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耻大辱竟变成了西方的冤假错案
从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到新霸权秩序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20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一家大报曾载文，指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是极左思潮的编造宣传，幸亏苏步青和陈岱荪先生，陈述当年亲眼所见的历史，否则中国人蒙受的奇耻大辱，反而成了西方的冤假错案了。更为令人感慨的是，出面喊冤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曾饱尝屈辱的炎黄子孙。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没有人批评或“上纲上线”，但是，其中的深远意味令人三思。
解放前资本主义的罪恶众所皆知，但是，为何今日资本主义似乎变了？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二战西方为何会出现“黄金时期”？为何冷战时期西方会进行社会改良？ 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促使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初期，美国曾打算凭借工业优势独占世界市场，但是，后来迫于冷战的强大压力，以及整个欧洲面临“赤化”的威胁，被迫实施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台湾及南韩的经济发展，以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共同对抗和遏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由于曾导致广泛失业、社会动荡和战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也信誉扫地，甚至被当时学术界普遍视为反社会思潮。西方国家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推行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化的政策，扩大公共投资缓解失业和周期波动，完善养老、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扩大工会同资方的集体谈判权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各国经济发展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容许各国自主制订符合具体国情的经济政策，较少粗暴地干涉各国的主权和经济决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保护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如日本、法国、南韩都曾制定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征收高关税以保护、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现在被西方媒体视为异端的外汇、资本管制，其实当时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通行作法，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则是必将招致严厉惩罚的违反法律行为。
美国还向南韩、台湾提供特殊贸易优惠待遇，一方面向其工业产品全面开放市场，一方面容许其征高关税保护当地工业，还特别允许台湾退出关税贸易总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旧中国私有企业总是风雨飘摇，而到了台湾却能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赢得民族独立，摆脱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相对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有效地加快了本国工业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为了保持其政治经济的影响，也被迫纷纷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倘若以前定会被西方上层主流视为异端邪说，因为其违反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教条，必然触动垄断资本谋求私利的自由，但是，这种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下，西方垄断资本作出的一种策略性让步，此时却成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
事实证明，政府的计划干预和产业政策，减少了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比例失调；推行国有化的潮流和扩大公共投资，增强了政府反周期和刺激发展的能力，抑制了社会失业和经济周期波动；扩大社会福利和限制收入分配差别，增进了社会有效需求并抑制了生产过剩；扶植西欧、日本、德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为美国二战中形成的庞大工业能力找到了出路，摆脱了二战后严重的生产过剩萧条；容许弱国实行外汇管制和限制外资进入，实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高关税政策，并且随着经济重建和工业进步逐渐调整，最终反而为美国培育了更大的销售市场。
尽管这一时期西方列强无法延续“坚船利炮”政策，甚至还抛弃了以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教条，但是，世界贸易与投资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正因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才出现了历史上少有“黄金时代”，保持了较高速的相对平稳经济增长，社会差距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均保持较低水平。
自从资本主义诞生的数百年来，整个世界一直是危机和战争不断，正是与之抗衡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迫使西方列强收敛贪婪的欲望，放弃野蛮掠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英明正确，乃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斗争的丰功伟绩，但是，随着美国遏制社会主义的冷战失败，转向“缓和”战略扩大文化经济交流，倘若我们不能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就难免产生种种错误认识和困惑，反而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激进和过时了，怀疑当年是否有必要进行革命斗争，甚至认为当年西方的罪恶是“左”的宣传，后悔中国没有选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盲目崇拜西方模式从而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20世纪80年代， 美英右翼政府推行“世界保守革命”，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以及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对中国采取了拉拢和怀柔的战略，放弃武力威胁扩大军事合作交流，邀请大量中国官员学者进行访问，扩大贸易往来甚至提供一些援助。同昔日的赤裸裸的侵略掠夺相比，西方的对华友善举动的确令人感动，难道这还不是弃恶从善的确凿证据吗？善良的中国人仿佛出于“羊的本能”，对昔日西方豺狼曾捕杀自己早已既往不咎，纷纷将自己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归罪自己祖先的文化“先天不足”，后天的“自高自大”和“封闭保守”， 早已忘记西方文明伤害自己祖先的历史，忘记了融入西方全球化经济的痛苦经历，忘记了无数先辈为民族抛头洒血的悲壮，忘记了前三十年自力更生的辉煌成就，更不知今天良好开放环境来自何方，许多人甚至还怀疑民族自强的反抗史，是不是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极左思潮。
20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一家大报曾载文，指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是极左思潮的编造宣传，幸亏苏步青和陈岱荪先生，陈述当年亲眼所见的历史，否则中国人蒙受的奇耻大辱，反而成了西方的冤假错案了。更为令人感慨的是，出面喊冤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曾饱尝屈辱的炎黄子孙。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没有人批评或“上纲上线”，但是，其中的深远意味令人三思。
纵观中国近代史，西方国家始终具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与其说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如说是操纵在拥有坚船利炮，财大气粗的西方列强手中。当年旧中国学校中灌输的，正是西方宣扬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国人不愿意也无法相信，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阅读违禁的马列主义书籍，此乃西方列强野蛮行径所使然。今天中国的许多学者，称自私自利乃是人之天性，以此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以及坚持公有制的不现实。但是，昔日世界曾经私欲横流，却不是令人向往的伊甸园。正是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驱使无数先辈抛弃了自私天性，为了民族生存舍弃家人妻小，心甘情愿地捐献生命血撒疆场。
正当西方国家的富豪臣民，享受着掠夺自中国的肥脂油膏，体会自由世界的民主和人权，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美妙之时，他们自私天性产生的社会负效应，却被转嫁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激励了无数先烈抛弃自私天性，甘愿忍受跋涉雪山草地之苦，甘冒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之险，为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拚争。当年留学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许多出身于地主资本家豪门，但是，蒙受劣等民族的屈辱待遇，竟然将他们改造成了“共产党”。
今天，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终于站起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丧失了原有威力，但是，西方经历过数百年的工业化，掠夺了第三世界无数资源财富，其生活富裕程度远非中国可比，以巨额冷战军费之九牛一毛，就能邀请大量中国官员学者来访，传输西方的政治民主理念，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信条。
善良中国人深为西方友好慷慨所感动，许多人对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羡慕不已，以为证实了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神话，早已忘记了西方财富同先辈血泪的关系，于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的后代，又被重新被改造成了资本主义信徒。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演化变迁，堪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只有财大气粗的西方发达国家，仿佛证实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
但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尚未察觉到，正当他们欣赏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羡慕瑞典、德国等社会福利国家，相信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风险之时，西方世界的风向又开始逆转了，美英的垄断资本财团敏锐地察觉到，二战后被迫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良，使世界人民的基本理念发生了变化，正越来越威胁到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国内人民正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权力，第三世界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经济援助，赔偿殖民地时期野蛮掠夺造成的损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消除南北贫富差距。
从20世纪７０年代起，美英为了遏制进步的社会改良潮流，打击蓬勃发展的“南北斗争”潮流，才操纵舆论推出了“全球化”潮流。美英垄断资本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意识形态，从基本理念和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上，扭转二战后社会改良造成的广泛影响，利用手中控制的传播媒介大肆进行宣传，促使曾经怀疑的全世界人民重新相信，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明晰的、有效率的，在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放手谋求私利能导致资源最佳利用，政府从社会利益出发的干预活动，如计划指导、宏观调控政策，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经济援助和保护民族工业，都必然妨碍市场运转并降低效率。
冷战时期西方被迫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对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金融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违反自由主义教条的改良，至少对于美英的冷战盟友和台湾、南韩来说，能享有远优越于二战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倘若中国希望学习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经验，这一“黄金时期”恰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现在西方有意识说“黄金时期”的经验过时了，应该恢复自由放任时代的经济政策，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还巧妙地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加强世界贸易经济联系作为掩饰。但是，中国人应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本质，并不是早已存在的科技生产力趋势，而是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旨在扭转“黄金时期”的社会改良，打击20世纪７０年代的“南北斗争”潮流。
美国垄断资本暗中操纵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有意强迫推行同成功经验相反的一系列政策，如纵容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恶意投机炒作，却将当年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外汇、资本管制，视为违反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潮流的异端邪说，强迫推行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剥夺了当年各国政府普遍享有的经济主权，如政府干预以稳定经济和维护社会利益，发展民族工业的“有保护渐进开放政策”等等。
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同天真的俄罗斯人一样，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状况，误以为西方国家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资本主义模式，认为搞资本主义没有风险并能迅速致富，他们相信西方推荐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肯定是比“黄金时期”更好的政策药方，但是，实践证明俄罗斯吃下了这一套规范药方，非但没有享受到瑞典人的富裕生活，反而陷入经济衰退、贫困潦到的境地，还丧失了原有的社会保障及福利。居心叵测的医生开错药方固然可恨，病人过于粗心大意也应负有责任。这些病人都饱尝过野蛮资本主义的苦，如今略有甜头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里根、撒其尔已公开宣称其推荐的规范药方，目的是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时代，试想这一套根本否定社会改良的药方，如何能再现二战后西方的“黄金时代”呢？
美国发动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战争，悍然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之后，其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许多中国人虽然认识到美国军事威胁，但是，对美国软战争的威胁还缺乏警惕。许多中国人心地善良至今尚未认识到，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乃是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他们认为俄罗斯失败原因只是吃药太急了，这套规范化药方仍是长期的改革目标模式，只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推进就问题不大。他们往往将批评意见斥责为“太极端了”，因为，这套药方毕竟是国际权威机构所推荐的，已在全世界范围广泛推广形成了潮流。
殊不知，西方推荐药方貌似“规范”实则“极端”，倘若我们不愿辩证地看待有功绩的计划经济，为二战后改良的资本主义所吸引，盲目相信西方推荐的“极端”药方，其后果将是回到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搞不好还会复辟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真的让老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天真的俄罗斯人至今还搞不懂，西方推荐的规范产权改革，由反腐败的英雄叶利钦来执行，如何就变出了“七大金融寡头”，或许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比旧中国的“四大家族”多了三个，倘若我们容忍这种悲剧在中国重演，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成为美国阴谋颠覆、分裂中国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