又能增强水利排灌调蓄能力，又能减轻环境污染，既然成本那么高，为什么不用农家肥？”

这一问让老农们竟来了气：“谁不知道用农家肥好处多？谁不想多用农家肥？但是有条件吗？过去是家家户户养猪积肥，正如毛主席说的，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化肥厂，猪粪交集体，报酬比劳动工分还高。现在都是大户养猪，吃的都是加了激素的精饲料，猪粪都下堰塘养鱼了去了。小家小户缺本钱，根本养不起，养了也只能亏本。过去一到冬季就搞积肥运动，堰塘一年清一次淤，淤泥肥田长的稻子特别沉。现在田土堰塘都分到了户，一家一户哪有能力干堰清塘？分田单干以来，除了少数作鱼塘外，堰塘从来就没有清过淤，全都快淤平了，基本上不能蓄水，落上几点雨，到处一片白，旱得三五天，到处没水抽。这还不打紧，满堰满塘都是革命草、农药瓶，还有血吸虫，连牛也不敢喝堰塘水了。现在的人都只知道挣现钱，而且都会打小算盘，积一天肥远不如打一天工挣钱多，因此宁可打工挣钱买化肥，也不愿积肥施用农家肥。”

关于机械成本问题，作者又问道：“不是说购买农机国家是给了补贴的吗？一耕一收用去了全部收入的20%，怎么收费那么高？既然收费高，怎么不自己动手耕田割谷呢？”

老农们说：“现在的政策真正是穷不管，富要帮。农村能买大一点机械的，都是个别先富的，国家的补贴补给了他们，并没叫他们少收咱们的钱。青壮年都打工去了，留守的老的老，小的小，哪有能力自己动手？农业生产季节性强，说种就要种，说收就要收，农时不能误，你要耕时我也要耕，你要收时我也要收，就那么几台机器，搞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他不涨价不是违反规律了吗？前面算账割一亩稻收费100元，还是整整齐齐不倒禾的，倒禾的加倍，一亩200元呢！”

作者自称子虚先生，用的是笔名，有些“虚无缥缈”的意思，其实他反映的农村情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社会现实问题。子虚先生介绍的是南方农村的情况，北方农村的情况如何呢？笔者也做过下面的调查：

在北方农村，种地成本大概分布如下：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200元；机械耕地100元，浇水100元；农药2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80元；种子50元，总共种地成本560元。那么，农民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斤，价格0.95元/斤。我们就按最高的产量和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960元。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即使如此，风险也很大，2008年大蒜只有5分钱一斤，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就是加上养的猪、喂的鸡，再种植一半的经济作物，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

再看看花费情况：笔者老家村支书家里有两个学生。上大学的儿子每年最低需1万元，上高中的女儿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来1000元；留生产成本1000元；水电费50元，冬季取暖500元。这些简单的开支就达17550元。而家里还不能有病人，否则就是倾家荡产。因为，农民们压根儿没有将生病的开支考虑在内，小病小灾完全是用身体扛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