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

作者：金宝瑜 

 第一章 导论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在世界上占优势统冶地位的另一个名字。--亨利．季辛吉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演讲。

　　在经济学中，‘全球化’常被定义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或投资关系等。这些经济关系常被认为是一种量的关系，因此可以用一些数字，像绝对的或相对于国民总生产的贸易额或跨国投资额，来表示‘全球化’程度的大小，或是比较不同时期‘全球化’的增减，因此会得出近年来‘全球化’的程度在增加，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化’的程度相比较则不相上下（瞿宛文，2003）

　　赞成和拥护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和政客们也用‘全球化’来推销他们的一套论述。他们用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来说明‘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国家，而落后国家只有在‘自由贸易’中来参与世界分工，才能取得经济成长。因此落后国家应该本着它们自身的利益，取消一切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并且要将它们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便应付‘全球化’的新情势。这样的论述为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扩张找到了合理性。

　　华盛顿共识不仅只是论述而已，它是近年来由美国、日本和欧盟所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些金融贸易组织对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扩张有很大的贡献。而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所反对的，也是这一套根据华盛顿共识来制定的具体政策。

　　即使对这一套由华盛顿共识所导出的‘全球化’政策批评的人，像史迪格里玆，在他所写的《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这本书里，也并不真正反对这套政策。史迪格里玆虽然指出近年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和加深了世界的经济危机，而且也指出在经济危机爆发中，发展落后国家受到的伤害最大，因此带来了近年来反‘全球化’的运动，但是他并不反对由华盛顿共识而来的基本论述。他同意落后国家必须要参与‘全球化’才能发展他们的经济，他只是认为在‘全球化’具体政策中，自由化（特别是金融的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应该根据个别情形有所调整。史迪格里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批评重点在政策执行上的失误和偏差。

　　‘全球化’看起来好像是中立的名词，但是它的后面却隐藏着很强烈的意识型态，像上面谈到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在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有关‘全球化’的主流论述中，几乎一致认为‘全球化’显示了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威力，代表资本主义的全胜，因此，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定要屈服在资本主义的规律之下，除此之外，别无它路。这样的论点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全胜是所谓‘全球化’势在必行的原因，因此，落后国家人民只有服从它，不能反对它。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危机才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从70年代初之后，世界的生产设备与市场总需求相对的过剩再度明显化，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战后的危机，国民生产和所得增长速度减慢。在先进国家中，因为生产设备己经过剩，因此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就越来越困难，剩余的资本无处可去，资本积累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危机更带来金融的危机，早在60年代时，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就发生动摇，到了70年代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维持的固定汇率因为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而解体。之后，国际信贷的数额因为不再受到约束而大量扩张，信贷的扩张更进一步带来了从70年代初开始到今天的一连串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更加深了经济危机。

　　经过了几年的过度时期，到了80年代初，为了纾解资本积累的危机，美英统冶阶级带领，在政治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内的改革中，垄断资本的基地所在国，利用国际金融贸易组织来改变战后前一时期的资本积累的策略，猛力地和快速地向全世界扩张。因此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就是垄断资本要为剩余的资本在世界各地找出路，为剩余的商品找市场，以便纾解资本积累的危机的新策略。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包括了下面几个部分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构成了资本积累的机制。在这个整体中的几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而是彼此互相关联的。

　　第一，‘全球化’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世界上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这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441家是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基地的大型跨国公司。在这三个地区内，60％的贸易和投资是由这441家跨国公司进行的。世界上的80％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和一半以上的贸易是由这五百家跨国公司完成的。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支配着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决定在哪里投资、生产和销售，他们控制既存的技术和新的技术的发展，策划公司内（常常是国与国之间）的资金和经理人的调动，决定资本的兼并，以及策划如何影响他们投资、生产、销售所在地，和资源供给地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型态。

　　第二，‘全球化’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经济强国，以及由美国带头，欧盟和日本随后所策划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与这个政策相配合的意识型态。这个新自由主义政策从80年代开始，积极的在世界各地推行，政策中包括取消和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将原国有企业民营化，并且将劳动市场弹性化。

　　第三，大型的跨国公司经由它们基地所在国的协助，利用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如IMF及WTO等等）以及多边或双边贸易和投资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 NAFTA）在全世界范围来推行上面所指的新自由主义，以便利于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扩张。

　　第四，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意识型态各方面的霸权。美国在这几方面的霸权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和中国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互关联着的。

　　第五，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作为资本代理人的统冶阶级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也是‘全球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改变了他们前一时期与工会和平共处的策略，着手将战后前期的‘福利国家’措施解体。建立起各种对付劳动阶级的设施，其中包括取消或修改与劳工相关的法律，以便打击和限制工会的力量，因此减低了工人阶级集体与资本抗争的力量。用财政政策的税收和支出来重新分配社会的所得和财富，使得财富向少数富有人手中集中，并削减或取消社会福利，增加军事开支。

　　第六，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内，全力支持‘全球化’的统冶阶级。到了80年代，落后国家的统冶阶级与国际垄断资本之间虽然仍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之间利益上的一致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个资产阶级看到自己实力的弱小，知道自己无力抵抗国际垄断资本所推展的‘全球化’，也了解‘全球化’是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深恐赶不上‘全球化’的列车，因此在焦虑中，发出了‘全球化’是不可抵挡的趋势这样无奈呼声。

　　他们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参与对本国劳动阶级加重的剥削，和对本国土地与资源加速的搜刮，他们因此可以在剩余中分到一部分。这个阶级所制定的政策，其中包括贸易政策、财政上的税收和支出政策、货币的汇率政策、劳工政策、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交通、运输、通讯和其他基本建设政策，教育政策等等，都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全球化’。他们为了配合‘全球化’也常常不得己要取消对本国资本的保护。

　　由垄断资本和支持它们的各列强（尤其是列强之首美国）所发动的‘全球化’的力量是非常庞大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美国拥有可以将全世界毁减的军事武器，但是在用大量毁灭性的武器占领伊拉克一年多之后，并不能征服伊拉克人民。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基地的大型跨国银行拥有大量的资金，它们可以随意收买落后国家任何一家银行，但是如果落后国家的人民能联合起来拒绝支付他们己经偿还了多过原来借款额几倍的外债时，不但这些大型的跨国银行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且会因为这些银行的破产而引起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的危机。不管世界上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有多庞大，这些经济对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极度的依赖的，只要落后国家人民联合起来将石油加价，这些庞大的经济就会进入萧条。只要落后国家的农民拒绝种咖啡，跨国公司的大经理们就醒不过来。

　　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谈世界体系时，他笼统的谈资本主义五百年漫长的历史。华勒斯坦虽然也认为现今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期，但是他对世界资本主义如何达到这个转折期并没有深入的分析，而且资本主义到底往哪里转折也是完全不确定。因此，我们很难从华勒斯坦的论述和分析中找到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对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们来说，华勒斯坦的论述和分析也不能供给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和着力点。

　　在1929年经济大恐慌之前的几十年中，经济虽然有上下的景气波动，但是总生产维持了向上增长的趋势。由于长期经济成长和大量投资的结果，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生产设备的产能与社会总需求相比较，大量过剩。在生产设备高度过剩的情况下，新的投资无法进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危机，并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

　　在经济大恐慌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萎缩，商品卖不出去，所以它们尽量要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这些国家各自设置高关税来抵制进口。很显然地，在各国相互竞争抵制进口时，世界贸易先是大量减少，然后则到了几乎停顿的状态。资本主义大国并且组成不同的贸易集团，在同一个贸易集团内的国家彼此给予关税上的优待，来抵制其它的贸易集团的国家。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除了因关税上的抵制而减少外，更因为在脱离金本位之后，各国的货币不再与黄金维持固定的比价，在本国市场低落而急于要促进出口的压力下，各国争相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而造成了汇率经常变动的混乱。危机进一步恶化，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加深，并上升到政治矛盾，和导致军事上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在经济大恐慌的十余年中，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一批企业破产，在这些年中，新的投资很少，有些年的新投资甚至抵不过生产设备折旧的部分（也就是说净投资是负的），因此有一批多余的生产设备被销毁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物资都用于与战争相关的生产中，没有多余可以投向生产设备的更新，再加上在大战中，西欧国家和日本所有的工业生产设备都被战争摧毁了。因此在经济大恐慌时大量的剩余生产设备，在这16年中（1929～1945）完全地、彻底地被毁减了。

　　我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能够维持20多年繁荣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因是：大战后资本主义大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新投资机会。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灵活的运用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战后的前20年中，资本主义采用了与劳工和平共处的策略，以此来促进工人阶级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并且建立起‘福利国家’中的许多设施，以便维持经济成长率，使得资本积累得以便利进行。

　　但是到了60年代后半，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生产设备不但已经恢复到战前，而且超过了战前的产能。美国的生产设备也在大量新投资下，完成了更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新的生产设备的效率比起战前要高很多。到了60年代底，世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生产设备相对于社会总需求过剩的问题又再度明显化。从下面所列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来，到了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年成长率（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开始下降，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成长率更持续下降（Thurow,1996）

　　60年代：5.0％

　　70年代：3.6％

　　80年代：2.8％

　　90年代：2.0％

　　当美国与西欧国家70年代初经济进入危机时，日本的经济仍然维持较高的成长率，到1974年日本的成长率也开始下降。在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在工业贸易上，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等保持长期的顺差。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陷入了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最严重的、最持久的危机。日本国内存在着与它本国市场总需求相比较，大量的剩余生产设备的产能，即使在出口不断增加下，生产设备还是不能充分利用，因此新的投资除了投向国外，就无处可去，资本积累极为困难。日本的危机持续了14年之久，2003年日本经济成长率稍为提高，大部分还是来自出口的增加；2004年日本的经济又是负成长。

　　到了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进入战后的危机，它们的执政者认识到，在战后前一段时期它们用‘福利国家’政策来达成资本积累已经成了过去，在危机下这样的策略已经无法适合资本积累的要求，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对这时候物价上涨和经济成长率停滞同时出现的现象（即滞胀）的新问题也无法应付。国际货币基金在战后设立起来的固定汇率促进了战后20多年贸易和资本的流通，但是固定汇率在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境外美元兑换黄金后在1973年解体。

　　关税贸易总协（GATT）在战后用削减关税促进了贸易的成长，但是当生产设备再次过剩后，市场竞争转为激烈，资本主义大国各自设立起非关税壁垒来阻挡进口，贸易流通增长的速度缓慢下来，贸易增长率的缓慢更增加了经济成长的困难。但是在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国际贸易和投资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发展对延缓危机来说像是一剂强心剂。这一点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为了要解决资本积累的问题，资本主义大国的执政者们必须要在政治上作调整。经过几年过渡时期，他们开始对前一时期政策进行修正。80年代开始时，由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领导重整战后前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从英、美开始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改革。

　　1979年，柴契尔被选为英国的首相，1980年，美国共和党的雷根当选为总统，他们都是西方战后到那时为止最保守的政治领袖。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向工人阶级全面进攻，企图一步步收回工人阶级在战后斗争所获得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他们也取消了国家对公民在基本生活上的保障，结束了战后20多年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一上台就用一连串的立法把前一时期对人民较有利的政策一一推翻。

　　1980年美国雷根当选总统后，他开始对劳动阶级进行全面攻击。雷根一方面以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为借口，大幅度削减税收，将收入高的家庭的边际税率从70％降到28％，并且在削减国家的福利支出的同时，大量增加军事支出。

　　1981～1982年，雷根藉着航空导航工会罢工的机会，将所有航空导航工会的会员解雇。联邦政府的这种作法，为美国各大公司后来用强硬手段来攻击工会创下了先例。在柴契尔任内，英国政府同样的削减社会福利，将国营企业民营化。

　　1984～1985年时，柴契尔镇压了英国矿工的大规模罢工，矿工工会完全无法抵抗这样由国家带领所发动的攻击而投降。美、英两个大帝国的当权者带头把前一段与工会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转过来。

　　在固定汇率解体后，美元大幅贬值。美元脱离了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之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波动的汇率有碍贸易和投资的交易，对贸易有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元与黄金脱离关系之后，美国境外的美元快速的扩张，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必再顾虑它国外的美元会太多，而引发国外的美元会一再要求兑换黄金，从而减少它的黄金存量。

　　换句话说，就是自从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美国国外美元的数额不再受到美国的黄金存量的限制。

　　从短期来看，取消美元在境外扩张的限制有助于70年代世界总需求相对于生产不足的问题，因为美国可以不必顾虑它的贸易赤字而继续扩大进口，赤字部分只要用美元（美国印的纸钞）来支付就行。

　　美国扩大进口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台湾、南韩和其他国家对美国贸易出超的国家）的产品提供了销售的市场，暂时纾解了因世界市场需求不足而加重了缓慢的经济成长。但是也造成过去30年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和危机扩大的原因，所以美元信贷扩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是正面的，但是从过去30年来看，这样的发展不但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更会将危机导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谈资本主义过去30年的危机时，我们必须要将70年代后美国国外美元不断的继续扩张作为背景。美国境外美元的扩张来自它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贸易赤字支持了贸易出超国家的生产，但是美国境外美元的增加又成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危机在生产和贸易的不平衡中，以金融做为媒介，藉‘全球化’内的机制向世界各地扩张。

　　8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第三世界外债的形式爆发，受外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集中在拉丁美洲，但也波及到南韩与波兰等国。主流经济学家在谈80年代落后国家的外债危机时，很少去追究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他们如果提到外债危机的原因，多半会说是因为落后国家进口替代发展策略失败所引起的。

　　有些经济学家也会将外债危机的责任推到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说他们没有执政能力，不能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外汇资源。但是这些对这次危机的解释都是表面的，因为他们没有将这次的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从70年代开始的危机结合起来分析。

　　事实上，要了解80年代落后国家的外债危机，我们还得去分析从7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前面说过70年代初时，资本主义因为生产设备的产能相对于社会需求过剩，因此新的投资无处可去，资本积累发生困难。

　　在这之上，石油出口国家又将石油两次加价，石油加价后更进一步缩减了全世界商品的总需求，因为本来可以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在石油加价后就必须用更多的外汇来支付石油进口，因此造成外汇短缺。

　　而石油出口国家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他们的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猛升，大量多余的外汇无处可去，就直接存进欧洲的跨国银行，成为这些银行的欧洲美元存款。这些跨国银行的美元存款从70年代初时因为美国境外美元增加而扩大，这时更新增加了石油出口国家的美元存款。平日这些跨国银行都靠跨国企业这些主顾借款，但是这时跨国企业因为生产设备己经过剩而投资萎缩，因此没有借款的需要。跨国银行在存款大量增加但是贷款停滞的情况下，受到利润下降的压力，急于增加贷款。

　　这时需要进口石油的发展落后国家正急需外汇，原因之一是它们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提高了价格的石油。第二个原因是它们的原物料出口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的萎缩而导致价格和出口量下降，所以外汇收入减少。第三个原因是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因此它们需要更多的外汇进口粮食。跨国银行趁此机会用低利率来吸引发展落后国家借外债。因为当时物价上涨率高，所以实质利率（利率减去物价上涨率）不但低而且是负数的。

　　大量美元从石油进口国家（多半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到石油出口国家，再由石油出口国家存入跨国银行，跨国银行再将美元借给需要外汇的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再用借来的美元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和其它工业产品，美元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兜了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地，这就叫石油美元再循环。

　　石油美元再循环也包括石油出口国家用大量美元收入来购买美国公债和雇用美国公司来扩张基本建设。石油美元再循环暂时纾解了和延缓了世界资本主义70年代非常严重的危机，减少了世界对商品总需求因石油突然涨价而进一步缩减的压力，但是石油美元再循环并不可能解决危机，只是将危机延后而已，结果是到了80年代被延缓的危机以更大规模爆发。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时，美国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失控而导致美元贬值的压力。1980年，Paul A.Volcker被派任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理事长，沃克大幅缩紧了货币流通量，让利率随货币流通紧缩而上升。美国贷款利率达到战后最高点。美国利率上涨使得它境外的美元被调回国，随着引起了世界金融的紧缩，欧洲美元的利率也跟着上升，这时美国和其它各大国的跨国银行，马上提高了己经贷款给第三世界的款项的利率。

　　到了80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因利率上涨而使外债负担更为沉重。以巴西为例，欧洲美元的贷款利率每上涨1%，巴西的每年外债利息负担就增加五亿美元。而只在两、三年内，欧洲美元利率上涨了10％左右，可见因利率上涨如何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徒1979～1982年之间（利率上涨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从2330亿美元增加到3620亿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2年08月，墨西哥宣布它付不出当月的本金和利息，危机就开始了。

　　在利率高涨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债快速增加。第三世界的外债总额中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商业银行（包括美国银行在欧洲的分行），其它贷款来自德国和日本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业银行，以及世界金融组织。到了80年代初，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许多商业银行就会破产，而且经过连锁反应，将会引起更大一批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的银行破产，这时以美国为主的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到了崩溃边缘（沃克，1992）

　　到了80年代中之后，国际垄断资本和它们的帝国利用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内的控制权，用基金的名义贷款给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拿到贷款后就把钱还给跨国银行，解救了跨国银行破产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就藉着向拉丁美洲国家逼债的机会，一步步的打破这些欠债国家，其战后在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下对外资的各种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用结构性调整措施来迫使这些欠债国进行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限制、对外来投资的限制、削减关税，和将国营企业民营化。民营化后的企业中有很多被外资廉价收买，在整个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大国完成了它们对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

　　资本主义大国在危机中将世界经济重整，将危机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国家。在Susan George所写的《债的武器》中我们可以看到落后国家对危机灾害的负担。她在书中说：‘从1982～1990年之间，落后国家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一兆345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一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9270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八年中，资本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4180亿美元。以1984年币值来计算，这个资本的净转移相等于六个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到1990年在支付了八年这么大数额的本金和利息后，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1992）

　　从8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我们可以了解危机如何从先进国家蔓延到发展落后国家。80年代的发展也清楚的显示了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并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落后国家，由落后国家的人民来承担。

　　墨西哥在80年代中以后，进一步加深了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改革，1993年底它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开始生效。美国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经济进一步纳入了它的经济势力范围之内。

　　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从80年代初外债危机开始后，到90年代初的十年中完全没有发展，这十年常被（包括主流媒体）称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1994年12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一周年后）美国总统柯林顿在西半球高峰会议开幕时致辞说：‘所谓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现今己经是模糊的记忆了。这些年来的改革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这是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在柯林顿宣布这个卓越的、有希望的时代到来的仅仅九天之后，墨西哥就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999年03月华尔街日报头版--‘墨西哥模式值得这么大的痛苦吗？’为题做了以下的报导：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与美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一倍，从770亿美元增加1,590亿美元，但是对大多数的墨西哥人来说，贸易增加的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从墨西哥的披索贬值之后，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了39％。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发展报告说，墨西哥极端贫穷的人从危机前每七人中一个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墨西哥的工人生活在每天三美元之下的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篇文章说虽然过去的三年是危机后经济成长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贬值的危机把墨西哥上一代人努力的成绩全部销毁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轻人的生活不如他们父母一代（华尔街日报，1999年3月8日）。

　　墨西哥的危机尚未终了，1997年夏天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在亚洲爆发了。一般主流经济学家分析这次危机时，多半是将危机的原因归罪到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健全，说这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有碍经济发展等等。这样的分析就跟主流经济学家对80年代第三世界外债危机的分析是一样的，他们只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把在亚洲发生的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连贯起来做分析。

　　事实上，1997年夏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化’下蔓延到亚洲。在世界生产设备极度过剩情况下，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帝国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机进一步深化中，以帝国为基地的垄断资本必须要找新的出路。于是，垄断资本在帝国的协助下，积极的在世界各地推展‘全球化’，为资本积累寻找新的机会。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亚洲爆发的直接原因，还是起源于前一段世界资本主义内的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包括美国与其它国家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这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又与世界生产设备过剩有直接的关联。这时，一方面，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国内的生产设备大量过剩，要维持经济成长就必须增加出口，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执因为美国贸易逆差的危机，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1985年，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各大国为了挽救美国贸易逆差的危机，它们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开会，并达成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中决定由各大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将美元贬值和将日币和马克升值，以便刺激美国的出口和减少它的进口。

　　80年代中美元贬值后，暂时减少了美国贸易逆差，但是日币升值，使得日本跨国公司必须不断将出口商品降价来维持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就大幅降低了日本资本从出口中所获得的利润。与此同时，日本因过去多年与美国贸易顺差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日本政府为了协助它的资本家就利用外汇储存来放松银根，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大量增加贷款，过多的贷款引起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同时狂飙，日本的经济像个吹起来的大气泡。到了90年代初，这个大气泡破了，日本的经济就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恢复。

　　80年代中时，日本国内的投资因为它的生产设备相对于本国市场大量过剩，而且用出口来解决生产过剩也因为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抵制和日币的升值而更困难。1985年日币对美元升值后，日本的资本家到美国、东亚、和东南亚投资都很上算，因为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南韩，和菲律宾等国的货币都盯紧美元，所以日币对美元升值，也相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再加上日本必须为它的大量的美元外汇找出路，对外投资成了唯一的选择。

　　以日本为基地的跨国资本，特别看重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在80年代中之前，日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尚不多。从80年代中开始，情况大为改变，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大量增加，从90年代初到1997年危机开始时，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仅直接投资，就高达一千亿美元，日本约有四、五百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设厂。随着日本的跨国资本的大量投资，它们就把日本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从日本扩张到亚洲其它地区。

　　美国在亚洲的投资远远落在日本之后，但是在80年代里，美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量总合比前十年增加了71.5％，而且除了直接投资之外，还有股票、债卷和房地产的投资。除了日本和美国资本之外，西欧资本也到亚洲各国和俄罗斯投资，从1995年到1997年之间，到亚洲投资的外国资本增加了一倍。

　　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日本将生产移向亚太国家，日本政府这时用经济援助来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这些国家所造成它们对日本的恶劣印象。1991年和1992年的两年中，日本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六个国家的经济援助达45亿美元。美国与日本相比显得逊色，美国只对两个国家援助三千多万美元。日本政府的援助又给日本资本增加了投资的机会。

　　东南亚的国家从80年代中开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推行了国际化、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改革，为国际垄断资本铲除了进入亚洲的各种障碍。这些国家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因此外资不必承担当地货币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时这些国家放松了或取消了对资本帐的管制，使外资可以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但为了保持与美元固定汇率，这些国家提高了本国的利率，提高外资贷款和债卷投资的报酬，用高报酬来吸引外资。报酬既高、风险又小，而且资本还可以来去自由，当然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励外资继续流入。

　　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有大量外资进来，在一段时间内会有高幅度的成长，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亚洲（和这三年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大陆）都是如此。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国家由大量外资进入所带的短期国民总生产高速成长，又变成继续吸引外资的原因，因此乐观加上乐观，就得出了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一类亳无根据的预测。但是在这一片乐观的背后就隐藏着危机。

　　在1997年前流入的外资除了直接投资外，就是在股票市场和债卷市场的金融投资。到了80年代底和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投资中，很大部分都属投机性的投资。这时美国的各种共同基金来到东南亚新兴起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投资每年的收益率高达30-35%，这样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从资本投入生产中获得的，而只可能从投机中获得。

　　投机使得股票与房地产的气泡越吹越大，到了1997年08月时，这个大气泡就爆炸了。泰国的泰铢首先经不起大量资本外流而被迫贬值，连带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香港货币的贬值，从香港更蔓延到南韩，也波及到台湾。当时中国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且对外开放的比较少，受的伤害也较轻。

　　在这次危机中，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经济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损失。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从亚洲开始的危机己经蔓延到俄罗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更进一步向世界各地扩散，而且有继续扩散到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系统的趋势。

　　在这危机烧上眉头的时刻，资本主义帝国的领导人必须策划解救的对策。为了抢救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美、欧、日各大国用大幅扩充信用并藉助国际货币基金来融资给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南韩等国都先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中的各项条件。在亚洲国家所签定的结构性调整措施中它们所接受的条件要比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所接受的条件更为苛刻。

　　结构性调整措施的改革规定这些国家必须将银根紧缩，使利率大幅提高，来抑止物价暴涨。利率上涨后，使得更多的当地小资本，因为不能负荷沉重的债务而被迫破产，甚至连与官僚勾结的大资本（牵涉到银行金融各业）也被迫依改革措施中新定的破产法进行重整。在结构调整措施下更多的国营企业被迫民营化，和许多企业被外资廉价收买。

　　亚洲的发展落后国家受到了日本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波及，在全世界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它们采用了用外来投资来发展出口以带动经济成长，在短期内大量的新投资必然会加快经济成长的速度。危机之后它们只有承受这样发展所带来的后果。1997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在亚洲爆发，这次的危机打破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也揭穿了落后国家只要屈服在国际垄断资本之下，就能取得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他们经济的谎言。亚洲危机的始末应该成为要想藉出口来促进经济成长国家的借镜。

　　到了90年代亚洲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后，80年代中以来每年大笔流入的外资停止了，而且大笔本国的和外国的资本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南韩撤走。这些国家在极短时间内失去大量外汇存底，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借债，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结构调整措施的制裁。

　　到了21世纪初，亚洲的危机尚未恢复，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都又再度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也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危机。经过了20多年新自由主义改革，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好像不断地经过自然灾害的浩劫，或是像遭遇了瘟疫般的袭击。它们的人民在痛苦的日子中挣扎着。

　　从导论开始贯彻在本书的各章节中，都是要说明‘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危机中的资本积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中垄断资本向世界各地扩张暂时舒解了它的积累困境，但是‘全球化’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也不可能铲除危机的原因。在过去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而且今后的危机将会更加严重，因此，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必将一再遭受到危机的冲击，他们的人民会被迫承受危机带来的灾害。

第二章 经济大恐慌与国家的政治干预

　　不断的废除老的、旧的，是进步的标志。

——汽车王朝亨利·福特二世

　　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大恐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从这次危机中走了出来。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到了70年代初又进入了危机，这个期间共有40多年的时光。本书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我认为这样的分析还得追溯到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那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全世界性的，也是到那时为止，和自那时之后，资本主义最严重的、最深的、规模最大的，和最持久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世界资本主义到了全盘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受到空前的伤害。到了30年代初，以美国为例，它的工业生产减半、近一半的劳动人口失业、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股票市场崩盘。与此同时，因为工业萧条所以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没有市场，加上失业的工人买不起食物，农产品生产相对于需求大量过剩，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农民破产，他们的土地被银行没收而失去了活路，被逼得到处流浪。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失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排着长队只是为喝一碗施舍的稀汤。在寒冷的冬天，街上睡满了被房东赶出来的无家可归的穷人，许多失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死于饥寒交迫之中。汽车工业城底特律估计每七小时就有一个人饿死。

　　我认为重新去认识经济大恐慌的历史，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那次危机发生的原因，而且可以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各大国家的执政者当时针对危机所做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他们针对经济危机所做的政治上的调整。这些改革增强了国家对资本的管制，以及对整体经济的管理，也就是国家一方面用法律对资本加以限制，像对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作直接的干预，像对农产品产量和价格的干预。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执政者们面临了他们本身的存亡问题，所以他们所做的改革是非常深刻和彻底的。

　　到了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出版后，他为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的管理建立了理论的根据。凯恩斯的政策到了战后才全面付诸实行，直到80年代前主流经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在经济大恐慌中的政治上的改革，以及战后国家能够善用凯恩斯政策是战后资本主义繁荣的原因。他们认为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管理使得资本主义产生了彻底的改变，因此像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将不会再发生。

　　到了战后70年代初，资本主义危机再度明显化后，80年代时，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执政者在政治上又做了一次改革。有趣的是这次的改革却是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取消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和减少国家对总体经济的直接干预。那么到底是增强还是减少国家对资本的管制和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才是对付危机的有效的政策呢？

　　在70年代资本主义再度进入危机后，凯恩斯对整体经济干预的政策是否仍然适用？更基本的问题是：不管30年代的改革，还是80年代的改革，它们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又是什么？经过了70年代的发展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有了更好的掌握，应该更有能力来对30年代的改革政策作分析，这样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80年代以来的改革。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生产设备产能过剩

　　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会有经济景气上下波动的循环。在经济萧条时，经过一段时间，几个月或是一年，甚至两年，等到商店能用降价出清存货，它们就可以再向批发商进货，批发商就可以向制造商进货，使得原来停工的工厂可以又重新开工，雇回工人，工人有了工作之后，就可以开始消费，景气也就跟着活络起来；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萧条时，许多小的企业往往都会支撑不了而倒闭，经营不下去的企业中，有一部分会被大企业收购，另外的在破产之后，机器就被拿来当废铁变卖。因此经过一段的萧条日子，一部分生产设备会被销毁（要看萧条时间的长短，如果时间较长，相当大的一部分生产设备会被销毁）。

　　被销毁的生产设备不但是属于规模比较小的，而且是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企业。在经济萧条中淘汰了小的、弱的、技术落后的企业，留下来大的、强的、技术先进的企业，等萧条过后，因为一部分生产设备被销毁，而解决了当时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大的企业就可以增加投资，进一步采用新技术而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不断的除旧更新的发展生产力。所以汽车大王亨利二世才说：‘将老的、旧的销毁是进步的标志’。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中，经济萧条部分正是重建与扩大生产之前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因此销毁或毁灭，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只有在生产设备的产能销毁后，才可能有新的投资，重建才能开始。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这样对生产设备的销毁是具有创造性的。

　　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还有金融信贷的因素。资本家首先要购买生产设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管资本家多么有钱，他荷包里的钱总是不够用来做生产性的投资，因此要维持生产和要扩大生产，资本家必须要向银行借贷，或者是用企业的名义发行股票或债卷，因此信贷（也就是信用，credit）是资本主义运转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资本主义生产如果没有信贷增长的配合是不可能扩大的。而信贷的扩张和紧缩又与景气的好坏互相关联着，在景气好时，企业的利润上升，银行的信贷宽松。景气坏时，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银行怕贷款不能归还，所以不肯贷新款，甚至把原本的贷款收回。在这时一般企业，特别是规模小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常常因为被银行逼债而导致破产。

　　所以信贷的宽松或紧缩可以使经济上下波动的幅度加大。经济景气越好，信贷越宽松，使得生产可以更加扩充。景气越坏，信贷越紧缩，连带就会迫使更多的企业破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时金融也可以扮演主动的角色，也就是说，由金融的扩张而引起生产的扩张，或是因金融的紧缩而引起生产的降低。

　　在本书中所说的经济危机不是指经济短期的上下循环，而是指长期的经济停滞。资本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进入危机，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后，资本主义经过了在战后20多年的繁荣，到了70年代初又进入了战后的危机。既使在战后的20多年的繁荣中，还是有景气上下的波动，即所谓经济循环。我们可以将这样在长期的繁荣中的经济萧条看成像上面所说的必要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是有助于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在30年代的长期经济危机中也会有景气上下的波动，同样的，日本从90年代初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在这长达14年的危机中，日本的国民总生产在有些年中也有正成长。

　　资本主义短期的调节性的经济循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呢？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有很多人承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去做研究，但是要将这些解释危机理论去做整理和分析则是本书无法做到的。一来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二来是因为这不是写这本书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根据我粗浅的了解做非常简短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来自资本主义内涵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这个看法应该是可以同意的。据我的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是危机不可避免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但是生产是社会性的。资本之成为资本有它一定的属性，那就是资本只有在进入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剥削关系中，资本才能获取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卖出去，剩余价值就不能实现成利润，资本就不能增值，就产生资本积累的困难。资本积累的困难如果经过短期调整而不能解决的话，资本主义就会进入危机。

　　这样的解释还是不能说明资本主义下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认为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直到危机到来之前，资本家看不到市场的限制（或者他们看到但必须忽视这个限制）而继续的投资来扩张生产设备。在生产设备的扩张中，资本家继续研发更能增加劳动效率的技术，更进一步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自动化的机器，以便解雇更多的劳工。因此，在危机到来之前，生产设备的扩张并不会因为到那时己经逐渐饱和的市场而缓慢下来。直到等生产设备的产能大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投资必须要停止，或者到了东西积压的太多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企业必须要破产，大批企业破产时危机就开始了。

　　每当一个新产品上市时，这个产品的市场都会加倍的增长，或以数倍甚至十倍或数十倍的速度增长，新的投资不断的投入这个新产业，直到这个产业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达到饱和甚至超过了饱和，但是投资还是不能停止。19世纪末到经济大恐慌开始的一段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大国都存在着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

　　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继英国之后，得到快速的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美、德、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蓬勃的发展。在这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虽然因为生产过剩而经历了调整性的萧条，但是它们的国民生产和所得持续了长期的增长，资本因此得以顺利的积累，但在这个持续成长的过程中，也就酝酿了从1929--194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

　　从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的20年代，资本主义在工业生产上有许多技术的创新和新的产品，技术的创新和新的产品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电的发明取代了用水力和蒸汽来启动机器，因此大量的资本投入新的机器设备。铁路的发明和建造有同样的效果。而且新的机器和铁路的铁轨、火车的车头和车厢都需要钢铁，又再进一步推动了钢铁业的技术革新和新的投资。20世纪初，从汽车发明到大规模生产，仅在几十年内，几十家汽车公司就从平地上建了起来，速度之快是极为惊人的。汽车业的发展也更进一步带动了钢铁业，也带动了橡胶业、炼油业、公路的修建等。

　　20世纪初工业的扩张又与银行信用的扩张关联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在金本位下，货币的流通量和银行的授信受一国的黄金储存量的限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欧洲大国一方面靠国家大量举债来支付战争的经费，另一方面用黄金向美国购买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它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之后，国家的货币和信贷要靠中央银行来限制。但是靠黄金储存量的限制和中央银行的限制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在后面几章中还要作说明。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扩张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信贷的扩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邓肯所写的《美元的危机》中，他说明了美国因为对欧洲出口的增加使得国内黄金储存量增加，因此可以在1914～1920年之间的信贷加倍。信贷的扩张也就引起了生产的扩张。他认为金融信贷的增加是生产性投资快速增加的原因。在这七年内，美国工业生产性的机器设备产量增加了205%，若包括所有的生产性的设备在内，它的总和增加了275%。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金融信贷的扩张和由新投资而增加的生产设备的产能之间的关系。

　　这里用美国汽车业的发展来看汽车如何在大规模生产开始后仅十几年的功夫就面临到市场饱和。美国的汽车业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始生产Ｔ模型的汽车时，还是小规模的用大量手工操作的生产。但是福特从开始就致力于以降低成本和车价来扩大汽车的消费市场。1908年时，福特只卖了一万辆Ｔ模型汽车。1914年，福特为了增加生产效率，在底特律城附近的Hiland Park 建了新厂采用了流水线的方式生产。

　　新的生产技术使生产能够精确化和标准化，是流水线的生产的先决条件。在资方的控制下，流水线的操作生产不但可以持续不断，而且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汽车的生产成本不但因为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下降，而且流水线的生产减少了在资方生产中对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的依赖，原来技术工人的工作被工资低的非技术工人取代，就更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生产成本下降使得汽车可以降价销售，也因此扩大了汽车的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汽车的生产就在技术革新、生产效率提高、汽车降价、汽车市场扩张、生产规模扩大、新投资和更新的技术的发展中快速增长。Ｔ模型汽车的生产在六年之内，就从一万辆增加到25万辆。

　　福特汽车公司是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代表。福特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发展世界市场，除了在加拿大设厂外，1911年和1913年，分别在英国和法国建了汽车装配厂，其后福特汽车更将生产扩张到其它欧洲国家。20年代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追随在福特之后，也进入欧洲市场；福特则进一步扩建到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非、亚洲（印度、马来亚、日本）和澳洲；30年代时，福特也在苏联投资设立了两家工厂。

　　到了20年代中，美国汽车大规模的生产，更进一步降低了汽车的价格，一部Ｔ模型的汽车只卖两百九十美元（附注：虽然汽车的价格不到三百元，但是工人的收入一年才一千多美元，大多数的工人都买不起汽车，工人都坐公车去上工。80年代来福特在墨西哥的工厂的停车场停了管理阶层的高级轿车和工人坐的大公车。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也一样。）。再加上低价的石油，和刚设立起来的消费者分期付款的办法，更加鼓励了汽车的销售。美国政府也在全国各地修建适合汽车行走的公路。到了1929年时，美国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汽车。到这时美国国内汽车的市场已经扩充到了顶峰，汽车生产设备的产能已经大量超过汽车的总需求。

　　福特公司为了与通用公司竞争，推出新的Ａ模型汽车，但是这时许多福特汽车的零售代理商已经因为汽车卖不出去而倒闭。美国汽车的总销售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降到1932年的150万辆。在大小公司和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农业萧条、大多数人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当然也更谈不上购买汽车。

　　1932年福特将他最大的红河汽车厂停产，解雇了工人。在这前后，已经有许多小汽车公司倒闭，大批汽车工厂停止生产直接影响到与汽车相关的产业。在红河厂停止生产后，福特、通用和其他汽车公司的大量生产设备都停止了生产，闲置在旁。

　　如果只是一个或两个产业有闲置的剩余产能，问题尚不会很严重，如果所有的产业都存在着剩余的产能，那么问题就大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时，在美国和世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中，各种工业产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产能，农业生产也大量过剩，经济大恐慌就从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始了。

　　从生产危机到金融危机

　　上面谈过资本主义在短期的经济循环中，过剩的生产设备，要经过一段萧条时期，将剩余的生产设备产能销毁后才能再重新开始投资。在经济萧条开始时，企业所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就得先将劳工解雇，工人没有工作不是企业主的问题，但是问题再严重下去，企业就可能付不出欠债，企业所欠的本金和利息长久不能按时偿还，企业就要被迫破产。

　　在1929年之前，小型企业早就开始破产，接着大型企业也跟着破产，这已经显示出大量的剩余产能问题不是经过短期的经济萧条就可以解决。大批企业不断的破产，他们向银行借的债就不能还，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是它的资产，当许多企业不能还债时，银行也必然要倒闭。企业破产后，它的股票也就成了废纸。除了这些生产性危机会引起金融危机外，还有投机的因素，到了20年代中股票价格不断上升时，股票投机就开始了。这时不只是有余钱的个人参与股票投机，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像银行也被股票价格几个月就翻一翻的获暴利机会所吸引，把钱不断地投入股票。

　　股票市场的大气泡吹起来后，气泡要破是必然的，只是时间而已。而且气泡越大，气泡爆了之后的残局也就越难收拾。到了1929年美国股票崩盘，金融危机就开始了。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美国平均每年有两千家银行破产，在经济大恐慌中美国的银行中三分之一破产。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所经历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危机又与生产的危机相互关联着。

第二节 经济大恐慌与古典经济学派

　　在经济大恐慌前，当经济进入萧条时，资本家赚不到钱，工人失业，国家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当时经济学派主流的古典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萧条有自动的调节能力。在经济衰退时，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和商人就会自动向低调价，使价格下降而把积存商品卖出去。工人失业就会自动调低工资，直到工资低到资本家愿意增雇工人，而使失业消失。

　　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决定于储蓄和投资，而经济萧条的原因之一是投资不足，他们认为在投资不足时，利率会因储蓄增加（也就是消费减低）和投资减少而降低。利率下降会给资本家增加投资诱因，投资的增加将会导致经济的复原。

　　因此古典学派认为价格、工资、和利率这三个受供求决定的变数会使经济再度回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要经过一段时间，经济重新恢复到平衡需要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古典学派认为经济萧条时是经济不平衡，而市场力量可以使它恢复平衡。古典学派理论认为平衡是常态，不平衡是暂时的，因此从不平衡必然会再回到平衡，只是时间问题。

　　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之前，除了非主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不时出现危机外，对主流的古典学派来说，经济会有上下的起伏，当经济下降而达不到平衡时，市场的力量可以使它重新恢复平衡，所以对古典学派来说经济循环或危机不是一个议题。他们信任市场调节的能力，不主张国家干涉经济。

　　经济大恐慌从192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全面开始才结束。大战开始之后，资本主义大国的军火和军用物资的生产使得本来闲置的生产设备得以充分利用，失业的劳动人口重新获得就业机会，这才结束了这次持久性的经济大恐慌。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但是到那时为止影响最深和波及最广的经济危机，也是第一次不靠政治力量积极地和直接地干涉，不能恢复起来的经济危机。经过了经济大恐慌，人们不再相信古典学派所讲的经济会自己恢复的分析。

　　其实，说不定再过20年，等所有多余的生产设备都销毁之后，投资又将开始。但是以当时政治的情势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没饭吃就要造反了，美国共产党组织了失业的工人进行反失业、反饥饿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发生动摇。这时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提出他上台后将要做的改革，他在1932年大选中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经济大恐慌的12年中，因为生产设备极度过剩，新的投资几乎停止，因此资本积累无法进行。在这次危机之前，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国家也没有直接参与对经济的干预，而经济是靠市场自身的调节而恢复的。但是在这次大恐慌久久不能结束时，国家不得不用政治力量对经济直接加以干涉。

第三节 罗斯福的新政与资本主义重整

　　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次年就职后，他就赶忙经由国会通过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新政政策。美国的新政政策是资产阶级面对经济危机时，用政治力量通过政策所做的各种调整。新政政策致力于调整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和用法律对资本作各种的限制。

　　新政中有一些项目是通过立法来缩减生产。当时工业生产已经因为企业大批破产而大幅下降，无需再靠国家来调整。农业生产方面，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来减少生产。政府大规模销毁了已经种好的棉花，并将几十万头小猪活埋。这样做是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经济大恐慌时，农产品生产大量过剩，农产品价格降到不够农民的生产成本，因此农民不能继续生产。但是即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再低，城市里失业的工人还是买不起。另外使用农产品的工业（像纺织业）萧条，即使棉花的价格再低，销售量还是不会增加。

　　因此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办法靠市场价格的调节而解决。市场的调节要通过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生产较多时，一些农民会破产，这样生产就会减少。在景气比较恢复后，工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也就会有购买力，因此需求会增加。但是在经济大恐慌时的供求失调是极严重的，而且不是只限于农业的，因此没有办法可以单靠市场调节而得到解决（美国农业生产过剩的问题到今天也还是要靠政府来解决）。所以罗斯福新政用政治的力量来减少生产，以便解决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无法生活的问题。

　　除了限制生产之外，新政政策也用国家力量来增加市场需求。联邦政府设置了一些给失业人安排就业的设施，其中包括由政府出钱雇用人去做一般谋利企业不愿做的事，譬如到乡村去保护自然环境，将乡村电气化等。年轻人没有工作生活得不到解决，政府安排他们去农村工作，除了管他们吃住外，并发给他们少量的工资，这些人就把拿到的钱寄回家去供他们的家人生活。政府也出钱去修建一些较大的工程，像水坝、公路一类的公共工程。联邦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还拿钱去发展一些艺术和戏剧的活动，使这些找不到工作的艺人有收入和购买力。

　　罗斯福了解贫富不均是市场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大恐慌前的几十年，产业工人（特别是占工人中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没有随着大规模生产而增加，因此工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在大规模生产下生产出来的大批商品。

　　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工作关系法案（也称瓦哥纳法案）。这个法案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合法性。罗斯福是个明智的、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看到美国工会运动早己在各产业中展开，尤其在经济大恐慌中，失业的工人在反失业、反饥饿的斗争中组织了起来。

　　罗斯福认识到工会运动是一股阻挡不住的力量，因此推出这项法案在国会中通过。国家工作关系法案通过后，削减了资本家抵制组织工会的力量，许多产业工会相继成立。

　　罗斯福一方面看到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的斗争会继续，也看到如果能将这斗争引入到法律范围内进行，将有利于统治阶级。他也看到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争取工资和福利，因此可提高市场需求，有助于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罗斯福了解美国在20年代经济发展到了顶峰时，社会的所得与财富两极化。他看到极端的贫富悬殊，不但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安，也无助于经济的复苏。罗斯福更藉助于加强使用累进所得税来减低贫富之间的差距，以便利于总消费的扩张。

　　在货币和金融政策上，罗斯福首先取消金本位，以便使货币流通量扩张不受黄金储存量的限制。他认识到只有在货币量与黄金脱钩之后，才有可能由中央银行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之后，他就着手整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一般人对股票市场和银行失去信心，他们争先恐后地要取出他们在银行的存款，银行不能兑现，只好停止营业或宣布破产。

　　从1930～1933年中，每一年有两千家银行破产。1933年罗斯福着手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他首先宣布将所有银行停止营业。银行停业后，必须经过审核程序，审核不合格的银行必须破产，只有通过审核的银行才被淮许重新开业。重新开业的银行由国家担保他们的支付能力。

　　1933年又通过紧急银行法案，这法案赋予联邦准备银行（即美国的中央银行）更大调整货币政策权力。在一般商业银行发生困难时，联邦准备银行可以用贷款来支持他们。接着又通过国会立法，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来保证银行存款安全。这些由国家对金融机构管制和支持的政策使一般人对银行恢复了信心，使银行恢复了正常存款和借贷的功能。

　　30年代的经济危机虽然不是因为股票市场崩盘而引起的，但是1929年股票市场因疯狂投机价格飞飙之后而崩盘，使金融市场陷入严重的危机。所以罗斯福新政中股票市场的改革也是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在改革中，国家用法律来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并设立了国家证券委员会。用国家的力量对股票投机加以限制并对金融市场加以管制。

　　譬如，股票价格在崩盘之前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是买股票的人只需要支付股票价格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由银行贷款。所以一个人用一万元可能可以买五万元或更多的股票，自己付一万，其余四万用股票作抵押向银行借。这种情况在股票涨价时没有问题，但是在股票跌价时，只要跌幅接近20％时，银行就要逼债了。持有股票的负债者不得不将股票出售，大家一起出售股票就一定会不停的往下跌。罗斯福新政中，国家对这样的贷款加以限制。

　　新政中对金融和银行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是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开。在经济大恐慌中，许多银行倒闭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产业公司股票跌价而引起的。1933年通过的Glass-Steagall Act禁止银行拥有股票，原因是要避免银行的安全受到股票波动的影响。因为商业银行的支票存款就同现钞一样是货币，若是银行不稳定，人们将对他们所持的支票存款（也就是货币）失去信心，将会造成经济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

　　上面花了很多篇幅来叙述新政中的金融改革，但是这些对金融危机预防的措施在8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下被放松和取消了。在本书的第七章中可以看到这种对银行的限制到了90年代末时已经取消了。

　　从3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最深和最久的危机时开始时，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就开始积极的用政治力量来协助资本积累。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可以说是战后资本积累的策略代表。同样的，到了70年代初，当资本主义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危机时，由美国的雷根和英国的柴契尔带头又换了另一套协助资本积累的新策略，那就是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协助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新积累的策略。

第四节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这里讨论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有几种意义：第一是要说明到了30年代经济大恐慌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要由政治干预来解决，凯恩斯的政策就是对经济做政治的干涉的政策。第二是在我们了解凯恩斯的政策后，可以探讨凯恩斯的政策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就是本章一开始提到的战后的资本主义是否因为实行凯恩斯政策而产生了质变。第三是为了评价在70年代初资本主义再度进入危机后，凯恩斯政策是否对经济的恢复仍然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像对凯恩斯政策在90年代日本使用功效的评价。

　　1936年当全世界经济仍然陷于严重的危机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所着的《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出版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他的理论分析了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应付经济危机的政策。

　　理论部分

　　凯恩斯认为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垄断阶段，因此它的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失去在竞争阶段时对经济危机所能产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从1929年经济大恐慌开始到1936年他的通论出版时，已经过了七年的时间，但经济并没有像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靠市场力量恢复起来。古典学派认为可依赖的价格、工资、和利率的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失灵。

　　所以在经济大恐慌时，虽然价格和工资大幅下降，但商品仍然卖不出去。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但是工人仍然继续失业。利率下降和大批企业破产，但是因为存在着大批剩余的生产设备情况下，利率即使再低也不能提起资本家投资的兴趣。面对经济长期陷入因总需求不足而无法继续生产的危机，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有关危机的理论。

　　凯恩斯在他的书中提出对古典学派批判，以及论述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但会发生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这样的矛盾也不能藉着市场的调节而得到解决。他不同意古典学派所说的经济萧条（不充分就业）是一种不平衡状态，而经济会由自身的调节而从不平衡再恢复到平衡（充分就业）。他认为经济萧条也是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可以长期停留在这个萧条状态中，而经济本身并没有可以自萧条中走出来的机制。

　　凯恩斯解释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相对于市场总供给来说，总需求不足，只要需求不足，商品就卖不出去，生产就必须停顿。市场机制并没有能力可以解决因总需求不足，而多余出来的生产设备和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口。而只要多余的生产设备仍然存在，资本家就不会投资。他有力地反驳了古典学派，并且解释了市场缺少从萧条平衡走出来的机制。

　　凯恩斯把社会总支出（需求）分为三部分（暂时不管出口部分）：购买消费品的支出（需求），购买生产设备的支出（需求），和国家财政的支出（需求）。这三项总支出不一定等于社会充分就业下的总生产。往往支出总合是少于充分就业下的社会总生产。

　　如果我们暂且不管国家财政的支出（因为那时国家财政的收入和财政的支出基本上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收入与支出彼此抵消），既使工人的工资都用来买消费品，资本家的收入也不可能全部用做消费，他们收入中一部分会变成储蓄。这部分储蓄如果放着不用的话，或者不全部用来投资，就会发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总需求上有一个缺口（相等于储蓄大过投资部分），这个缺口就使得生产的总合不能全部卖出。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的储蓄会被资本家拿去购买生产设备，作为生产设备的支出就又回到流通领域变成总需求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做为购买生产设备的支出不一定会实现的，要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和利率的高低而定。如果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或者因为利率太高而减少投资的净盈余，这部分支出就不会实现，或者只会部分实现，也就是说投资小于储蓄。这样的话，总需求相对于总生产来说还是有一个缺口。

　　经济有了总需求缺口，就会使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卖不出去，这时资本家就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工人失业后，他们消费支出会随着减少，那就会使总需求更进一步降低。因此就成了跟前面所说的良性循环相反的恶性循环。

　　凯恩斯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内在机制可以帮助经济复原。凯恩斯也不认为商品价格、工资和利率可以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他也不认为利率高低是由储蓄和投资来决定。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提出利率并不是像古典学派所说的决定于储蓄和投资，他认为利率是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货币的需求。

　　根据他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凯恩斯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凯恩斯的政策又可分为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政策

　　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他认为国家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

　　在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既然国家财政支出是总支出的一部分，国家就可以扩大它的支出（像增加公共建设支出或者发给失业工人生活上的补助），以便补足因投资不足而造成的总支出缺口，或者国家也可以用减税的方法来鼓励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减少企业的税收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或减少所得税可以鼓励一般家庭多购买消费品。因此，凯恩斯要国家放弃经济大恐慌之前必须平衡财政收支的一贯作法。事实上，根据凯恩斯理论，国家在经济衰退时应该刻意用赤字支出来补足总支出不足的部分，以便使经济恢复，这就是凯恩斯所提倡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认为中央银行也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减来调节利率，用利率间接来影响经济。在经济不景气时，中央银行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调低利率，低利率可能增加企业用借款来投资的诱因，有可能刺激企业投资于生产设备，也可能鼓励消费者增加消费品（特别是像汽车或其他耐久财消费品需要用贷款来买）的需求，这就是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不过与财政政策相比较，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是比较消极的和被动的。因为低利率只能给资本家投资的诱因，或鼓励消费者多买东西，但是却无法强制他们一定要增加支出，而财政政策是更直接的，国家可以按需求不足的缺口，用国家支出来补足。

　　另外，凯恩斯也从另一方面提出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凯恩斯所说的货币的需求是来自人们都需要在手边有些随时都可以用的现金或者（与现金差不多的）支票存款。但是如果储蓄的利率高的话，一般人就会考虑多放点钱在银行的储蓄帐户里，手边少留一点现金（或少存一点在随可以用的支票帐户里）。所以货币的需求与利率成反比，因此中央银行可以用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将利率调低。但是当利率低到一个程度以后，像降到1%或更低，人们就不再在乎因为手边多留点现金而损失的利息了。到了这时，中央银行即使再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也不再下降。凯恩斯称这种现象为liquidity trap。

　　罗斯福并不是拜读了凯恩斯的理论，才开始实行他的新政政策，他的新政在他就职不久就开始了，凯恩斯的书在那之后几年才出版。罗斯福是看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存亡，必须要用全力来拯救。凯恩斯当然是赞成罗斯福的新政政策，他只是认为罗斯福做的还不够，所以到了1941年美国参战的前夕，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接近10％。

　　拜然和思惟玆是美国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用一些数字来说明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能使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以1966年货币值来计算，美国国家支出从1929年的102亿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175亿美元，增加70％。而国民所得在同一时期，从1,044亿降到911亿美元。失业率从3.2%，增加到17.2％。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巨额军事支出使国家支出从1939年的175亿，增加到1941年的1031亿美元，接近1939年的六倍。失业从17.2％降低到1.2%。拜然和思惟玆认为罗斯福新政支出增加幅度太小，不足以刺激经济恢复。

　　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的学界或政界人物都看到大量的国家支出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国家增加开支，只要开支来得大，就能解决问题。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在国家计划统筹下，极为有效率的将荒废和闲置的生产设备充分利用来生产军事武器，也生产了战时美国国内以及援外的民生物资。顿时之间，失业消失了。美国南方农村的剩余人口又开始向北方的工业大城移民，就好像20世纪的大好日子又重新到来一样。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是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的产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大量的军事支出使荒废了的生产设备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大量的失业人口充分就业。大战结束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就从旁枝变成了主流。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在经济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下寿终正寝了。当时谁又能预料，到了80年代这具僵尸的魂又被招了回来呢？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一套政策不就是借古典学派的尸体还魂吗？为什么曾经大红大紫过的凯恩斯政策却又从资产阶级经济主流中消失了呢？这些在后面几章中再做讨论。

　　国际经济政策

　　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欧美资本主义大国因为国内市场饱和，它们的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展开极强烈的竞争。之后，更进而演变到了恶性的竞争地步。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而抵制进口。它们一方面用进口限额和提高进口关税，以使抵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它们争相将本国的货币贬值，以便降低出口价格，藉此来增加出口。这样的做法都是因为本国市场需求不足，使得大量闲置着的生产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而生产下降更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1930年美国通过的Smoot-Hawley Act将进口关税提到历史新高。欧洲各国也争相将进口关税提高，也就更使世界贸易进入激烈的争夺战。但这样的作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货币争相的贬值中造成了汇率的一片紊乱，阻碍了贸易正常进行。各国用进口限额与关税壁垒来阻止进口。这些作法使得所有国家的出口都发生困难，以致导致贸易几乎停顿。

　　据统计，全世界贸易总额在这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二。商品贸易的停滞，更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同时，市场的竞争又促使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形成不同的贸易集团，集团内部的国家彼此给予关税优惠，以便抵制集团外国家的竞争。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逐渐上升为政治与军事的冲突，第二次大战从而爆发。

　　凯恩斯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就是为了解决并预防像经济大恐慌时国与国的贸易冲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就提出英国与法国不应该要战败的德国支付重大的赔偿费。凯恩斯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大国之间的经济是互相关联的，如果德国要支付赔偿，它必须要尽量增加输出和减少输入，这样就会减少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输出。英国和法国当政者那时没有采纳凯恩斯的减免德国赔偿的建议，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凯恩斯是正确的。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后，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跟后来希特勒用法西斯的狭隘民族主义来号召民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相关联的。

　　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和他的国际经济政策是相关联的，他看到经济大恐慌时各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互不相让，反而使得贸易停顿，世界经济因此陷入更深的危机中。他因此认为战后的经济繁荣与稳定必须要建立在各资本主义大国的合作上。

　　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包括了上面解释过的货币政策，他的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使货币的流通量适合经济成长的需要。货币的流通量如果太充沛的话，可能造成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如果货币流通量相对于经济成长上的需要不足时，就可能造成经济萧条。因此中央银行要知道如何适当的调节货币流通量。与此同理，凯恩斯看到国际贸易所依赖的交换媒介也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1870～1914)，世界各国的币制是金本位。它们国内的货币流通量是由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是用黄金做为交换的媒介和计算单位。在金本位下，贸易量受黄金量的限制。在金本位下，各国的中央银行将本国货币的币值与黄金设立一个不变的汇率，并且允许黄金可以自由进口和出口，然后中央银行就不作干预，由市场去调节。

　　在金本位下，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要维持固定的汇率。譬如，在某一国内，中央银行维持一两黄金相等于一百元的汇率。如果这个国家在贸易上出超，它收到的黄金会大过于它支出的黄金，因此它国内的黄金储备就会增加。随着黄金储备增加，国内的货币发行量也会增加。在其他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国的物价会因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而上升。因为中央银行维持固定汇率，所以出口价格（以黄金和外币）也会上升，而出口价格上升，将不利于出口。

　　另一方面，进口价格（以本国货币计）则会相对的比较便宜。在本国物价上升之后，本来一百元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要卖一百一十元。但是用黄金买的进口商品价格却是不变，因此与本国商品相比较，进口价格此时会较低，因此鼓励进口。从出口因为价格上升而减少，进口因为价格下降而增加，而重新达到贸易上的平衡。

　　在金本位下，各国的中央根据本国的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并维持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各国之间贸易不平衡就可以从国与国之间黄金的自由流动，和各国之内物价的变动调整过来，因此不会有长期的、持久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存在。

　　但是在金本位下，一方面，本国的货币供给和物价要受黄金储备数量的影响，如果黄金储备不变，物价就会稳定。在黄金储备因贸易上的顺差或逆差而增加或减少时，物价就会有上下波动。不仅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在贸易上有大量的逆差，这个国家的黄金必须要大量流出，相连带的是本国货币供给量大量缩减，就因此会导致本国的经济萧条，直到经济萧条到一个程度，物价下跌到一个程度，才能在贸易上再取得平衡，和本国的经济再度恢复。因此贸易上的不平衡会引起本国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总额也要受到黄金的总数量的限制，国际贸易只有在黄金总数增加时才有可能扩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国家就用发行纸钞来支付军事支出，金本位也就崩溃了。前面已经说过了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各国都争相将自己的币值贬值以便增加出口，因此固定汇率没有办法维持。

　　凯恩斯看到经济大恐慌时各国之间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损害，他深深了解国际贸易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他因此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大国的恢复与重建必须要建立在彼此之间合作的基础上。他也了解金本位制度要靠本国经济上的调整来达到贸易的平衡，和金本位对贸易扩张上的限制。凯恩斯因此提出了为资本主义战后恢复繁荣的国际经济政策。他所提的政策并非凭空从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在他总结了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中，凯恩斯已经建立了货币的发行量要与黄金脱钩的理论，他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经济上的需要来调节货币发行量的多少，藉此来调节利率的高低。凯恩斯认为在国际间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只是需要创造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和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世界性货币量的多少可以由这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决定，不必再受黄金的限制，这就是凯恩斯所策划出来的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

　　凯恩斯认识到在这个新的制度下，一个国家还是会有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新制度下，当一个国家的贸易发生逆差时，它将不必再经过像金本位下国内经济的调整。但是这个国家还是得要支付贸易的逆差，如果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不够支付，它可以向世界的中央银行借款，等到贸易出超时，有了外汇储备时再归还。

　　凯恩斯所构想的国际经济政策在战后部分实现了。他理论中的世界中央银行就是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在准备国际货币基金成立时，他提出用Bancor做为世界货币，但是被美国的代表否决了。在新的国际金融体制下，美元变成了世界货币，这些发展对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将在第四章中作解释和说明。

第三章 战后前二十年资本主义大国的重建与繁荣

　　从1945～1946年的几次经罢工所达成的协议，就成了战后相当长一段日子里工会与资方彼此互相对待的模式。一方面工会证明了虽然资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们有力量来为工人争取到相当可观的工资调升。另一方面，大企业也证明它们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资后将它们生产的产品价格提高。在价格提高后，资方不但补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涨。--Steve Babson

　　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了20多年的繁荣。这20多年的发展，使得在经济大恐慌时，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的预测失信于人。在这经济繁荣的期间，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实施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维持了经济稳定的成长，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很多。战后这一段日子的繁荣使得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成了过去。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的必然性，则有必要去认识这一段历史，去了解资本主义能够持续20多年繁荣的原因。

　　这一段日子里在经济稳定成长下，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设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给予一般公民生活上基本的保障。这些保障虽然在过去20年来，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政策解体，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段日子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可以经过改革，而变得不那么残酷，有可能成为一个有人性的完美制度。更有人对‘福利国家’中的阶级融合留恋不己，误认只要有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顾及所有阶级的利益，这一章就以这一段历史对这些问题做解释。

第一节 剩余生产设备的销毁与战后的重建

　　主流经济学家中的凯恩斯学派，把这20多年的发展归功于这些国家的政府灵活应用了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他们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减轻了也缩短了经济萧条。他们也将这一段的繁荣归功于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在战后得以付诸实现。因为在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商品和资本得以通畅流动，也就进一步助长了经济的繁荣。

　　但是资本主义战后的经济繁荣到底是不是凯恩斯经济政策实施的成功？如果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有如此大的力量和效果，那么为什么到了70年代初资本主义再一次陷入危机时，再到80年代和90年代后，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和蔓延后，凯恩斯的政策却不管用了呢？当我们了解战后这20年的历史后，我们就可以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做出正确的评估。

　　我认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经过20年的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是战后这一段日子不存在着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所有的剩余生产设备在11年的经济大恐慌，和五年的世界大战中都被完全的、彻底的销毁了。因此，所有的各产业都待发展，都存在着极好的新投资机会，资本在没有剩余产能的忧虑下，使得经济持续了20多年的成长和扩张。

　　经济大恐慌与战争销毁剩余生产设备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各大国的军事支出大量减少，但是美国、西欧各国和后来的日本经济继续维持了20多年之久的繁荣。为什么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从战时政府的大量军事支出，缩减到平时的财政支出，却能保持如此长久的繁荣？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得以充分的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这20年中没有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问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从经济大恐慌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6年中，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不但没有增加新的生产设备。而且在战争中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生产设备被摧毁了，美国的生产设备因为长久没有新的投资而陈旧了，因此解决了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中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不但在战争中被摧毁的机器厂房有待重建，而且许多道路、桥梁、海港都待整修。美国也急待更新它的生产设备。这些都给资本提供了新投资的机会，使得资本积累得以顺利进行。

　　欧洲与日本战后重建供给美国的投资机会

　　在西欧各国的重建中，美国给予它们大量的援助。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高达一百四十亿美元，是美国到那时为止对外最庞大的经济援助。这笔援助使西欧国家得到它们所需的外汇，可以用来从美国进口它们在重建中所需要的物资和它们所急需的民生物资。美国的出口也因此随着欧洲的重建而大量增加，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经济。

　　到了50年代底60年代初，西欧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不但恢复了生产，而且因为新的投资和新的技术使它们的产能超过了战前，而且因为新的投资和新的技术使它们的产能超过了战前，美国和欧洲资本在新投资机会下顺利的迅速积累。

　　到了50年代底，日本战后生产不但完全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的重建与它从美国获得大量经济支援和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共达21亿美元。在美国占据日本时，它对日本的政策上是对日本经济加以限制（附注：巴黎和约中，美国要拆走日本一切的工业设备，使日本沦为无法与美国再次在太平洋竞逐。），算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处罚。但是到冷战开始时，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美国将日本纳入‘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环，鼓励日本在经济上取得自立。在韩战时，日本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中一个重要的物资供给地。

　　美国前联邦储备银行理事长沃克和日本前财政部长Toyota Gyohten合著的一本书：《财富的转变》于1992年出版，在书中他们特别谈到美国经济援助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重要；韩战开始时，美国之前对日本的21亿美元的庞大经济援助到了尾期，在韩战期问以及韩战结束后的几年中（1951--1955），日本又从美国得到35亿美元的援助（沃克，1992：49）。

　　除了直接经济援助外，日本还从美国取得贷款，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日本四亿零五百万美元，做为给日本向美国购买农产品和飞机等之用（沃克，1992：54）；因此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与它对欧洲的援助对美国的经济同样的产生了刺激的作用。1952年，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1952--1957年之间，日本又从基金借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1961年，日本又再向国际货币基金借了三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再向三个美国商业银行借了两亿美元。沃克和Toyota Gyohten认为外来（主要来自美国）的资本对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直接关系。日本在发展战后经济时，各种产业都急待投资，也就是说各产业都存在着很好的投资机会，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不但帮助了日本的发展，也增加了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和投资。

　　美国对日本在经济上的援助是与日本在美、苏冷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不开的。在美、苏的冷战中，美国在亚洲需要有日本这个政治上的伙伴。因此，美国对日本实行了有利于日本独立发展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美国的经济援助和鼓励日本发展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国际市场上美国不积极与日本竞争，也就是说，日本可以用贸易保护政策来建设它的几个具有关键性的工业。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中，日本的贸易上还有很大的逆差，失业率很高，工业基础薄弱。从1947年开始，日本被允许恢复正常贸易之后，日本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来促进日本制造业的发展。50年代初时，日本制造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直到50年底，日本在贸易上都还存在着逆差。

　　美国在战后的十几年中，能够对日本实行这样的扶植性的经济政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当时世界尚不存着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世界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广大的市场。到了70年代时，世界生产设备的产能开始过剩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就有很大的转变。到了80年代世界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时，在各资本主义大国激烈的市场争夺之在，美国对本国市场开始了带有攻击性的防卫，它用各种办法来打击日本对美国贸易上的出超。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的威胁没有了，美国就不再需要日本这个伙伴的支持（参考附录一）。因此在政治上美国对日本特殊待遇的原因也就不存在了。日本经过战后前一阶段的发展，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帝国势力范围，并且要继续扩张它的势力，美国就只有在各方面进一步抵制日本的发展。

　　第二节 由美国国内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新投资机会

　　美国人民在战争中因为就业机会多，又没有耐久性的消费品可买（因为重要工业都转移生产军用品），再加上政府在大战中鼓励购买国家的战争公债来增加储蓄，所以工人和中层收入家庭都有一些储蓄，这些积存购买力也是后来消费品的市场扩张的基础。

　　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中心从欧洲移向美国。美国经济的好或坏，对全世界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除了因为更新设备的新投资机会之外，更因为战后两个工业大规模的扩张，一个是汽车工业，另一个是军事工业。这两个工业的扩张更带动了与它们相关联的工业，它们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有很大的贡献。

　　都市郊区化与汽车工业

　　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经济大恐慌时多余的汽车生产设备转换成军事生产。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汽车工厂又很快的恢复生产民用汽车。

　　到1950年时，在大战结束仅仅五年后，世界汽车生产总合为1050万辆，比经济大恐慌前生产最高峰增加了一倍。在全世界的汽车生产中，美国占80％。50年代初，美国汽车进口仅占它国内市场的0.5%。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十年中，美国在经济上独称一霸，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同它竞争，汽车业当然也不例外。

　　50年代之后美国汽车业的发展与它的都市郊区化有密切的关联。都市郊区化是指都市的工业、人口、商业和学校等从市区搬到城市周围的郊区。如果没有都市郊区化的发展，汽车业继续扩张将会受到销售量的限制而发生困难。美国的都市郊区化不但带动了汽车业，也带动了公路的修建和建筑业。汽车业大规模的扩张又带动了钢铁业、机械业、石油业、橡胶业、玻璃等工业，因此制造了更多的新投资机会。大量购买汽车也带动了汽车零售业、汽车维修业和保险等服务业。到了60年代，美国就业人口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与汽车业有关的行业中工作。公路的修建和建筑业的扩建又带动了钢铁、水泥等各种建材。因此，大规模的郊区化给经济创造了新投资和就业的机会。

　　美国战后都市郊区化是在它的联邦政府的几项政策下完成的。一项是联邦政府修建公路，美国跨州公路的建设是战后一项极为重要的刺激经济的政府措施。美国战后汽车业的发展和美国城市郊区的建设都跟美国战后联邦政府修建贯通各州之间的公路有密切的关系。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跨州公路法案，这个法案核淮联邦政府用汽油税和公路使用费来修建通达各州的公路。当时兴建这个自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跨州公路系统是以军事上的需要为理由的；在修建跨州公路的几年中，在全国各州都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个长达五万哩的跨州公路系统完工后，使得各州之间的交通和商品的运输畅通，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同时也便利了原来在城市内的工业搬移去郊区。

　　另一项联邦政府的政策：保证廉价石油的供给。而美国能维持廉价的石油是因为它从石油生产国家进口大量的廉价石油，这又跟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的霸权地位分不开。美国用它的霸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干涉中东石油生产国家，以便保证廉价石油的供给；美国对伊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干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3年伊朗的总理穆罕默德．莫塞帝将伊朗的石油所有权国有化，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失去了它们在伊朗的油田，美国出兵把莫塞帝赶下台，迎回伊朗的夏王朝，美国全力支持巴勒维这个大独裁。巴勒维保障了美、英的石油利益。他在美国的保护下，对伊朗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残杀；从1953年直到1979年巴勒维被推翻的20多年中，美国卖给伊朗一百八十亿美元的武器。

　　再一项联邦政府的政策就是联邦政府对购买新房屋的补贴。在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有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忧虑，他们担心美国经济一旦从战时生产恢复到平时生产，政府的军事支出缩减后，是否又会产生像经济大恐慌时生产过剩的问题。他们也忧虑大批在外面作战的士兵回来以后的就业问题。为解决退伍军人失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退伍军人法案。这个法案给退伍军人各种福利，其中包括购买房屋的优惠贷款，和大学学费减免等。退伍军人法案中的学费减免是美国大战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房屋的优惠贷款使得退伍军人有能力购买房屋，促都市郊区化的进展，也从而带动了整个建筑业的繁荣，又给战后资本积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除了上例的几项政策外，美国战后的交通政策除了大量修建公路外，就是刻意的不去发展公共交通。美国政府在大汽车公司、大石油公司、建筑业和一切与汽车业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下，它的交通政策不但不协助公共交通的发展，就是连战前建立起来的市内公共交通也加速的被淘汰，以便有利于汽车业的发展。因此，美国大多数城市的郊区都缺少公共交通，到哪里都要藉助私人汽车。

　　美国高速度的工业化是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30年代的80多年中完成的。工业化的初期，运输主要是靠水运，后来靠铁路，所以在工业化中，美国的工业都集中在位于水运和铁路运输要道的城市里。美国的几个大工业城都是在这一段日子兴建的。

　　到了60年代，跨州公路修建完毕后，公路运输取代了水运和铁路，工厂也就因此陆续不断的移向郊区。郊区的土地价格低，新的公路便利了郊区的运输；新工厂的兴建又给投资提供了大好机会，随着工厂的移迁，工人和一般小市民（除了黑人被歧视不准搬入新建的白人社区外）也搬到郊区；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又刺激了住宅、办公室、学校、新成立的地方政府、购物中心、饭馆、戏院和其他的商店等的兴建，因此从公路的兴建进一步带动了建筑业、营造业，更进一步刺激了新投资。购买新屋也增加了房地产和房屋保险业的生意。美国都市郊区化使得它的城市在战后几十年中完全改观。美国战后公路的修建和郊区的发展又再进一步刺激了汽车业。在战后这一段日子里，因为没有公共交通，郊区和市区的居民不论是去工作或是去购物都要依靠汽车为交通工具，私人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美国的汽车年生产从1930年的340万辆（战前的最高产量）增加到1965年的1,100万辆，是1930年时的三倍。

　　美国战后都市郊区化扩大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这里要指出的是像这样因为郊区化而来的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扩张，和这两个产业扩张所带来的繁荣是不可能不断地以同速度持续下去的。不管汽车对一个家庭多么重要，一个家庭从没有汽车到拥有一辆汽车，再到拥有两辆或三辆汽车，但不可能继续增加下去；汽车的需求也就会从成倍的增加，到非常缓慢的增加。汽车生产设备过剩的问题就又重新出现。同样的道理，都市郊区化扩张到市区的几十哩以外后，就必须会要停止，而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我们若只从都市郊区化这一项发展来看，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美国战后的经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的发展起来，又为什么这样的发展在20年后速度就会减慢下来。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在这20年中，美国有过几次短期的经济萧条，短期的经济萧条可以在凯恩斯的扩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得到缓和。但是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战前的繁荣是靠凯恩斯的政策刺激起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到70年代初，战后的各种大量的新投资机会不再存在时，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也就无法使经济恢复。这一点后面和第六章中还要再谈到。

　　军火工业

　　美国的军火工业对它战后的繁荣有独特的贡献。美国总统艾森豪在1961年他去职的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里，他谈到在韩战后美国第一次有了永久性的军火工业；他说在那之前，美国战时所用的武器都是由平时的一般工业来制造的。（附注：在奥立佛．史东执导的《谁杀了甘乃迪》一片的片头，就播放了艾森豪的这一段演说。）

　　就像前面所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汽车和其他生产耐久消费品的工业在战时改成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艾森豪说，以美国战后在世界上的地位来说，有一个永久性的军火工业是有必要的（艾森豪所说的‘必要的’是指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已经开始了）。但是他提醒国人说：‘这个军火工业目前已经相当的庞大，美国每年用在军火上的开支已经与它所有营利公司的净所得相等’。

　　艾森豪在这篇演说中第一个提出军事和工业的结合体这个用词。他并警告这个庞大的军事和工业的结合体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艾森豪这样一个军人背景的资产阶级领导者有如此的智慧和远见，在他之后的美国总统中就少见了。（附注：这里只单独就这一件事来看，并没有对艾森豪褒奖的意思。在艾森豪任内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是美国历史上黑暗的年代。）

　　在经济大恐慌时美国的军事开支仅占国民总生产的1%，到了1960年代美国每年的军事支出已经高升到国民总生产的10％，这是个不得了的庞大数字。果然不出艾森豪所料，美国的军火工业在政治上的影响随着它的军事国防预算而增加。美国的军火工业、五角大厦的国防部，及国会中的国防预算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利益谋合的铁三角。退了伍的将军和退休的国会参众议员被军火公司请去做它们的顾问，这些顾问不断的向国会游说来增加国防预算。在这个铁三角中彼此牵连的关系中将美国的国防预算不断的扩大，影响着美国战后的军事和外交政策。

　　在冷战中美国的军备与苏联竞争，但是在‘自由世界’中，美国占有独霸的地位，在军火工业上它不会受到德国或日本的竞争，而且军火的生产与一般商品生产不同；一般商品的生产总是要和使用价值挂钩，即使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商品，也得要创造出一种想像的使用价值出来。

　　军火工业的生产不需要有市场需求，只需要国家的国防预算，就可以尽量生产，不怕卖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出口，若是生产的太多，打仗和出口后也还有多余，过一段日子以后，就可以用武器技术已经过时为理由将它废掉，甚至废掉了的过时军火还是可以出口，就像最近美国一定要台湾买它过了时的军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这位有智慧的艾森豪总统却没有看到军火工业对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贡献。军火工业不像其他工业，军火工业不存在着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它不必发愁它的产品没有市场的问题。只要国会批淮了预算就行了，在预算中用cost--plus来保证了军火生产公司的利润。而且美国所有武器的生产最终的价格都是超过预算的好几倍，因此保证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诺普．葛鲁曼等大军火公司的高额利润。另外军火工业藉助于国家的支持的庞大研究经费来从事研发，又给美国的电脑工业带来先进的技术，这样大规模的研发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是美国在这方面技术领先的主要原因。美国军事工业结合体对它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的贡献，是艾森豪在1961年时很难想像和预料的。

第三节 日本战后发展与剩余产能

　　日本政府在战后用进口关税、进口限额和限制外资来保护它本国的工业发展。并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植它本国资本的成长。这样的政策使日本在工业生产上和技术发展上都获得很大成果。在保护贸易之下，日本建立起来它的钢铁、石化、汽车、人造纤维和电子等基础工业。到50年代底，也就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日本的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时，日本纺织品出口还占总出口的50％，机械器材出口仅占总出口的10％。20年之后，纺织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降到12％，机械器材出口则上升到46％。1959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第一次取得顺差。1960年时，日本政府开始取消贸易和外汇管制。到1963年08月时，日本取消很多项进口限额，使日本进口的自由化的程度达到92％，也就是说日本战后经过了近20年的保护贸易政策后，才将贸易自由化，并逐步开放它的国内市场；到1964年时，日本取消了经常帐上的管制，日圆可以自由兑换，并且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正式成为已发展国家中的一员。

　　在贸易上，日本政府除了保护它工业的发展外，它也采取保护本国农业生产的政策。虽然日本的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减低，但日本人在大战结束之后，还有40％的劳动人门从事农业生产。在保护贸易下，日本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扩充了对国内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资本积累顺利进行。

　　在60年代中时，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设备再度过剩明显化，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加剧，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严重，由国际货币基金维持的固定汇率已经非常不稳定；在此时日本在贸易上仍维持顺差，因此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变成国际贸易上和金融上的一个重要争议。60年代中时，日本外汇存底还都只有20亿美元上下，只相等于它两个半月进口额，到60年代底，由国际货币基金所维持的固定汇率开始解体时，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强国。

　　从这战后的历史看来，就像前面所说的，美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对日本的经济政策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主要也是因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大国内尚不存在着大量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情况到了60年代底就开始改变了；因此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除了因为它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在战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外，再就是它和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使然。

　　日本在美国援助之下，用国家的力量来策划它的工业发展策咯。日本通产省代表国内资本的总体利益，在它的指导下日本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的范围包括：通产省首先决定一个时期内优先发展的产业，然后在资本上和技术上给予私人资本各方面的援助。除了国家的援助外，日本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有紧密的结合。资本雄厚的大银行可以支持设立在它们之下的大型公司。一般来说，当一个企业进入新产业或发展新产品的一段日子内，不但不能获得利润，而且很多时候还会亏损。因此，在这一段日子内，政府和银行给予企业的长期融资支持就很重要。日本为了在技术上取得独立发展，它的政府协助私人企业从国外购买新技术的专利权，再将新技术转让给私人公司。日本政府对外来投资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来保护本国资本，它对外来投资的核淮是根据此项投资是否有利于它本国长期发展来决定的。

　　在国家的协助下，日本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再进一步发展重工业，之后再发展高科技的工业。日本认识到它本国的市场过小，如果它只靠本国市场则不能获得由大规模生产所达成降低成本的有利条件。要大规模生产它必须将产品出口，因此，日本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从一开始就以与欧美各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竞争为目标。

　　到了50年代中，日本轻工业的发展就已经很有成果，这时在纺织业生产上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挑战。1956年时，美国为了要保护它的纺织业就开始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但是这时美国所施的压力与70年代之后相比是很轻微的。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一条法律，授权给总统使他可以主动用谈判方式来限制纺织产品的进口。1957年时，在美国要求谈判之前，日本就先赶快自动限制此后五年对美国出口的纺织品。

　　日本在战后仅经过20年的发展，它的工业就赶上甚至超过美、欧，这是20世纪用进口替代策略发展资本主义最成功的例子。日本的经济在1953年到1973年间每年上涨8%，但是战后日本成功的发展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我们可以从日本成功中观察到几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我们看到与欧、美相比，日本是个较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强国。就像前面所说的，日本在策划产业的发展时，就以它的产业能在世界市场上与美、欧国家的产业竞争为目标。因此，它在生产技术上、在产品设计上、在生产成本上、在生产规模上的各种决定都以这个目标为准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产品的质量要好、生产技术要高、成本要低；为了成本低，一方面生产的规模要大，另一方面劳动报酬要低。日本工人的工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以生产效率来计，比美国和西欧国家都要低，再加上国家鼓励储蓄的政策，所以国民储蓄率高，国民储蓄率高是经济发展中的好事，但是生产力快速下，低工资和高储蓄就造成供需之间严重的不平衡。

　　因此日本战后的发展虽然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就使得70年代后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日本国内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它必须得将商品出口；到了7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就必须要抵制日本的出口。日本战后的发展正是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垄断资本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就必须要再进一步提高技术，再进一步扩张生产规模，也就使生产设备的产能更加过剩。日本的资本家与美欧的资本家相比，更为勤奋、更为尽职，他们所制造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更大。

　　日本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进口替代发展资本主义成功是因为它当时具备了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条件，内在的条件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就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在的条件是日本在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体系中，占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美国从50年代冷战开始后，它需要在亚洲有一个能与它合作且又能由它控制的政治伙伴，在这个前提下，美国不但容纳而且鼓励日本发展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美国不但允许日本在贸易上的保护政策，并且给日本很多经济援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大国尚不存在严重的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日本成功的、快速的发展使得自60年代后世界性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四节 资本主义大国的繁荣与‘福利国家’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欧洲在大战刚结束时，一般人民中间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反美情绪，他们羡慕东欧国家人民在生活上所享有的保障，也就是因此，西欧国家的民主社会党才受到选民的支持。英国的工党首先在1945年的选举中得胜，这都表示人们不要再回到战前经济大恐慌时代毫无保障的生活。‘福利国家’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统治阶级的政治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执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他们看到战时国家大量支出使经济得以复苏，从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认识到国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虽然在战争结束后的前20多年中，资本主义的繁荣主要不是靠凯恩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国家灵活的应用凯恩斯政策，对缩短和减轻经济循环中的萧条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在顺利积累中，资本进一步扩大和集中，并且向外扩张；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型企业也在50年代和60年代后向外扩张。

　　从大战结束直到60年代底的20多年中，西欧各国的国民所得的实质年成长率一直都维持在3%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工人生产效率在新建的生产设备下增长很快。在经济快速成长下，西欧国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在充分就业下，工资上升，劳动人口生活水平提高。在西欧国家和美国，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国家进入社会福利的领域。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像早在19世纪英国工业化时，最残酷无情的社会中，也都有所谓贫穷法之类的救济。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要增值必须要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私人资本家在经济萧条时，可以将工人解雇，但是失业的工人还是得有一条活路；同时人若真活不下去，就要起来造反，社会也就不可能安定。在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美国的社会到了革命的边缘，是罗斯福新政对资本做了一些必要的限制，对劳工给予一定的保障，才挽救了资本主义。

　　在战后这一段时期，国家设立起许多有利于大众的社会福利，所以被称为‘福利国家’，也有人把这样‘福利国家’的设施看成一种资本积累方式，并命名为‘福特式的资本积累’。这些人认为这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时，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可以达成一种独特的组合，使资本、国家和工会联合起来协调生产，并且与消费相配合，在这个组合下便利资本积累顺利地进行。赞成这样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政治家，主要是欧洲的民主社会党和美国的民主党成员。他们认为这样的积累方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经济大恐慌时供给超过需求，而产生的严重的不平衡，进而导致生产必须停顿，资本积累必须终止。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怀念战后前20多年的一段日子，他们看到在国家的干涉和参与下，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福利国家’的政策下，人们可以免去自由市场中最残酷的鞭策，资本在国家管制下不能为所欲为，人民生活上的一般基本在需要得到了保障；因此，残酷的资本主义终于有了它仁慈的一面。

　　我们有必要去了解战后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是‘福利国家’或是‘福特式的资本积累’都不只是存在于空想的或只是概念的范畴，而是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福利国家’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改革可以遵循的一个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福利国家’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实现，但是到了70年代初之后，资本主义危机再度出现时，这种形式的资本积累就不能再继续。在此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经过了全面重整。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战后危机时，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都起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将在第六章中加以说明。

　　‘福利国家’、政治斗争、资本积累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20年中，表面看来在美国和西欧出现了一片繁荣的社会，没有被注意到的是50年代的美国，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着，美国的左派在这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残酷的浩劫。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因为即使在战后的繁荣和安定的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对阶级斗争进一步了解，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

　　在大战的几年中，美国的工会接受了政府的冻结工资和不罢工的规定来支持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工会领袖看到英国工党的胜利，也重整旗鼓准备用新的策略来争取战后生产恢复成果中的一份。1945年，美国汽车工会提出工会在战后对经济繁荣将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汽车工会的主席Richard Frankensteen认为社会购买力一定要随着生产的增加而扩大，否则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足够的市场，又要回到大恐慌时代生产过剩的问题。他认为资方一定要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他指出如果在提高工资的同时，汽车公司将汽车加价，工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买汽车。Frankensteen代表汽车工会要求资方将工资增加30％，但不许汽车公司将汽车加价的要求，这时美国商务部部长Henry Wallace （当年罗斯福政府内阁中的劳工部长），亦站在工人这边说汽车公司即使工人的工资将工人的工资增加25％，同时维持之汽车价格不变，也还可以赚得利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全国各地大批工人为了争取工资和解决许多不合理的工厂规则而参加了罢工。仅在当年九月和十月两个月中，底特律就有85,000人罢工，到了当年11月时，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谈判破裂，汽车工会的22万五千万会员在80％的赞成票中通过罢工；除了汽车工人罢工外，电气工人、屠宰场的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跟着罢工。到了次年一月，罢工人数增加到160万人；在1946年，又有煤矿工人、铁路工人、教师、公共事业工人和市政府工人总共450万人罢工，达到美国历史上罢工人数的最高点。这些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所作的牺牲，以及战后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质工资下降。

　　汽车工会工人的罢工坚持了一百十三夭，到1946年03月才结束。汽车工会与通用汽车达成协议，工会原来要求每小时工资增加1.95角，并且要求汽车不涨价。在谈判中，资方认为工资可以在商谈中决定，但是汽车加价与否的决定是属于资方管理的权力范围，工会无权过问。谈判僵持了很久，在这期间，许多罢工的工人生活发生困难，有不少工人因为付不出房贷，而接到银行即将把房屋收回的通知，也有好些人因为欠缴水电费而被停水、断电。在这样工会会员生活上的压力下，工会只好与资方达成协议。工会与通用公司所签的合同中，工资每小时增加1.80角，合同中就不再提汽车加价与否的事。罢工结束两个月后，通用就将车价提高。

　　美国工运历史学家Steve Babson对这次的罢工和所达成的协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45--1946年的几次经罢工所达成的协议，就成了战后相当长一段日子工会与资方彼此互相对待的模式。一方面工会证明了虽然资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们有力量来为工人争取到相当可观的工资的增加；另一方面，大企业也证明它们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资后将它们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高。在价格提高后，资方不但补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涨。’

　　Babson还说在战后的十年中即使物价不断上涨，汽车的需求还是不断的增加。在汽车生产不断的扩张中利润跟着上升。在战后的十年中，通用公司的利润遥遥领先，每年投资的利润高达125%。在这经济繁荣的十年中，底特律汽车工人的生活改善很多，他们的实质工资比十年前增加了40％。除了工资增加外，工会工人的福利也增加了很多，其中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伤残保险、每年可享有的病假和年假也不断的增加。另外，在后来的合同中又加入了失业补贴金，除国家的失业救济金外，工人可享有长达一年的失业补助，使他们在失业时，每月的失业救济金和头失的补助金的总合相等于工资的95％。在由工会代表与资方集体的谈判中，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有改善。在工会工人的福利和工资不断上涨中，工人提高了消费，消费的提高又进一步帮助了战后的繁荣。

　　但是Babson也说在这战后的十年中，失业和贫穷并没有消失，像在1958年经济萧条时，全国失业率接近7%，底特律的失业率高达17％。在美国北部城市里的贫民窟和南部的农村中的许多人长年都没有工作，过着贫困的生活。

　　1946年，美国的共和党在16年后，再一次控制国会，反共的保守派开始一连串的立法来打击新政时期留下来的比较有进步性的立法。麦卡锡和尼克森在1945--1957年间，利用国会非美国活动委员会的名义展开了对左派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镇压。他们打击工会的领袖、教师、公务员、进步的知识分子，甚至有进步思想的好莱坞制片人。这个非美国活动委员会没有证据的把许多进步人士打击成颠覆分子，使得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失去工作。这些人的朋友被迫与他们划清界线，使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发生困难，而且在精神上也饱受折磨，在孤立的生活中奋斗挣扎。

　　1945--1946年间罢工的规模之大，超出美国资产阶级执政者的意料，因此他们赶忙筹划对策。通用汽车工人罢工刚结束一个星期，杜鲁门总统就提出一个对付未来罢工的提案。这个提案要求国会给总统制止罢工的权力，在工人不肯结束罢工时，总统有权将征召罢工的工人并送到军队去。虽然这个提案后来没有送去国会，但1947年时，国会通过一个专门对付工会的劳工法叫Taft-Hartley Act。这个法案被杜鲁门否决之后，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Taft-Hartley Act中规定所有同情罢工工人而采取的支持罢工的行动全属非法（其中包括支持罢工的示威和抵制非工会工人生产的商品）。不仅如此，在这条法律下，州政府可以各自通过法律来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美国当政者认识到美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所以这条新劳工法还规定所有在工会有职位的人必须要宣誓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样的规定是为了要铲除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力。

　　20世纪初，美国工会运动蓬勃发展，这时的工会运动是以组织非技术的产业工人为主。从一开始，美国共产党就是组织产业工人工会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各产业工人工会成立时，它们的领导人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各产业工人工会组成它们的总工会（简称CIO）。CIO在政治主张上比技术工人工会（简称 AFL）要进步，也比较能从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着眼。在经济大恐慌时，共产党组织了失业工人，领导他们做政治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在Taft-Hartley Act和麦卡锡用非美国活动委员会的配合下，美国的左派受了严厉的政治打击。工会开除了一百万在工会有职位的共产党员，清除了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从此之后，CIO的各种做法就越来越与AFL难有区别。之后AFL与CIO合并，美国工会停止了在体制之外的政治斗争。在体制内工人没有政党，在政治上，工会依附在民主党之下。在选举中工会为民主党争选票，民主党则支持较有利于工会的立法做为交换。

　　这样的发展与后来工会支持美国对外侵略战争，包括工会对美国的韩国与越南的侵略战争，以及工会支持美国在国外的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总工会并与中央情报调查局合作来渗透和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会运动。此后，美国工会停止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斗争，全心致力于争取工会会员的经济利益，不去考虑工会会员以外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增加的确有助于美国战后国内市场的扩张和经济的成长，说明了福特主义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随着工资的上涨，资本也就进一步加速提高自动化的生产技术，减少工会的会员。工会的力量也就从50年代后逐渐式微，随着自动化的改革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比例的下降，工会人数总额不断下降。到了80年代时，美国工会已经丧失了抵挡来自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力量的攻击。

　　在美国战后的20多年中，工人的生活的确有很大的改善，这样的改善也有助于经济的繁荣。但是一方面这样的改善并不是来自资本家的恩惠。在这些年中，美国的国民所得和财产的分配比较平均，但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主持公正的结果。就像上面所说的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了解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美国战后的繁荣和安定的背后隐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福利国家’政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到了70年代因生产设备再度过剩而使竞争更为激烈后，资本必须要考虑新的资本积累的策略。

　　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协助资本顺利进行积累。它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有利于资本进行积累的相应政策。经济大恐慌时的罗斯福新政，战后前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和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当时资本积累的特殊需要与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任务。资产阶级国家可以灵活的从‘福利国家’的政策转变到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响应了新情势的需要。

第五节 30年代改革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70年代初，资本主义进入战后第一次危机时，主流经济学界一般都认为战后的经济结构经过了彻底的改变，因此像经济大恐慌时那么大规模的、那么深的和那么持久的危机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到底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政策对战后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什么影响？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30年代的改革有没有解决第二章开头所讲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二次大战之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在经济景气稍差时，国家就用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的财政政策来扩张社会总需求。中央银行也会用增加货币供给量来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和降低利率，以便刺激投资。由凯恩斯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干预，使得战后循环性的经济萧条幅度要比没有政治干预来得小，萧条的时间也较短。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干预，而使得循环性的经济萧条没有能发展到底。第二章中曾解释过在资本主义的运转中，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在萧条中一部分剩余产能会被销毁，给未来的新投资创造了机会。但是当国家用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进行干预时，使得经济萧条不能发展到底，也就是说萧条的程度不够深，时间也不够长，因此破产的企业就要比没有干预来得少。许多企业可以勉强撑过难关，等到景气稍好后又可以重新恢复经营了。如果在每一次经济萧条时，政府都用政策来干预，许多剩余的产能都没有能在每几年一次的萧条中经过较彻底的大清除，剩余的产能就会堆积起来而且越堆越多，问题也就越严重，到了一定程度，就非要大清理一番。因此，凯恩斯的国内经济政策虽然对经济有正面的帮助，但是也有它的后遗症。

　　凯恩斯的国际经济政策对战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他所提出的国际货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他还是同意了用国际货币基金做世界的中央银行，用美元做为世界货币。凯恩斯没有能预见1973年固定汇率解体，和在那之后到今天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的混乱和经济的危机。今天我们要了解垄断资本‘全球化’背后的动力，我们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有深入的了解。70年代初，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解体后，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危机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详细谈到。

　　罗斯福的新政证明了：工人联合起来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跟资本家谈判，对资本主义整体来说不是件坏事。对各别资本家来说，成本虽然提高了，但是工人在工会的限制下不会动不动就要罢工。在没有工会的时候，资本家无法控制工人不定期的罢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损失。在资本家和工会每几年就订一次的合同中，工会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但资本家保有在工资上升后将产品价格上涨的权力。对资本主义整体来说工人阶级较高的工资可以增加消费的支出，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下，大量增加了商品供给，工资的增长有助于社会总生产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像汽车虽然在20世纪初开始生产，但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工人，要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买得起汽车。罗斯福新政下的福利制度，也增加了经济稳定的因子，原因是失业救济已经通过立法变成法律了，工人一但失业马上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工人领到的失业救济金虽然没有工作时的工资那么高，但是总比经济大恐慌时完全没有收入要好得多。有收入就有消费，经济也就不会不停的向下跌。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在二次大战后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但是到了70年代危机开始后，这些政策对垄断资本的积累失去了功效，这个经过将在第六章中讨论。

　　这一章从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的原因谈起。虽然战后繁荣的原因有好几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大国中不存在着剩余的产能。之后，谈到美国和西欧在经济繁荣中所建立起‘福利国家’的背后发展，并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在战后前一时期的繁荣中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并说明在这阶级斗争中，国家所扮演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在这20多年中，‘福利国家’和凯恩斯都有助于经济繁荣，但是它们却不是繁荣的原因。

注：《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巨流图书公司(2005)，作者简介：金宝瑜，毕业于东海大学经济系；Bryn Mawr College 经济系博士；Marygrove College(Detroit，Michigan)荣誉退休教授；曾任东海大学经济系、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