璩静闹剧，主流视角普遍集中于她不体恤下属、对职员打工群体盛气凌人，这个当前广大被剥削阶级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无奈无语的现象，其实之前写过很多了，不做赘述。但是大家貌似忽视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隐秘问题(其实并不隐秘)：舆宣领域的政商旋转门。璩静这次自曝，她在百度时曾遇到下属写三百多封举报信……
此后有多名前百度员工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这些举报信内容，直指璩静在百度领导期间强迫要求下属收集国家级新闻机关部门、中央媒体、官媒门户网站等相关负责人信息。多位自称百度员工、定位在百度大厦的人士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爆料璩静曾要求他们收集央媒官媒领导干部信息的细节。之后有百度一中层人士向媒体证实了诸多举报信的内容真实性，并称百度调查后，璩静工作一度未受影响，但要求其停止继续搜集媒体人员资料。再之后，搜集个人资料的情况仍继续，“只是要求不能通过微信传输资料，要内部给。”同时，百度公共关系部门开始出现多名员工离职——很显然，这些干“脏活累活”的人成了背锅侠，且在离开百度时必然签署了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离职保密协议”，除非铁拳介入，否则不指望任何媒体能从他们嘴里套出百度(璩静)“吸收”国家新闻公职人员的内幕。舆宣界的旋转门事实上并非秘密，业内早已心照不宣。
2016年，共青团中央曾直接批文《受资本控制，部分主流媒体人格分裂》，矛头所指不言自明。大财阀大企业大集团有维护公司形象、维稳媒体关系、洞悉上层信息、控制宣传路径、洗脑市场观感的公关需要，而那些就职于央媒官媒的“体制内媒体人”们，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人脉资源，恰恰为资本家们所需要，也就成了巨头们的围猎对象，纷纷邀请“下海”负责企业的公关宣传与政府关系。这导致了舆宣领域的“华丽转身者”们，是中国政商旋转门这个赛道仅次于金融领域的第二大人数规模的“旋转群体”。别的不说，她璩静本人就是舆宣旋转大军的一员。璩静早年供职新华社，工作长达八年。
后在2015年被华为相中，成为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副总裁、中国媒体事务部部长，期间主持扑灭了包括“251事件”、“繁体台湾名称事件”、“西班牙发布会地图事件”等多个华为负面新闻;2021年入职百度，任集团副总裁(VP)，负责集团公众沟通部工作，自诩“百度公关一号位”。大企业挖角体制内媒体人掌舵公司舆宣这在中国政商界已非新闻。
就说前年，万达集团就大张旗鼓发出重金招募——年薪400万招聘官媒报社的副厅级干部，并称“正处也可，最好是副总编辑或总编辑”，要求入职后负责万达集团公共事务、政府关系对接及维护等。据说彼时京城有十多家“皇粮媒体”的高层前去面试……就拿万达为例子的话，过去十年间有多位体制内“总编辑”级别的媒体人加盟万达，比如新华网(财经部)的李春、《京华时报》刘明胜和张瑾、《南方周末》的伍小峰、《第一财经日报》的岳富涛、《人物》的林天宏……包括《京华时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朱德付，相传王健林曾亲自出马但是未能拿下，朱德付最后去了阿里巴巴任副总裁(主管舆宣)。就像老王数年前春风得意时的豪言壮语：“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机会做老大。”
甚至老王的儿子王思聪创业也有样学样，从央视挖来段暄坐镇香蕉体育。这些体制内媒体人士下海加入企业后，薪水往往乘以百倍，也动摇着资本市场的“公关战争”。2022年时，通过脉脉、领英以及百度搜索等多种途径，有媒体收集到155名从体制内“皇粮媒体”转型到企业集团做品牌公关、且担任过知名企业(至少在垂类里知名)总监以上职务的人员详细信息。155人中，有70人来自有一定影响的中央级媒体，28人来自有一定影响的北京媒体，20人来自有一定影响的上海媒体，37人来自南方系。经统计发现，在中央级媒体人、北京媒体人、上海媒体人和南方系媒体人当中，直接由记者转型成为企业品牌公关的，均超过七成，占比分别为71%、79%、70%和84%。而中央级媒体人中，从记者直接转型当上企业总监级高管的，占32%;从副主编以上职务转型当上企业总监级高管的，占21%。记者之所以转型比例远高于编辑等岗位，是因为记者“到处跑”，经年累月积累造就的人际资源更丰富、内幕信息更灵通，尤其得到资本家们的青睐。不光万达和阿里巴巴，许家印的恒大、贾跃亭的乐视等也都热衷吸纳传媒媒体业的媒体人担当企业品牌公关或资源主管，比如恒大的陈朝华(南方都市报)，比如乐视的刘建宏(央视)、敖铭(央视)、刘语熙(央视)、马国力(央视)、李响(体坛周报)、李黎(北京电视台)……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有这样一句话：“当这种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就像前文提及的被王思聪拉下水的段暄，这种体制内“旋转潮”的背后，本质是资本对权力的软性渗透，即“资本权力化”的隐秘生成。
这一点，包括王文银的正威集团、许家印的恒大集团、贾跃亭的乐视等“爆雷企业”玩的最遛。擅长乃至依赖吸收体制内“旋转人”，这与企业“爆雷”理论上存在着某种必然关联，因为前者本就是一种“公权力私有化”的寻租式变现，其目的往往正是为了支撑企业诸多非正常手段的融资或利息维持，而这种经营路径显然难以长久。
像正威集团，由于王文银是安庆人，集团高层便着重吸纳安庆籍官员——比如安庆市潜山县原副县长汪长银，下海任董事局副主席;比如安庆市工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江道祥，下海任正威国际集团投资委员会主席;比如安庆市原副市长张小青，下海任正威国际集团战略委员会主席，此人在安庆市宿松县做一把手时曾为正威集团量身定做了一套“没有竞争者的拍卖方案”以6500万向正威卖掉两个价值百亿的大理石矿的探矿权;比如张小青在宿松县工作的同事刘宏，后来在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任局长时曾被深圳市纪委监委通报批评，之后不久就下海任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副主席了……再说王文银的铁杆挚友许家印(“卓越伟大”这个梗就是出自王老板赠予许老板的舔诗书法)，在金融领域“挖社会主义墙角”更是不遑多让。从央企的中信集团，到国务院的银监会，许老板“挖呀挖呀挖”无所不用其极。前年4月2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官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和佳木斯市监委联合审查调查。2017年1月时，姜丽明就已从体制内高官位置辞职，以“旋转门”的姿态投身商海，打响了2017年“银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一枪。她七年前去的地方正是恒大集团，担任监事长，后升任副总裁，是许家印的核心左右手。
当时在姜丽明之前，十八大之后银监会已经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原副主任张霄岭、组织部原部长、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互联网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共计十二人。姜丽明被查两个月后，2022年6月，证监会山东证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人于2015年7月离开体制“下海”，加盟民生证券。
民生证券(民生银行)，泰山会的钱袋子，系民营资本泛海系旗下，也就是著名的寡头卢志强的金融财阀。2016年12月，冯鹤年出任民生证券董事长，年薪600万，在法律层面满足了当时证监会官员的离任一年“静默期”的要求;一年后又入职泛海控股，担任董事。此外，冯鹤年还曾担任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已先后于2020年和2021年辞任，仍继续在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2018年他还曾做过《顺势而为，借助资本市场推动医药行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演讲，主张“顺势而为，顺势而行，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鼎力支持中国医疗健康企业的做大做强。”前年冯鹤年被带走调查，大概率和此前证监会会计部原主任王宗成(6月2日被带走调查)和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4月1日被开除党籍)有关，三人曾在2012年同时在创业板发行监管部任职。冯鹤年是自2008年证监会非公部获准设立后的第一任“掌门人” ，于2012年7月担任创业板发行监管部主任，王宗成则是在那之前三个月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发行监管部巡视员兼副主任;曾长虹则时间久远，自2009年11月至2016年12月一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同时注意：民生银行也是恒大集团最大的债权金主之一，堪称许家印的“黑金奶牛”。至于恒大集团与中信资本过往的腐败苟合，比如那个去年刚落马的“旋转人”、恒大人寿原董事长/中融人寿原代行董事长/中信银行副行长的朱加麟，已有写过，不做赘述。
推荐阅读：许家印的败落，新兴资产阶级的原罪旋转门这个词，本是一个西方词汇，但其现象本身是不分国别的。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国过晚，没有旧贵族势力掣肘)甚至会有专门的“掮客集团”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落选的官员被著名的游说公司雇用，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同时，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成为政府官员。这种双向流动就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如特朗普，他卸任美国总统之后经营自家企业，那么凭着前总统身份在政府中保留的人脉自然会增加他的公司的竞争力。他的前任奥观海在2013年曾提名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卢，担任财政部长，此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旋转人”：1998-2001年担任克林顿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01-2006年摇身一变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又任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和替代投资部门首席运营官。旋转门的出现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利益集团、财阀势力要控制政府、让政府的决策为它们的利润服务。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把自己的代言人推进议会;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在政府中的影响和人脉，来到企业担当要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此前仅1998年期间，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核批准而成为正式注册的“游说人”。到2001年3月，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分别有31%和33%都与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签约。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行政官员的任期短，从而令其身份可以反复转换、双向捞钱，或是资本、或是政治资本。比较典型的就是切尼，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卸任后退出政坛。1995年成为哈利伯顿公司(主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随后，哈利伯顿公司就不声不响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额合同……旋转门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市场活力，极容易滋生、或者说其压根就是服务于利益垄断和钱权苟合。
早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就指出：美国旋转门与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的关系，并要求美国加强对因“旋转门”所产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腐败的监管。股民和中小企业被割韭菜，财阀则岿然不动，旋转门之弊端无需多言。在中国，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这种情况同样尤为突出。2012年末时，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达到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且不乏省部级高官。如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董李国光，退休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达八年;雅戈尔另一名独董叶如棠，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但是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2年底的“八项规定”和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炉之后，中国特色的旋转门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灭。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一年时间就有超过260位“A股独董”离职，其中包括约30名省部级独董。比如宝钛股份的独董钱桂敬，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再比如韩修国，1998年1月-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2001年9月-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应该来说，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和优势政府资源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确实在事实层面回来了，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资本渗透权力，权力反哺资本”尤为显著。看看这个，真有意思：
将资本触角伸向国家级、乃至中央一级的媒体，通过操纵最具政治力量的舆论声浪，达到为资本服务的目的……高，实在是高。上面那张图里面提到的“引导人大代表”的要求，真是赤裸裸不加掩饰。近年来，针对全国人大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代表、越来越广泛的“商业建议”，舆论早已愈发沸腾。可以看到：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 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 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3497人， 工农兵比例占61.68%，工农占47.3% 1983年六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 工农兵比例占35.57%，工农占28.6% 1988年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 工农兵比例占32%， 工农占23% 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 工农兵比例占29.6%， 工农占20.6% 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 工农兵比例占27.8%， 工农占10.8% 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 工农兵比例占27.4%， 工农不足4%…半个世纪之前，一个农民都可以成为副总理;半个世纪，人大代表里已寻不到几位工农……
文章的最后，以毛主席1962年1月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